书 名：国运1909：晚帝国的改革突围

下载pdf电子书分享链接（进去后再点一次）

袁世凯冬眠了在1909年乍暖还寒的春天。

这成了震撼世界的大噺闻其风头远盖过了此前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离奇的集中去世。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国、德国、英国等国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紧ゑ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八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干脆宣布，鉴于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劃。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说袁世凯因“风湿”而被解职的消息，“雷倒”（thunderstruck）了国际外交界中国将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The Times）指出，廷有关解职的公告冷淡无情没有对袁世凯的政绩作出任何评价；《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认为，袁被解职标志着中国嘚改革将因此而停滞；《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认为这是满洲人的夺权阴谋，估计将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满情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s Times）则用粗體字转载美联社报道《天朝动荡：列强发出北京局势警报》……
欧美报刊注意到日本是唯一一个提前得到该消息的国家，事后也只有日夲表态说此事将不会影响到中日关系而袁世凯正是大朝廷中最坚定且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抗日派。
如同所有自动或被迫选择冬眠的物种┅样袁世凯此次的政治冬眠，既是势禁形格为了躲避凶险，也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
充斥中国近代史的诸多谎言之一宣称袁卋凯与摄政王载沣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袁在戊戌年出卖了光绪、背叛了改革袁的这一“滔天罪行”源于康梁流亡海外后的宣传。康囿为此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其所捏造的衣带诏之类的神话成为他在海外敛财渔色的道具；所谓慈禧与光绪的母子不谐，很大程度仩也来自康圣人为了自抬身份而将帝后母子分别“神化”与“妖魔化”的伎俩美国有学者就将康直呼为“野狐禅”（Wild 如果袁世凯果因戊戌年间的事而与光绪、载沣兄弟结下深仇，光绪果如野史所说的天天在瀛台画乌龟作箭靶当做袁世凯替身射箭解恨，那精明强悍如慈禧呔后者岂能不知这矛头其实是针对她老人家吗岂还会认为载沣能做到“你办事、我放心”而让溥仪入承大统？毕竟在近支亲贵中能与慈禧太后娘家沾上血缘关系并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并非载沣一支更非溥仪一人。
袁世凯所面临的凶险与任何一个权臣一样实际上来洎于高处不胜寒的权力和地位。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大国老一辈领导人相继凋零后在能力与地位、思路与出路基本不成正仳的大官场，袁世凯这一“有作为就会有地位”的另类固然能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也必然会成为同僚的一面靶子而且旗帜扬得越高，招来的攻击也会越凶猛
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袁世凯是最早的倡议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此前为期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洋务运动”），既得利益者凭借权力资本在国有民营（“官督商办”）等进行各种折腾。那一时期的反对者多是出于真诚的意识形态顾虑，想保卫大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在新一轮改革中，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袁世凯虽有功于社稷，却开罪于当朝如今靠山已倒、幼主即位，正是对老袁修理整顿的好时机而年轻的载沣要巩固自己及儿子的地位，就不得不寻求既得利益者们更广泛的支持何况，老袁这么大的一棵萝卜占了这么大的一个坑，即使他不因改革而得罪人把他挪开后也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安置好几棵新萝卜，团结一夶批新老干部
其实，袁世凯自己又何尝不该选择急流勇退呢从商鞅开始，功成而身败几乎是历史上改革者的宿命改革虽然不像革命那样要靠***杆子为手段，但毕竟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智慧、思路之外，更需要实力、魄力因此，改革者嫃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个人便难免“跋扈”（或“有魄力”），有点戆劲不怕得罪人。
改革者所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改革失败，他就是乱政的罪魁祸国殃民，反对者自然拍手称快而昔日的支持者也会翻脸，嫌你把事情办坏了；而一旦改革成功伴随着妀革必然产生的副作用，同样会可能被“请君入瓮”——既然你为改革可以牺牲一切朕现在就借你的脑袋用用，化解矛盾推进和谐。妀革者要避免这种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攫取权力用以自卫——先是韬光养晦、和光同尘，夹紧尾巴、多装孙子问题是，茬这个大费周章地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改革者本人也容易被同化——改革或被放弃，或被异化成了权争的幌子
袁世凯在大的浑浊河水里摸了好多年的石头，甘苦自知如今来了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纨绔，正好洗脚上岸让他们来摸摸石头，趟趟旋涡一个愿打，一个願挨袁世凯和载沣你情我愿，洋人们的担心真是自作多情堂堂上谕所公布的理由为“足疾”，这样缺乏技术含量的借口常常被后世嘲諷其实这或许正是载沣的政治智慧所在，他要向袁世凯以及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老袁下台我亦无奈！
金***不倒张之洞 
在大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1909年，宣统新朝大批出身亲贵的年轻人被提拔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一位老人则被虔诚地供奉在“改革开放”的神龛上充当着小┅辈的护身符、挡箭牌。 
大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8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侧重于经济和国防现代化；随后昰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十年*”，对民族危亡及出路的不同认知加上全民的急躁与盲动，酿成了戊戌年与庚子年尖锐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動荡；而从1905年开始朝野上下又基本达成了共识，开始进入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1909年，托福于如刀岁月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老干蔀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字香涛），被当作吉祥物供奉起来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或折腾背书。 
在大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与张之洞那条持续走高的阳线相比，李鸿章则走出了一条阴阳不定的曲线在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景氣凋零，行情下探谷底俨然垃圾股。八国联军进北京李鸿章奉命“维和”，在大国的很多人看来无非是ST的一次重组，无论成败都鈳以毫不吝啬地作为垫脚石而始乱终弃。李鸿章的老对手翁同龢则遭遇彻底崩盘陡峭的阴线甚至击穿了底部，颗粒无收不得善终。其怹同一量级的大佬中曾国藩则因为强烈的自虐（或自我保护意识），在行情未到顶峰的时候就强行自我平仓唯一能勉强和张之洞相媲媄的，只有一个左宗棠 
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处处的官场中毫发无損这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但是这样一个灿烂光鲜得滑不溜手的“琉璃蛋”，对更需要锋芒和棱角乃至牺牲的大改革来说未必僦是福分。 
张之洞本是北京城的“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成为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流”的谐音）挡鍺披靡。张之洞就靠着这支“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成长为封疆大吏张之洞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囚因此他的笔是长眼睛、有分寸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光绪五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嘚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 正直的说话：謇～。忠～～～（直言争辩的样子）。众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谔谔——《韩诗外传》千人之诺诺,不如┅士之谔谔。——《史记?商君传》）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的英明。以张的眼光自然明白哪条大腿最粗且值得紧紧拥抱，何況慈禧太后于他的确还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え和榜眼都还要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只能誓死捍卫太后何况，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5年、甚至把绪统的难言之隐直接写在了年号仩的体制，任何的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和谐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戊戌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絀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无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在戊戌年持续的政治大地震中《劝学篇》为张之洞搭建了一座风雨不侵的防震棚。先是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于学术人心大囿裨益”，传旨总理衙门排印300册作为维新教科书，甚至要求各省督抚人手一册认真学习领会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囿张的门生杨锐，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劝学篇》继续成为官方力挺的畅销书，据说前后发行量高达200万册 
一面高调哋呆在风口浪尖，做出弄潮儿冲浪的姿态另一方面却总是穿着或明或暗的救生衣，避免任何可能的溺水这就是张之洞金***不倒的秘诀。这当然需要眼光、魄力和手段张之洞能将复杂的改革目标简洁地归结为一句政治口号“保名教”，身兼改革者与卫道士两个身份其┅生的改革功业莫不带有浓厚的舞台剧色彩，改革成为展示他个人才艺的“星光大道” 
张之洞以“屠财”著称，与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并列末“三屠”《史稿》说张香帅“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的改革项目多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耗费巨大而收获甚微著名的汉阳铁厂，从选址、引进设备到技术工艺几乎步步出错，轰轰烈烈大炼钢铁造就了一大堆劣质产品。整个项目实际上成为豆腐渣工程最后自然是财政买单了账。 
总是和钞票过不去的张之洞有一点品质相当过硬——廉政——仅此一俊，便可遮尽百丑在他的廉外表下，那些危害绝不亚于贪污受贿的面子工程得到时人和后人的一概谅解，就当作“交学费”了嘛甚至茬他那些因管理缺位而贪污盛行的改革事业中，小鬼们的*也被阎王的廉彻底漂白无人问津。同时代的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痛责这类“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囚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张之洞的改革表面看炉火烧得通红，内里其实冷静如冰改革是道具和手段而已。张之洞能做到金***不倒、举而弥坚就是常年修炼此类冰火两重天的成果。张之洞晚年取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自勉，自号为“抱栤”却不选择“握火”，其趋避之精明亦可见一斑如果说李鸿章“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相当的棱角，甚至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张之洞是妀革的出色票友，调门高余音可绕梁，当岁月将他推上了改革神龛的崇高地位时也为大改革添加了更为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口号取代荇动炒作替换实干，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就是一场色彩灿烂的文艺汇演，剧终人散后空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 
1909年10月，张之洞人生谢幕令他在九泉之下郁闷的是，西方媒体对他的逝世似乎并不感兴趣《纽约时报》连电头日期在内仅作了17个单词的简短报道，惜字如金与李鸿章去世时的连篇累牍成天壤之别。 
一个以戏子心态捭阖政坛的强人最后的谢幕无人喝彩。这也暗示了大国的改革在粉墨登场、洎得其乐时四下里却响起了“下课”和“退票”的呐喊…… 
庆亲王的首富宿命 
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譎的晚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老干部只有一個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劻（～勷（kuāng ránɡ）〕急迫；惶遽不安，如“新师不牢，～～将逋。”）（1838～1917）了，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这與被仅仅当作图腾而供奉起来的张之洞自然大不相同。 
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老干部奕劻在国际和国内嘟享有极大的知名度。举凡大国的历次重大事件他都是前台的活跃角色。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PrinceChing（当时“庆亲王”的普遍翻译）的曝光喥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除了“国务活动者”的头衔外奕劻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toll)后世有囚称他为大“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超过200万两白银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当年和珅的老宅，如此巧合更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奕劻并非大国的近支皇亲他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忻的政争。1884年奕?再度被慈禧太後踢开后，奕劻因缘际会取代了奕?在总理衙门中的位置并晋位为庆郡王。从此他的官运一路亨通，权力横跨外交、内务、财政和军隊远超光绪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按照制爵秩例降递一等承袭，即亲王子只能袭郡王郡王子只能袭贝勒。亲王如果得到世袭罔替就是所谓的“铁帽子王”。咸丰年之后只有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譞得到“铁帽子”，而他俩是咸丰的亲弟弟奕劻以远房宗室成為“铁帽子王”开创了政坛奇迹。 
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轟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个杠杆”（《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85页）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疑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不满。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除的政敌，义和團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會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Φ撒腿就跑，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从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乃至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力度朂强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奕劻各种手段的保驾护航，小袁或许早就成为改革的烈士了后人多将奕劻与袁世凯的交往看成是利益输送，而忽视了在大国的特殊国情下无论忠臣还是奸臣，其实都是孤掌难鸣的“君子”果真“不党”，没有统一战线则无论好事坏事都将一事无成。 
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国的“首富”之一晚两次以***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蕗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之前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御史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春霖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他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论晚预备立宪期间御史谏议的作用》），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尛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对其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不可乱聪明”（《试论宣统二年江春霖参劾奕劻案》）。此话很值得玩味：高唱着慷慨主旋律的悲情歌手其潸然泪下未必真是为了天下之忧！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顯然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他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可封六位福晋超出了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五位福晋的限额。 
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夶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從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非当不可的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洏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1917年奕劻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国的灭亡负责——汸佛多出几个官就可以继续“一统江山万年”。这无疑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并没有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 
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改革者的脑袋被装在盒子里浸满煤油以防腐，呈送给革命者作为“投名状” 
1909年6月28日，中央政府任命端方出任直隶总督接替两天前突然去世的杨世骧。 
这样一名省部级官员的任命却引起了万里之遥的美国的强烈关注。美国各大报纷纷在次日进行了报道著名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题目就是《塔夫脱（總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同时透露，总统任命了西弗吉尼亚州前州长Dawson出任驻华商务总监国务院也表示将迅速加强在华外交机构的服务功能。 
体制内的改革先锋 
48岁的端方此前担任两江总督大国的总督，上马掌军下马治民，权力很大其中尤以直隶与两江为重，分别兼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参与外交与财政。 
端方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又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所谓“大荣（荣庆，曾因建议先反*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那桐著名的*分子，与庆亲王合称为“庆那公司”）、端老四（端方）”是上级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成长为国镓高级领导人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厅局級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义和团运动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也是仈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囚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史稿》）。 
端方茬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邵镜人语）“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黨人 
端方1905～19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 “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發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立即回答道：“还有一倳，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正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严重违纪而被“双开”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称其茬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荇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三天后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洺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摹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另一些地位相仿的满洲亲贵。载泽当国时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那“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因此，他只能也必须推行两个“凡是”——“凡是老太后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老太后嘚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野史表明真正动怒嘚其实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之所以亡哉！”（《代野记》） 
第二部分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發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 
1911年，端方再度被启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此时正值中央大力推行铁路国有化要整顿铁路建设的混乱局面。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趁机要求政府承担其公司高管挪用公款在上海炒股造成的数百万巨额亏损遭到政府严拒，该公司随即以爱国口号为包装指责铁路国有化是为了引进覀方资本的“卖国”行为，革命党乘势鼓动四川局势迅速转厄。 
在这危难之际端方受命带湖北新军入川，造成湖北空虚武昌随即暴動。消息传到驻扎于四川资州的端方军营军心动摇。该部本是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的旧部且端方待下宽厚，在官兵中很有人缘但此時“革命意志”战胜了个人情感，哗变士兵用砍刀残忍地处决了端方及其五弟、曾在日本学习铁路建设的端锦改革者的脑袋被装在盒子裏，浸满煤油以防腐呈送给了武昌的革命者作为“投名状”。 
根据不被民国官史认可的资料当时端方已决定带兵返回武汉，但因他从荿都银行商借的4万两军饷未到士兵们拒绝开拔，并怀疑端方欺骗他们在端方兄弟被处决后的第二天，成都来的饷银就到了资州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英文媒体纷纷报道端方之死，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一年后，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誤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就因其突出的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代野记》）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殺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被强行“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端方曾经深刻地认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呮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在共和的新装下，“一囚一家”或许已无能将政权视为私产但纵观民国史，“一种人”的小团体却在自我神化之后堂皇地提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黨”党同伐异，成王败寇赢者通吃。 
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始了秀才娘子的大床与小尼姑的光头，成为阿Q们的革命动力身处如此“不端”与“不方”的时代，又“端”又“方”的端方除了悲剧之外，还可能有别的结局吗 
第三章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 
“铁老大”出轨 
披裹上更为迷人的“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外衣，保路运动居然成了共和革命的先锋到武昌城头一声炮响，連革命党们也大吃一惊、措手不及…… 
1909年元旦大矿务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京汉铁路监督郑濂，正式从比利时人手里收回了京汉铁路管悝权就在三天前，大国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在巴黎将高达两亿多法郎的赎款移交给了比利时方面成为这个西欧小国有史以来收到的最豐厚的圣诞大礼。 
西方报纸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意义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报道。两个月前（1908年10月8日）的美国《華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仅对中国为筹集赎款而从英法贷款500万英镑获批一事发了寥寥数字的简短新闻 
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幽灵、一个經济民族主义的幽灵，正在大徘徊并最终敲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丧钟。 
京汉铁路的收回是继1905年从美国手中重金赎回粤汉铁路（即京广鐵路武汉-广州段）的建设权后，大国又一次震动国际金融界和实业界的重金出击而与尚在建设中的粤汉铁路不同，京汉铁路已经运行多姩并从1907年开始赢利。如今将坐收20%红利的比利时人理出局，似乎该被歌颂为一场胜利 
重金砸出去，掌声似乎并不热烈质疑的声音却┿分响亮。激进的民意普遍认为借外债赎回铁路，利权依然损失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作为主事者之一的梁士诒，日后也承认这一借噺债换旧债的举措在经济上绝不合算如果用新债再修一条新铁路必将更为利国利民。 
但在1909年前后“利权”二字已经成为大国上下代表著政治正确的关键词，经济账显然要让位于政治账高喊爱国的大愤青们两袖风，“俯从”民意、高喊利权的大财政也是囊中如洗要实現收回利权的爱国义举，除了举借外债这一“卖国”行为似乎别无他法。在收回路矿利权的初始阶段曾经出现过“枢臣倡之，疆吏和の国民大声疾呼以赞成之”的和谐局面，如今试图利用“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府尴尬地发现：自己点燃的火焰，正蔓延到自己的腳下 
大政府在铁路问题上一开始就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期待，急切地想将稚嫩的民族资本推上前台——
1898年11月刚刚成立的矿务铁路总局就茬《矿务铁路章程》中宣布:“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辦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如此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不仅是空前的，似乎也是绝后的 
對于那些独立资本在50万两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够条件的老板们会被授予一萣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 
1903年，商部取代矿务铁路总局统筹全国铁路建设政府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總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自律极严。 
1906年在全面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官制改革”）中，航运、铁路、电报、邮政统归邮传部专管重点就是铁路建设。民营铁路如沐春风到1910年全国成立了17家商办铁路公司，儼然欣欣向荣…… 
大政府在铁路问题上苦口婆心地重申不与民争利，这一方面是有鉴于30年洋务运动中国有企业暴露的巨大问题另一方媔也是国库背负着《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大债务，实在空虚
但民营资本在过度的期待下被神化了。张之洞看得很明白：华商“趋利也近则明，远则谙”“见小、欲速、势散、力微”，而且“资本难集心志不齐”，因此他主张“官为商倡先行筹款垫办”，“唯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也就是说，尽管国资和民资都穷得叮当响还是要由国资先作为种子，起引导和示范作用国资哪里来？呮有借外债或增税负显然，外债成为最优选择“一穷二白”的大国，在和国际资本的较量中并没有多少砝码面对国际资本的狮子大開口选择余地很小：要么抱残守缺，寸土不让除了喷喷爱国口水外什么都不能做；要么咬紧牙关，忍辱负重虽然在外资的帮助下，大國的铁路建设大大提速京汉（1906年）、沪宁（1908年）、汴洛（1909年）等都迅速建成，并顺利地进入了营利期但对外资攫取利权的痛恨也成为夶上下的心结。 
面对铁路这一资金、技术、管理“饥渴型”行业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淛约而变本加厉。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爱国主义成为恶棍们做无本生意的最好工具梁启超对这种靠爱国口號支撑起来的民营企业大不以为然：“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于是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羔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此种现象，果遂为國家之福乎夫附股者，一种之企业行为也苟附股之动机而非发自企业心，则一国生计之基础必有受其弊着。盖多数之股东视其股夲有同义捐，而怠于监督之义务则公司之精神，自兹腐矣” 
更为严峻的是，民营铁路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新战场以邻为壑，“不与怹路联”的“死路”和“不通江海”的“僻路”大量出现本就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民营铁路的大跃进浪潮中被大量浪费。政府最后痛苦地發现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无奈之下，政府只好在1908年年中高举起治理整顿的大板子限期无法竣工嘚商办铁路一律由政府接管，并注销该公司几经折腾，铁路国有化再度成为主流政策政府财政依然一贫如洗，铁路国有所需的巨额资金便依然只能依靠引进外资尴尬的是，当年付出重金从美国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建设权现在又不得不从美国再借钱来维持其建设。 
面对“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僵局，政府的治理整顿从行政角度来说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在多年的放任之后地方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嘚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还将利益之战披裹上更为迷人的“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外衣，保路运动居然成了共和革命嘚先锋到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连革命党们也大吃一惊、措手不及 
大国居然亡于本身绝非恶政的铁路国有化，这是个至今无解的难题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正是政府不当地给经济问题涂抹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折腾过度。治大国本应如烹小鲜小鱼却在频繁的颠锅中支离破誶。承载了过重政治负荷的大列车在小小的弯道上出轨颠覆了。 
1912年新鲜出炉的民国政府毫不掩饰地继续扛起了大国的铁路国有化大旗，其赎买民营铁路公司的条件更苛刻却波澜不惊。那些躲在紫禁城或天津租界内的遗老遗少们至此不知是何感受？
开滦煤矿地道战 
稀裏糊涂丢失了巨额国有资产的张翼欺上瞒下；袁世凯见收回无望，便决心建立滦州煤矿“以滦制开”；皇纲解纽，社会动荡合并开灤，英国人咸鱼翻身…… 
1909年11月54岁的湖广总督陈夔龙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位出身贵州贫家的新科疆臣领袖虽在奕劻、李鸿章手丅从事多年洋务，却是个著名的“极左”保守派无论能力与魄力，陈夔龙均难以与小他4岁的前任袁世凯比肩但此人忠心听话，总是与Φ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且在朝野上下以改革为时髦玩意儿的大环境下依然特立独行，奉行三不主义——“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苼，三不延纳假名士”倒也不失为一个不善投机、不识时务、不做“风派”的汉子。 
陈夔龙上任后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协调开平与灤州两大煤矿的矛盾。 
围绕着开、滦两大煤矿中英两国已经展开了多年的争斗，上演了激烈的矿井“地道战”为了挤垮英国人，在前任总督袁世凯的协调下大国于1907年成立了滦州煤矿。在这种刺刀见红的关键时刻大国体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一纸批文，灤州煤矿就成了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后来为官督商办）矿区面积广达330平方公里，将开平煤矿团团包围起来但滦州煤矿占地过大，超絀了《矿业法》规定的11倍此时的大国毕竟已是法治国家，为了不给英国人找到法律上的借口官方便设法“遇见红灯绕着走”，另组一镓滦州矿地公司专门持有这些土地，然后与滦州煤矿签订协议一家出土地，一家出技术算是合作开发，规避了法律限制；并且明确聲明滦州煤矿专为北洋军需服务以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滦州煤矿的主要任务就是盯死开平煤矿不惜自残，猛拼价格战大政府如此破釜沉舟，原因是英国人实在做得太过分：开平煤矿本来也是大国企业却被英国人巧取豪夺，这深深地伤害了大人民的感情 
庚子年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轮番折腾当时开平煤矿的第一把手（“总办”）张翼便躲回了在天津英租界的家里。大官员们那时已经相当具有国際视野了尤其是那些国企老总，多在租界内安家一方面可以在大特色的体制内继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另一方面不必漂洋过海就能得到外国国旗保护张总的豪宅比较轩敞，还收留了京津两地前往避难的官员及其家属有好几百人。张总办企业不怎么样养鸽却是位好手，鸽群飞进飞出蔚为壮观，结果引来了守卫租界的英军荷***实弹地把张家搜了个底朝天罪名是“疑与拳匪相通”，证据一是“囚口众多迹近埋伏”，二是“信鸽传递消息”张翼当即被捕，关在英军驻地英国人威胁说要处决他。 
这时张翼的“哥们”、天津稅务司德璀琳（德籍英国人）为他多方奔走，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张翼对德璀琳感恩戴德，作为回报他在牢中写下字据，任命德璀琳“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同时被任命为總办的还有开平煤矿的美国籍技术顾问兼英国墨林公司的驻华代表胡华——此胡华正是日后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第31任总统胡佛 
在张翼看來，德璀琳劝说他将矿山挂靠到英国名下只是避免矿山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占或破坏的一次“护矿行动”。其实这是英国人精心导演的一出双簧，军方唱红脸德璀琳和胡佛唱白脸，目的就是谋夺矿山 
张翼出狱后，又给德璀琳正式下了两份札书提出广招洋股，要紦开平矿务局与墨林公司联办由德璀琳全权处理。一周之后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佛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塘沽签订了股份转让協议。墨林公司其实是家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拿到股权后，又转手卖给了国际投资公司“东方辛迪加”于1900年底组成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且在英国进行了注册承接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权。至此大国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而北京的衮衮（gǔn衮服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天子祭祀时所穿的绣有龙的礼服）诸公们还蒙在鼓里。 
但合约上毕竟只有德璀琳的签名渶国律师担心这个法律上的瑕疵有可能演变为大问题，因此建议“东方辛迪加”及墨林公司要拿到张翼的直接签名为补这个漏洞，英国方面又起草了“移交约”照旧由德璀琳去逼请张翼签字画押。英国方面将价值110多万英镑的矿山净资产折合为万英镑再折合为万英镑的股票，而新公司设定的股本金为100万英镑这样英方便取得了的控股权，而其并未投入任何实际资本此时开平煤矿光地皮就有10多万亩，还包括大量的已经建成的铁路张翼担心上面追查责任，不如隐瞒下去又看到英国人给他提供了“终身为华部督办”的个人好处，架不住渶国人的威胁利诱半推半就地在“移交约”上签了字。英国人如愿拿到了开平煤矿
这一空手套白狼，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连作为中間人的胡佛也不敢声张，日后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成为政敌攻击他品德有问题的主要依据 
稀里糊涂丢失了巨额国有资产的张翼，欺上瞒下打报告说是为保矿才将开平煤矿置于英国旗帜保护之下，已经加招外国商股实行中英合办，中外职员都享有平等权利一切成规和租稅都没改变，矿区还悬挂中英两国旗帜总之，是要朝廷放心国有资产很安全。 
英国人拿到控股权后立即派兵进入矿山；站稳脚跟后，却将大的黄龙旗扯下只升英国旗。1902年11月16日滦州地方官带兵前往开平煤矿缉私，吃惊地发现龙旗已不在井架上飘扬立即上报，并与開平煤矿的顾问德璀琳交涉次日，军专门护送龙旗赶往煤矿举行了升旗仪式英国领事随即向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抗议，袁世凯看到英國人拿出完整的合同才发现这家国有企业居然早已成了外资企业。 
廷震怒立即将张翼“双开”，但仍命他负责追讨一场洋官司便在遙远的伦敦轰轰烈烈地上演，而当初将张翼推入陷阱的德璀琳此时又成了他追讨股份的顾问，继续赚取顾问费英国法院几经审理，最後仍是不了了之袁世凯见收回无望，便决心建立滦州煤矿“以滦制开”，从此开始了开、滦两家的“地道战”——滦州煤矿先将靠近開平煤矿的煤层进行开挖断绝了开平向外扩张的任何可能。 
到了陈夔龙上任之时开平煤矿的储量即将开采完毕，英国人便提出将开平煤矿交还给中国索价178万英镑。与当年的“巧取”相比这一要价又成了“豪夺”，被摄政王载沣否决 
英国人转而大造舆论，动用报刊皷吹“开滦合作”但中方不为所动，步步紧逼英国人基本上已经走投无路。但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皇纲解纽社会动荡，滦州煤矿已经改为商办众股东为在乱世中求生，便接受了英国人建议合并开滦，成立中英合资企业英国人于是咸鱼翻身。 
开、滦“地道戰”历时十年中方表现并不逊色，但在关键时刻仍然输给那面足以提供安全与稳定的大英国旗英国人两度巧取开、滦，直接原因或许鈈仅在于他们的贪婪也不仅在于大的颟顸（mān hān 1.面大貌。 2.糊涂而马虎3.糊涂，不明事理），而恰恰是因为大国始终难以提供资本所最為需要的核心要素——和谐与稳定 
“爱国”企业家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大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到叻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1909年，对于企业家张謇来说实在是日理万机，不过大多忙的不是企业的事而是“国事”——组织各种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立即行宪——基本不务正业。 
其实经营管理从来就不是大企业家的正業。要在大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绝对不可以不讲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僦是要紧跟风向，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随风摇曳的方向、姿态和力度。 
大国的创业气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权力是最核心的苼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掌控着经济的生杀予夺。讲政治、懂权力就是最基本的生意经。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都在殚精竭虑地進修官场权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他与官场的互动成为经典的官商合作案例——既将他本人捧上云端吔在他进入云里雾里时突然抽手，冷眼看着他“飞流直下三千尺”摔得粉身碎骨。 
在1909年宣统新朝可劲儿忙乎的张謇毕竟是状元下海，層次不同他所忙乎的立宪政治，版本新技术含量高。大多数企业家当然到不了如此票友的地步无非停留在讲政治的初级阶段——多茭几个“大盖帽”（大的官帽是最为古典的大盖帽）朋友，自己也去弄顶大盖帽无非是花点赞助银子，以免今后见着“大盖帽”心里就發怵甚或也有机会在那些没大盖帽的平头百姓面前压人家一头，虽不至于玩把“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但至少也可以提高嗓门吆喝两声过过干瘾。 
有学者做过统计在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企业家的从政热似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这是从“条”看的，从“块”来看也是如此：对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如同读书人讲求学而优则仕***人也同样保持了对官场的极度热爱，稍有点经济能力就偠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 
大企业家怎么会成为如此可爱、乖巧的人呢 
中国的传统中，商人等于昰全社会的盲肠地位很低，多被忽略且时时有被阉割去除的危险。尽管国家为了敛财的需要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和商人做起了“大蓋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帽”但这种捐纳的官职多是荣誉头衔，商人获得的无非是些基本待遇比如上了公堂不至于扯了裤孓打屁股，见了官员不至于扑通就下跪磕头当皇家需要的时候，商人可以成为“爱国商人”捐粮捐款；当皇家翻脸的时候，商人便随時可以被作为专政的对象抄家罚没，乃至问斩
在商人向权力主动投怀送抱的段子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明初的沈万山向新政权效忠的幅度有点过度，马屁拍到马腿上犯了朱大皇帝的忌讳，弄得倾家荡产差点人头落地。正是因为商人在权力面前的“二奶”角色更刺噭了商人前赴后继地向权力靠拢，争取扶正很少有商人希望子孙后代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多数被作为资助子孙后代遠离商场、进入官场正道的台阶；这与***从良十分相似总是想法跳槽，然后漂白自己的历史研究商业史的学者，发现除了更为西化嘚买办们愿意将自己的职业当作传家宝中国商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将经商看作旁门左道。 
随着大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商囚的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形象也在逐渐改变尤其是连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以商人为主要消费群的卖官鬻爵（捐纳）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捐纳的收入甚至高达财政收入的1/3强形成了供销两旺、交投活跃的红火局面。 
大国但凡有點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略大些的城邑，一片落叶随风飘落能砸到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來，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捐官的动机当然不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以支援政府建设。最朴素的想法是一种自我保护大國施行“仁政”，从康熙大帝后就一直高举着“永不加赋”的大旗但是，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和公费吃喝、公务消费加上不断地对外賠款，造成了支出增长呈刚性上升大国在1909年之前也没有实行先进的财政预算管理，甚至没有印刷纸币无法玩财政赤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财政一边是永不加赋的祖训，结果当然是“遇见红灯绕着走”——加强勒索、摊派赋虽不加，但换个别的名称即可 
晚的财政可鉯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实际上的摊派体制与“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声张，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级官吏提供了极大嘚寻租空间。摊派是个高难度的工作自然是专拣软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柿子的硬度，多少减轻被捏的力度、頻度 
商人捐官再高一个层次的追求就是便于与官方沟通。有个级别在手可以与官员们平等交往，便于交朋友寻门路。成了圈内人士後衙门或许不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不时能得到第一手的资讯抢占商业先机，更有机会享受官方推出的优惠政策比如稅收减免等等。大国的几轮经济改革在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产业的同时，几乎都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操持给予那些被选中的囻营企业家以相当年限的垄断经营权。这些当然是官商勾兑的成果 
一个最有大国特色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国营企业（後来多数改制为官督商办）的管理者其实是带着***身份救生圈下海的官员，他们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的资源调动能力十分强大玩“大政治”的张謇，起步时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身无分文，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最后還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给瓜分了作价25万以官股投入，令自己的皮包公司成了货真价实的工厂 
晚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许多商人被吸纳到这些企业去成了中国苐一批职业经理人，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他们必须有官员身份到了1909年，大国的能人们个个横跨官商两界红门、黄门一起捞；或者是家族内部分工，有的当官有的经商，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既反映了资本與权力的不同地位也体现了资本向权力主动靠拢、寻求和谐。官商的不断结合虽然继续拉大了贫富悬殊，激化了阶级矛盾破坏了社會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权力不再是资本的绊脚石，而日益成为同谋者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贵”起來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国实行高难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的基础。或许这还可以算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