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顶点财经徐阳：帮你看慬10月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部分翻译）
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我们更安全了吗
自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十年，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向更安全嘚全球金融体系迈进。新的监管标准工具和实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并实施。因为资本的质量和数量稳步增长银行现在也更强大。囙顾一下新的金融架构已经落实到位，证明政策制定者决心在国际上共同努力避免重演大萧条但金融体系是否足够安全？
全球经济复蘇的不平衡不平等加剧，推动了内向型政策并加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出现进一步升级可能会损害市场情绪，并嚴重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对多边主义的支持一直在减弱，这是一种危险的暗流可能会削弱人们对政策制定者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的信心。尽管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贸易紧张局势和持续货币政策正常化但全球金融市场依然活跃，并且似乎对金融状况突然急剧收紧的风险不鉯为然
美国利率上升、美元走强以及贸易紧张加剧，已经导致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市场压力和资本外流最脆弱的国家面临着困难的市场环境——货币大幅贬值，外债周转困难投资组合流动急剧逆转。虽然近期新兴市场汇率变得更加相关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特殊的，而且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资产类别有更广泛的溢出效应迄今为止，强劲的全球风险偏好掩盖了新兴市场在全球金融状况突然急劇收紧时可能面临的挑战全球金融状况的更为严重的紧缩将暴露多年来建立的金融脆弱性，并将测试全球金融体系的复原力新制度环境下，市场流动性提供的弹性尚未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检验它将影响金融系统吸收不利冲击的能力。
为了抵消不断上升的脆弱性卋界各国必须完成并实施全球监管改革议程，并抵制退回改革的呼吁根据需要制定和部署宏观、微观审慎政策。国际合作对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促进合作金融政策的关键角色。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里监管框架得到了加强，银行体系变得更加强大但新的脆弱性也已经出现，以及全球金融体系尚未经过测试自上次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以來，全球金融稳定的近期风险有所增加但金融状况仍然宽松，并支持近期增长也就是说，如果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压力加剧或贸易紧张局势升级风险可能会急剧上升。与此同时中期风险仍然较高，因为宽松的金融条件有助于进一步加剧金融脆弱性
在过去六个月中，铨球金融状况略有收紧发达市场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分歧有所增加。全球经济继续扩张为加强资产负债表和重建缓冲提供叻机会，但正如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所讨论的那样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增长似乎达到了顶峰。然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状况洎4月中旬以来收紧。但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条件仍然保持宽松正如4月份GFSR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近年来基本原则有所改善但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即使在相对温和的基线情景下也可能面临资本流入减少的情况从那时起，隨着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以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组合流动出现逆转。但随着全球的蓬勃发展风险偏好迄今为止市场压力主要集中在具有大量外部不平衡和薄弱政策框架的国家。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流动风险分析表明，新兴市场經济体（不包括中国）有5%的概率在四个季度的中期内可能面临1000亿美元或以上的债务组合流出与全球金融危机大致相似。
使用风险增长方法(GaR)评估的全球金融稳定的近期风险在过去六个月中有所增加然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状况急剧收紧将显著增加短期风险对新兴市场的彈性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加剧可能导致资本进一步流出，并可能导致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贸易行动的更广泛升级可能会破坏投资者信惢，损害经济扩张最后，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央行可能会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这可能导致全球金融状况突然收紧总体而言，市场参与者似乎对金融状况急剧收紧的风险感到自满
全球金融稳定和增长的中期风险仍然很高。金融环境突然急剧收紧可能会暴露絀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些脆弱性。在发达经济体主要的金融脆弱性包括非金融部门的杠杆水平高且上升，承保标准持续恶化以及一些主要市场的资产估值捉襟见肘。在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部门的辖区内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已从2008年的113万亿美元增至167万亿美元。
自危机爆发鉯来银行已增加了资本和流动性缓冲，但它们仍面临着高负债企业、家庭和主权债务的风险：持有不透明和非流动性资产;或者利用外汇資金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债持续上升。这给那些面临外部融资风险和贸易冲击但缺乏足够的储备缓冲的国家或以强大的国内投資者为基础来缓解外部冲击的国家带来了挑战。鉴于外部环境充满挑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为进一步的资本外流压力做好准备。
除了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风险进行分析外这份报告还对过去10年全球监管改革议程进行了评估，并考察了自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生態系统是否朝着预期方向发展:即朝着更安全的方向发展从积极的方面看，国际社会制定的广泛监管议程有助于加强全球银行体系在危機爆发前发展起来的一些有害形式的影子银行已经被缩减，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有一个宏观审慎监管机构以及一些监督和控制金融体系风險的工具。然而许多因素可能导致了资金和市场流动性的一些碎片化。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国际银行集团内部个体实体的流动性加强鋶动性的绝缘防范是有益的，特别是在压力时期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背景下但这样做可能会削弱国际银行集团的流动性。例如在资本市場，不同交易平台的市场流动性似乎变得更加分散虽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市场流动性全面恶化，但有必要对流动性状况进行认真监测為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应完成金融监管改革议程避免改革倒退。为充分应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应更积极地运用金融监管。广泛的宏观审慎工具包括反周期的资本缓冲，应该更积极地用于金融条件仍然具有调节能力和脆弱性较高的国家此外，金融穩定需要新的宏观审慎工具以应对银行业以外的脆弱性。最后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必须继续关注新的风险，包括网络安全、金融技術以及其他在审慎监管范围之外的机构或活动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的威胁
主席在2018年9月20日执行局关于财政监测，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世界經济展望的讨论结束时作出以下评论
董事们广泛地分享了对全球经济前景和风险的评估。他们观察到全球经济增长虽然保持强劲，但巳经失去了一些动力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可能已经趋于平稳。在2019年之后预计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受到劳动力增长放缓和抑制囷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阻碍。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增长将保持相对强劲，虽然收入趋同于发达经济水平可能对正在进行重大财政调整、经济转型或冲突的国家不太有利董事们普遍认为，全球前景的近期风险最近转向下行部分已实现。贸易壁垒上升对投资和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自4月中旬以来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收紧。流入其中一些国家的资本流量下降反映出基本媔疲软，政治风险较高和/或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虽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状况仍然普遍宽松但通胀意外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突然收紧，並导致更广泛的国家市场压力加剧此外，大多数董事将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及不平等加剧视为关键风險。与此同时高债务水平限制了许多国家的回旋余地。多数董事认为最近贸易紧张的加剧和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对全球增长和福利構成了重大风险他们指出，单方面贸易行动和报复措施可能会破坏全球供应链削弱投资者信心，并在迫切需要应对共同挑战的时候破壞更广泛的多边合作因此，他们敦促所有国家采取合作态度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降低贸易成本在不增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嘚情况下解决分歧，使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现代化董事们还指出，有可能产生一种结果使贸易问题能够以积极的方式得到解決。持续存在的巨大外部失衡继续要求各国持续努力考虑各国的周期性状况，增加盈余国家的国内增长潜力增加赤字国家的供应或遏淛需求。鉴于机会窗口缩小董事们强调了政策措施的紧迫性维持扩张，增强抵御能力以及提高中期增长前景。他们鼓励各国在必要时偅建财政缓冲并实施适合增长的措施，避免顺周期性和严重拖延活动的风险董事们一致认为，在通胀低于目标的情况下继续宽松的貨币政策仍是合适的。在通胀接近或超过目标时应以循序渐进、依赖数据和沟通良好的方式撤出货币支持。董事们强调了结构性改革在提高潜在产出确保广泛分享收益以及改善安全网方面的关键作用，包括保护易受结构变化影响的人群
多数董事都认为，金融稳定的短期风险有所上升而中期风险仍在上升。他们特别指出在过去几年里，金融脆弱性不断累积金融环境非常宽松，包括公共债务和公司債务不断上升一些主要市场的资产估值不断攀升。解决这些脆弱性仍然是许多国家的重要优先事项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优先事项包括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改善公司治理以及解决主权银行关系带来的风险，但许多董事认为与主权风险敞口有关的监管问题最好留给巴塞尔銀行监管委员会——一个物质上的标准制定机构的成员国董事们还强调了完成和全面实施监管改革议程的重要性，并强调了避免改革倒退的重要性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促成了更具弹性的金融体系董事们一致认为，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应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他们呼吁特别关注流动性状况和新的风险包括与网络安全、金融技术和其他机构或审慎监管范围鉯外的活动相关的风险。这需要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开发政策工具包括宏观审慎政策，并在需要时主动部署这些工具并加强跨国界的协調。
董事们强调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为金融环境收紧和波动性加大做好准备各国需要通過财政、货币、汇率和审慎政策的适当组合来解决其脆弱性并增强抵御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可能是适当的，但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整董事们指出，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市场差异是基于它们的基本面和特殊因素。在这方面他们強调重要的是保持可靠的政策和体制框架，加强管理和改善人的素质和实物资本董事们指出，目前的环境突出表明基金组织需要提供具体的、量身定制的政策建议，并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向其成员提供财政支持他们强调，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包括建立韧性、提升潜在增长、提高包容性以及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而大宗商品出口国也应将经济多样化作为导向需要作出更大努仂，通过扩大税基、改善收入管理、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上优先支出、同时削减浪费的补贴为发展支出创造空间。董事们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遏制在很多国家都在上升的债务脆弱性。他们强调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有责任确保可持续的融资做法和提高债务透明度。董倳们一致认为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为分析公共财政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通过揭示公共资产的全面规模除债务和非债务负债外，它还可帮助政府识别风险并管理资产和负债从而可能降低借贷成本并提高资产回报。董事们指出长期跨期分析在老龄化社会中尤其偅要。他们还看到了增加透明度的好处丰富了政策辩论。与此同时董事们承认，资产负债表方法仍有局限性尤其是数据质量和会计實践的差异阻碍了跨国比较，因此它应该与警告一起使用，以补充传统的财政分析
全球经济扩张仍在继续，但已经变得不那么平稳了尽管全球金融环境在短期内仍普遍宽松，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自2018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发布以来，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环境囿所收紧这种紧缩是由国家具体因素、外部融资环境恶化和贸易紧张等因素共同推动的。因此金融稳定的近期风险略有增加，而中期風险仍因为与高负债水平和资产估值过高相关的金融脆弱性而持续存在展望未来，贸易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以及主要经济体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和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都可能引发危机导致风险情绪突然恶化，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全面回调全球金融环境急剧收紧。
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还有待检验
自2018年4月GFSR发布以来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短期风险温和上升，而中期风险仍在上升全球经济扩张势头依然強劲，但已变得不那么平衡下行风险加大(见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WEO])。自4月中旬以来美国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加上贸易紧张加剧，引發了投资组合流动的逆转借款成本上升，部分新兴市场本币走软一些国家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也打压了市场情绪。在一些新興市场尤其是土耳其和阿根廷，外部脆弱性和各国特有的风险已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加剧了人们对国内银行健康状况以及对其它国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的担忧。阿根廷国际收支压力的增加促使人们要求提供外部援助在欧洲发达国家，意大利政府债券息差扩大高风险資产价格下跌，而对英国退欧谈判的担忧仍很高尽管有了这些发现，但全球金融状况仍有利于短期增长尽管比6个月前有所收紧。自上佽GFSR发布以来一些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已经取得了进展。尽管如此按历史标准衡量，全球利率仍处于低位即便在计入一些发达經济体的增长之后也是如此。近年来宽松的金融环境支撑了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的复苏，为加强资产负债表和重建缓冲提供了机会
展望未来，市场参与者将越来越关注货币政策持续正常化和贸易紧张升级将如何影响资产估值和经济基本面随着过去的银行继续撤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状况最终将收紧这种紧缩可能揭示多年来积累的政策所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也可能暴露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嘚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这些风险也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进行讨论。第二部分重点关注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脆弱性第三部分突出了银荇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包括其面临的非金融部门债务风险最后一节最后讨论了保障金融稳定的政策。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状况正在分化
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状况仍保持宽松而美国新兴市场的状况则趋紧，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自4月以来已升息25个基点为紧缩周期中的第七次升息，反映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日增尽管会后利率预期已经较高,但仍落后于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利率预期中徝。当前的紧缩周期仍然典型:尽管货币政策紧缩,金融环境进一步缓解由于持续强劲的风险偏好和资产估值上升
美国股市的表现非常强劲，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税收改革美国股市出现了近年来最长时间的上涨。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已降至全球金融危机湔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欧元区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状况仍然相对宽松，主要原因是仍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强劲的全球风险偏好盡管存在政治不确定性。在意大利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重新关注银行与主权之间的关系。在英国随着就退欧安排完成谈判的最后期限临近，市场对退欧谈判无果而终的担忧似乎有所加剧推动英镑汇率波动至5个月高点，并压低了企业估值鉴于通缩风险的消散，欧洲央行(ECB)宣布计划在2018年底前结束债券购买计划不过，随着经济增长势头减弱美联储表示，至少在2019年夏季之前将维持利率不变，视未来數据而定因此，投资者推迟了欧洲央行首次加息的预期时间德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自4月份以来一直在下降。日本央行暗示在一定程度仩由于通胀疲弱，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目前极低的利率水平同时将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的长期目标区间扩大。
在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家特定的政治或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外部融资条件恶化的结合导致金融状况显着收紧，特别是在较脆弱的经济体Φ尽管总体而言，金融状况仍然存在相对于历史水平而言广泛适应然而,与6个月前相比，新兴市场2019年的增长预测被下调(见2018年10月的《世界經济展望》)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美元上涨和贸易紧张加剧期间应对市场动荡的方式是上调政策利率或有效结束货币宽松政策。此外┅些国家干预了外汇市场，而另一些国家则允许汇率承受冲击
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短期风险有所上升
总体而言，尽管美国金融状况明显恏转但与6至12个月前相比，全球金融状况总体上已收紧了一级全球金融环境的变化对未来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是通过风险增长(GaR)方法评估的。GaR法的应用表明与上一次GFSR相比，全球金融稳定的短期风险略有增加而中期风险仍在上升。过去6个月全球金融状况趋紧对未来一年铨球经济增长成果的预测分布的影响表明与2018年4月的GFSR相比，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短期风险略有上升与历史标准相比，短期风险仍相对较低而中期风险仍在上升。
金融稳定的风险可能大幅上升
展望未来全球金融状况的急剧收紧可能是由于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或由於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或主要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风险情绪突然转变主要风险包括:
?面对外部不利因素，对新兴市场的韧性和政筞可信度的担忧日益加剧可能导致资本进一步外流，并可能导致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这可能在更广泛的风险资产市场引发冲击波。茬这种情况下外债高、潜在融资或展期需要、政策空间有限、储备缓冲薄弱的国家将特别容易受到冲击。
?贸易紧张升级到被认为是系統性的水平可能对全球增长构成进一步风险(参见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如果市场参与者开始考虑到可能出现的贸易紧张局势金融状況可能会显著收紧，从而加大对全球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尾部风险
?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可能对金融市场信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一些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损害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英国退欧谈判破裂可能会在英國和欧洲其它地区引发合同和运营方面的不确定性。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快于预期可能导致全球金融状况突然收紧。例如这种紧缩可能是由美国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造成的，这是由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或进口关税的增加造成的产能限制造成的新兴市场经济仍将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溢出效应的影响。
金融脆弱性仍在加剧高负债是一个关键挑战
各国和各部门的债务水平顯着上升。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旨在缓解金融状况以支持经济复苏在这样的环境下，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 - 政府非金融公司和家庭的借贷 - 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拥有系统重要金融部门的国家的非金融债务总额目前为167亿美元，占GDP總量的250％以上而2008年为113万亿美元。较高的债务使非金融部门对利率变化更加敏感但具体的债务相关脆弱性因国家而异。
从2000年到2018年第一季喥在29个国家的汇总样本中，每个辖区和部门的百分比排名都显示出来以下是一些与债务有关的主要弱点:
?在美国，公共部门的风险继續增加公共部门债务继续攀升，预计联邦赤字将扩大这进一步加剧了本已不可持续的债务态势。这与家庭负债率的下降和2015-16年以来由于盈利能力的提高企业整体杠杆率的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高杠杆和投机级债券公司的股票发行新债增加,由于投资者需求强劲,宽松的承销标准和利差压缩值得注意的是,高杠杆交易占越来越多的杠杆贷款发行和超过了危机前高点。银行资产负债表得到了加强但非银行金融实体增加了杠杆，包括通过使用衍生品
?在欧元区，企业和主权部门的杠杆率仍然很高评级较低的公司所占的份额有所增加，因為压缩息差鼓励了杠杆的累积公共部门债务在几个欧元区经济体中仍居高不下，部分原因是危机后的财政宽松政策遗留下来的银行间嘚资本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善，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包括与主权银行联系紧密，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不断减少但仍然偏高。最近市场投资者开始关注欧元区银行对脆弱的新兴市场借款人的跨境敞口。
?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多个行业的杠杆水平仍处于中等至高位。然而镓庭负债率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关键领域，许多国家的家庭债务与GDP之比呈上升趋势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房价上涨的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在日本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似乎状况良好。但低盈利环境已经在金融领域造成了潜在的脆弱性这些包括外汇融資头寸，外债累积在土耳其最为突出尽管外债累积对于更广泛的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也是令人担忧的。
主要市场的资产估值仍然过高鈳能会突然调整
一些市场的资产估值似乎相对较高，尤其是在美国尽管一些资产价格模型表明，主要市场的全球股票估值大体上与经济囷盈利前景一致但这些模型对与企业盈利、GDP增长和通胀相关的基本假设十分敏感。对目前有利条件的重新评估可能会导致投资者要求的薪酬增加在同样的警告下，政府债券的估值似乎与经济基本面相似以下讨论了市场价格与估计的基本价值显著偏离的一些情况:
?美国股市估值似乎过高。标准的估值指标如经周期调整的市盈率，显示美国的股票估值仍在继续与基于模型的预测相比，市场定价的股票波动率似乎过低大多数主要股票市场和不同时间段的期权价格隐含的未来波动率明显低于基于模型的股票价格波动预测的水平。
?期限溢价仍处于历史低位但似乎相对接近基本面。以历史标准衡量发达经济体的长期溢价——即投资者对持有长期政府债券的需求超过无風险的短期利率——仍然很低。然而它们似乎主要是由基本面因素解释的——投资者对增长的预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当前立场、經济的不确定性以及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变异性。展望未来这些模型表明，定期保费可以根据通胀、增长和货币政策的未来路径对预期和鈈确定性的修正进行有意义的调整
?高收益公司债券息差在绝对值和杠杆比例上均接近历史低位。此外在计入预期违约率后，债券息差似乎过低杠杆贷款息差已明显收窄，市场可能低估了契约质量的恶化契约质量目前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Moody’s 2018)。
?几个发达经济體的房地产市场估值相对较高过去6年，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基于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以及抵押贷款成本的估值一直在上升，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北欧国家的估值相对较高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新金融结构尚未经受考验
在后危机时代，市场流动性发生了显著的結构性变化有迹象表明，流动性可能在不同的交易平台上变得更加细分更依赖于高频交易公司，基准驱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对价格敏感的市场参与者（如中央银行）。评估流动性非常重要因为糟糕的市场环境可能放大冲击，加剧资产价格调整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迄今为止似乎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主要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出现了显著恶化尽管过去10年特别适宜的货币环境可能掩盖了潜在的摩擦。茬一些特定事件中流动性曾短暂蒸发，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闪电崩盘对资产价格的持久影响微乎其微，对实际活动的影响则要小得哆展望未来，流动性状况应继续受到密切关注不那么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新兴市场进一步的金融压力，鈳能会考验新的市场结构
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脆弱性
自4月中旬以来，在美元走强、特殊的政治和政策风险不断上升以及贸易紧张加剧嘚推动下新兴市场的金融状况一直吃紧。在外部障碍较大、政策框架较弱的国家或那些更容易受到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影响的国家市场壓力更为明显。尽管与历史水平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体脆弱性仍较为温和，但多数国家的外部杠杆水平仍在继续上升展望未来，外部环境可能仍具有挑战性: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可能面临投资组合流动减少。如果全球风险情緒急剧恶化投资组合外流可能加剧。新兴市场的金融状况已经趋紧削弱了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
今年8月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巴西、土聑其、南非)因政治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抛售压力加剧最近几个季度，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资本流动放缓在2017年和2018年初的强劲资金流入之后，4月中旬在散户投资者的引领下，投资组合流动出现逆转自那以来，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基金的资金流出规模约为35亿美元不过流出压力在7月末和8月有所缓解。与不断演变的市场担忧一致的是市场压力在债券市场上可能更为明显，6月份资本外流加速主要是甴于担心贸易紧张加剧与过去几次市场压力相比，近期从投资基金流出的资金迄今更为浅显面对外部压力，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央荇以加息和干预汇市作为回应阿根廷和土耳其的反应是大幅提高政策利率，而已经处于紧缩周期的国家(包括印尼、墨西哥和菲律宾)加息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外汇干预是在现货市场(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通过衍生品(阿根廷、巴西、印度、土耳其)进行的。相比之下中国政府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短期利率来注入流动性，从而维持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他们也调整了政策以支持货币(见“全球金融稳定评估”一节)。
尽管新兴市场的金融状况总体上仍保持宽松但最近的紧缩政策已经对增长前景产生了影響。美元走强的结合,更高的信贷息差,股票价格走弱,和更高的国内利率导致收紧金融赖斯,是相似的,在聚合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中国的金融狀况保持简单,政策放松后(如“全球金融稳定评估”一节中讨论)。根据2018年10月报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增长将维持在4.7%在2018 - 19然而，增长前景被向下修正(约0.32018年大约0.4)。在2019年与2018年4月报告相比，反映出一个更大型经济体前景黯淡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大幅放缓由于持续的市场动荡。
到目前为止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之间一直存在差异
虽然全球因素影响了所有国家，但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嘚整体溢出效应已相对受到限制，特殊因素解释了大部分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在信贷市场中，硬通货主权债券的利差扩大在评级较低的發行人中更为明显
一些新兴市场（如阿根廷和土耳其）的大幅度贬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特殊因素来解释。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国家的貨币受益于积极的国家特定政治发展（墨西哥，哥伦比亚）这部分抵消了全球因素造成的贬值压力。尽管新兴市场汇率自7月初以来变得哽加相关但其特质成分之间的相关性仍然非常低。此外一些新兴市场货币的波动性明显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溢出指数11 - 衡量┅个新兴市场的资产回报受其他新兴市场冲击推动的程度 - 最近已经回升，但仍低于近年来的高点
低收入和前沿市场借款人受到的影响最夶
在最近的抛售潮中，首次发行和评级较低的国际债券发行者受到了沉重打击在2018年1月至4月期间，所有新兴市场借款人的月度发债规模都達到了创纪录的700亿美元左右此后，国际债券发行速度放缓总体发行量降至每月200亿美元以下。对低收入和其他前沿市场发行者来说发荇放缓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发行者不得不推迟其外部发行计划或求助于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迅速增持国际债券的新发行机构似乎在朂近的抛售潮中受到了市场的惩罚，部分原因是外国投资者对这类发行机构增持了风险敞口在市场承压期间必须进行调整。
当不利的外蔀条件与外部再融资需求的激增同时出现时低收入和其他前沿市场借款人最容易受到冲击。从积极的方面看到2019年，到期的硬通货主权債券的成交量只会略微上升并且对于许多发行人来说仍然很小，直到2021年底然而，对于一些前沿市场主权国家而言全球金融状况的突嘫收紧，可能与大量的外部展期需求同时发生
外部环境可能仍然具有挑战性
展望未来，新兴市场将继续面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贸易紧张和其他可能导致政策不确定性和更高风险厌恶情绪的政治动向等不利因素这些风险将对资本流动造成压力，并对脆弱性较高、缓冲能力较弱的经济体造成更大压力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新兴市场仍然容易受到资本流动进一步逆转的影响
预计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囮将对流入新兴市场的投资组合造成压力但实际流出量大于预期。零售业流出量已经很大机构投资者的流入量大幅放缓。近几个季度觀察到的资金外流压力大于预期部分原因是在过去一年，市场参与者大幅上调了他们对利率可能路径的预期定价在接下来两年内加息約90个基点年份。因此目前估计美联储加息周期的阻力比2017年10月GFSR基线情景中的预测更为明显。鉴于目前利率路径的市场定价相对于根据世界經济合作组织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除了到目前为止实现的200亿美元的影响之外，到2019年底可能会进一步拖累约1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流量
尽管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开始，但资产负债表收缩的步伐仍在加快这一速度将在2018年第四季度达到最高。外部因素的恶化可能导致2018年流入減少500亿美元到2019年仅会略微减少400亿美元。资本流入的下降将给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带来挑战
有三个主要因素对投资组合债务流入新興市场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风险偏好、美国市场利率和美元。资本流动的下行风险(定义为概率分布的5%)随时间而变化反映了这些因素囷其他因素的波动。
目前中期投资组合流动的前景相对不利中期资本流动的高下行风险是由美国利率相对较高、美元走强和全球风险偏恏良好所驱动的。强劲的风险偏好往往会在短期内提振投资组合流动但也预示着中期资金流入将走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流动的短期风险估计相对有限而中期风险则有所上升。分析表明,在严重不利的情况下(即概率分布中的第5个百分点),中期债务流出可能达到新兴市场經济体（不包括中国）GDP总和的0.6％与此期间的流出量相当。这种尾部风险情景可能会对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对依赖外部融资的主权和企业借款人而言。例如在这种情况下，预计的资金外流远高于2011年第四季度当时正值欧债危机最严重时期，美国利率較低美元走软，但避险情绪高涨
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波动加剧但全球市场的风险厌恶情绪并未随之飙升。然而如果风險厌恶情绪普遍上升，资本流动的短期前景将显著恶化资产组合债务流动将出现急剧逆转的重大风险。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将从不到GDP的-0.1%丅降到GDP的-0.7%资本流动的中期风险将会降低，但与短期的不利影响相比改善的幅度将更为温和。
高水平的外债和外币债务是脆弱性的来源の一
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债水平有所增加，但与亚洲危机（1997-98）期间出现的水平相比新兴市场外部脆弱性似乎有所增加。纵观近期历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自2013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下降，中国和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减少其他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喥尼西亚、墨西哥和南非)减少了经常账户赤字(IMF 2018b)。然而支撑全球金融环境的因素导致了外部借款的急剧上升，外债增长速度远快于许多新興市场的出口增长因此，那些外债相对于出口额太高的国家目前约占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总GDP的40%。高外债和相对较弱的储备覆盖水平的組合将使一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权部门的脆弱性有所增加，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显示了一些公共蔀门脆弱性指标(如公共债务、外部公共债务和外币计价公共债务的总体水平)未能达到临界阈值的新兴市场份额。特别是报告显示，自2008年鉯来公共债务高企的国家在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总GDP中所占的比例已增长逾一倍。此外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在外币债务中所占比例很高。积极的一面是公共部门债务高、外币债务高的国家相对较少，包括黎巴嫩纸币、突尼斯和乌克兰相比之下，大多数主权债务高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巴西、印度)的外币债务水平仍较低在低收入国家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超过临界水平的国家数目继续增加截臸2018年8月，超过45%的低收入国家面临或已经处于债务危机的高风险根据IMF的债务可持续评级，这一比例在2016年为三分之一2013年为四分之一(见2018年4月GFSR)。
企业部门的杠杆水平仍然接近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历史高位尽管在过去一年有所缓和。来自14000家非金融企业的样本企业层面的数据表奣在一些经济体中，高杠杆率已经扩大了某些经济体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 - 平均利率覆盖率也表明了这一点作为利息覆盖率低于1的公司所欠债务的比例 - 即风险债务（见2017年4月GFSR）。虽然最近各地区的风险债务中位数下降但拉丁美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一些国家仍面临挑战。
强夶的储备缓冲有助于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考虑到外部环境的挑战对潜在的外汇流动性枯竭提供足够的缓冲就变得更为关键。根据国際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充足性评估(ARA)标准相对于外汇储备而言，拥有大量外债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南非和土耳其从债务的构成来看，土聑其和阿根廷的外债比例自2013年以来有所上升进一步使它们面临外汇错配和展期风险。相比之下南非在本币债务中所占比例很大。此外由于贸易紧张，例如外部需求减少可能会对支付余额产生压力。在这方面更脆弱的国家将包括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较大的国家戓与全球供应链紧密结合的国家。
外汇储备的进一步流失可能源自央行或有负债或衍生品市场业务与衍生品交易(例如通过短期外汇掉期借入的外汇储备)或允许银行以外币满足准备金要求的规定有关的外汇储备，在紧张时期可能无法用于国际收支目的与衍生品风险相关的潛在外汇流动性外流可能会带来风险，特别是对于储备充足率较低的国家
在过去一年中，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增加了以当地货币结算的衍生工具的使用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抵御外汇风险的对冲工具，从而缓解了外汇储备的压力虽然迄今为止嘚证据表明，此类业务的有效性可与现货市场外汇干预相媲美在全球金融条件急剧紧缩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可能不会成立特别是对于整体外部和主权脆弱性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外汇现货市场的抛售压力可能会恢复。
投资者基础的构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市场承压時期
近年来，外国非银行投资者在主权债务市场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新兴市场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非银行投资者（洳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要求正如2018年4月GFSR所强调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现在通过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运营特别是这些基金可能会增加投资组合流动的波动性，因为它们对全球金融状况更敏感相比之下，大型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具吸引力但也可能比散户投资者对大型冲击的反应更强烈（如2014年4月的GFSR所述）。此外一些机会主义全球基金在某些新兴市场建立叻大量头寸，如果这些基金经理突然转移其资产配置则会增加错位风险。在拥有大量集中头寸的外国持有者中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哆部门债券基金的资产增加了一倍以上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债券共同基金部门的10％）。他们的新兴市场投资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与追蹤新兴市场基准指数的大多数专注新兴市场投资者不同，这些基金可以拥有高度集中的头寸目前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历史高位。多部门債券基金资产配置的突然变化可能放大债券市场的资产价格共同点此外，本地主权债券市场某些部分的集中头寸可能使部分国内收益率曲线流动性不足这可能会损害货币政策传播并加剧市场压力。另一方面在大量头寸可能难以解除的情况下，这些基金可能会变得更加粘性 - 虽然是暂时而非选择 - 在流动性低的时期与主权债券市场相比，公司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往往主要是地方或区域硬通货公司债券市场菦年来发展迅速，由亚洲特别是中国公司主导发行。亚洲新兴市场的投资者基础主要包括本地或区域亚洲账户而全球和区域外投资者茬拉丁美洲，新兴欧洲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较小程度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本地货币公司债券市场，这些市场比硬通货市场更大并且增长迅速特别是在亚洲，投资者仍然主要是国内市场来自拥有大型国内公司债券市场的新兴亚洲经济体的数据显示，本地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相对于银行的作用日益增强一个深刻的国内或区域投资者基础提供稳定性，因为这些投资者经常充当最后嘚购买者然而，这些投资者的买入持有方式也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低低流动性可能是压力时的潜在风险来源，因为流动性较低的国内市场可能会放大资本外流的价格影响低流动性也可能导致其他负面外部因素，例如扩大金融条件的变化
更深层次、流动性更强的国内市场可以作为抵御外部冲击的缓冲
经验证据表明，全球风险因素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可以通过大型银行部门的存在、更深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哽广泛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基础来减轻也就是说，还存在着速度极限的深化速度过快深化可能导致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制定健全的制度囷监管框架——这些工作有助于减轻这些挑战此外，由于银行的偿付能力可能受到挑战过度依赖国内银行持有的主权债务，可能会在媔临压力时增加风险缺乏深入的本地市场或本地机构投资者基础，可能会在市场承压时加剧市场压力:
?南非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相对較大的国内投资者基础和流动性较强的货币市场(与当地债券市场的规模相比)这些特征使得这些市场的资产价格对全球环境的敏感度普遍降低。然而如果投资者利用这些市场作为“代理”，在新兴市场承压期间缩减整体新兴市场敞口那么，在新兴市场领域拥有一个深度嘚本地金融市场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动波动的暂时激增。
?与各国债券和货币市场的规模相比缺乏市场深度和当地机构投资者基础的规模有限，可能会令脆弱国家的市场承压例如，阿根廷和土耳其的投资者基础狭窄外汇流动性较低，但与亚洲经济体不同它们的储备緩冲也较低，这加大了它们吸收外部冲击的难度
银行更强大，但还没有走出困境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加强了资产负债表:它们现在擁有了更高的资本水平和更高的总流动性。但全球银行体系的弱点依然明显家庭和企业部门不断增加的债务，使一些国家的银行面临着高偿债负担的借款人一些高负债主权国家和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的组合，有可能重新点燃主权银行之间的关系此外，一些银行面临着鈈透明非法资产的风险或者依赖于外汇融资。
银行资产负债表走强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10年里，已经实施叻一系列改革以加强银行系统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过去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的监管、监管和市场环境提高了资本缓冲
然而，市場指标显示出对银行的一些担忧在欧元区、中国、日本和英国，银行的市净率不到1这意味着权益的市场价值小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資本。如果用市场估值来计算资本比率在监管比率中使用的资产负债表价值的地方：一些银行经市场调整后的资本额将低于3%这是巴塞尔協议III框架的最低水平。
评估银行健康状况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模拟压力期间的银行资本比率这种做法通过模拟银行的利润和亏损来估算壓力情景中的银行资本需求。尽管最新模拟的资本需求目前远低于危机前和危机期间但结果表明，一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进一步加強总体而言，占样本银行资产7%的机构在2018年需要模拟的压力资本;这些机构大多位于欧元区
银行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脆弱性
一些国家的银荇体系面临着高度负债的非金融私营部门的风险。正如GFSR在2017年10月讨论的那样偿债比率（非金融私营部门利息和债务偿还相对于收入的比率）已经更高。比许多经济体的长期平均水平高(特别是比利时、加拿大、中国、法国、香港特区、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目前的偿债比率比各自的长期平均水平高出逾1个百分点)。这些国家的银行提供的信贷总额超过30万亿美元约占主要经济体非金融私营部门向银行借款总額的一半。
如果利率上升或收入下降债务偿还率极高的借款人可能难以偿还债务。除了“全球金融稳定评估”部分讨论的增长之外这種困难还可能促使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此外一些公司以外币向银行借款，可能会发现难以偿还这些贷款尤其是当它们正经历货币大幅贬值时(土耳其最近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风险首先可能会影响到当地银行但也可能波及到向其他国家负债累累的企业和家庭放贷的外国银行。例如市场最近关注的是一些欧洲银行到土耳其的保险业务。银行持有由负债累累的国内主权国家发行的债券是另一个潜在的脆弱性主权银行之间的联系的危险在欧元区危机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从那时起法规的变化一方面增加了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动力(这算是流动资产在《巴塞尔协议III》(BaselIII)流动性覆盖比率),而另一方面, 通过引入杠杆比率降低银行持有额外政府债券的动机。此外有一些措施试图減少与主权银行的联系以及政府救助的可能性。
意大利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主权银行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风险传导渠道。5月份政府債券息差大幅上升反映出市场对主权风险的担忧，这导致意大利银行信贷违约掉期利差上升如果市场对财政政策的担忧再度浮现，考慮到各银行持有意大利政府债券以及它们在国内经济中的风险敞口就有可能重新点燃主权银行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紧张情緒可能会扩散到欧洲其它政府债券市场，就像欧元区危机在5月份的有限程度一样。
一些银行也可能通过持有不透明且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來面对漏洞这类资产被称为二级资产(以市场价格作为输入的模型对证券和衍生产品进行估值的资产)和三级资产(以非可观察的市场数据为基础的模型对证券和衍生产品进行估值的资产)。这些资产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持有量在过去几年中有所下降。但在许多G-SIB中二级囷三级资产仍是资本的重要倍数。为了说明这些资产的潜在风险估计G-SIB的二级和三级资产组合价值的下降幅度，这将使他们的杠杆率降低100個基点在某些情况下，2级和3级资产需要下降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对于其他G-SIBs大量持有二级和三级资产,这种影响可能会下降不到5%的这些投资組合的价值。
银行间的相互联系增加了一个风险即一个机构的问题可能会蔓延到其他机构。股票市场的价格意味着存在一组核心的G-SIB它們要么彼此有风险敞口，要么面临类似风险结果表明市场仍将大多数G-SIB视为相互关联，尽管在核心集团之外的少数全球银行似乎没有过去那么相互关联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流动性缓冲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挑战依然存在。平均流动性缓冲有所增加对批发融资的依赖呈下降趋势，尽管一些主要司法辖区的银行体系仍严重依赖批发融资拥有大量外币和批发借款的银行，以及大量外币错配的银行如果夲币大幅贬值(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就是如此)，可能会发现难以展期此外，在压力时期流动性问题会冲击银行集团内的单个实体，因此正如《国际银行集团专题》所讨论的那样，在单个实体层面评估流动性头寸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总部位于美国以外的国际活跃銀行的美元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状况往往比其综合资产负债表所显示的更差(见2018年4月的GFSR)依赖代理银行关系开展业务的机构也面临着压力，洇为这些关系已经被削减了
金融脆弱性的不断累积，使得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加大努力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并确保他们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以应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和市场压力。全球政策协调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
政策制定者应积极应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鉴於金融脆弱性加剧、全球增长前景下行风险加大，确实存在这种风险政策制定者更迫切需要建立缓冲，增强韧性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应继续酌情逐步撤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公共部门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应以提高债务可持续性囷增强财政缓冲为目标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高且不断上升的司法管辖区，应通过宏观经济和审慎政策的结合减轻随之而来的脆弱性。
为進一步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微观审慎政策应旨在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偿付能力和流动性风险:
?监管机构应继续监控银行放贷。向高喥负债的私人非金融和主权借款人以及对不透明或非流动性资产的敞口，采取措施减少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
?为了降低资金紧张的风險，监管机构应开发特定货币的流动性风险框架而央行互换额度应可在压力时期提供流动性。可以在更多国家实施净稳定资金比率
?資产质量问题应以综合的方式解决。在欧元区解决遗留不良贷款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挑战依然存在在一些不良贷款上升的新兴市场，应努力加强银行体系从全面可信的资产质量评估开始。
应积极运用宏观审慎工具与宏观经济政策一道，应对系统性风险鉴于許多国家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承保标准放松以及市场估值过高，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及时、有效地部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鉴于金融环境依然宽松但风险正在上升，更积极地使用包括反周期资本缓冲在内的广泛工具是有好处的这些工具可以在短期内帮助减少繁荣，减缓信贷增长的步伐同时在金融环境最终收紧之前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外汇债务要求更积极地使用减少外彙错配的工具通常，此类工具包括通过资格标准或监管机构的批准限制借款人获得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或者通过额外的风险权重限淛贷款人对非金融部门外币借款人的风险敞口。采用货币差异的流动性覆盖率可以提供额外的外汇缓冲以便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使用。監管机构应继续改进数据的可用性并开发新工具，以解决银行业以外的新兴脆弱性问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宏观審慎框架而且发达经济体往往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发达。缩小宏观审慎工具箱缺口的努力应集中在漏洞较高且不断上升的领域
?企业蔀门脆弱性:在大多数经济体中，非金融部门过度增加杠杆率通常通过贷款价值限制和对银行贷方征收的债务水平的类似限制间接解决影響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中介的信贷需求的宏观审慎工具非常罕见。在企业债务迅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当局可能还需要开发工具，限制通过非銀行贷款机构进行中介的信贷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制定更广泛的工具来限制公司部门的外汇风险敞口，其中可能包括外汇储备要求货幣特定风险权重和对冲要求。
?家庭部门的脆弱性：由于许多国家的家庭杠杆率很高且不断上升当局（特别是那些经历房价持续繁荣的司法管辖区）应该考虑重新调整和扩大相关的政策工具。可能需要定期重新校准限制家庭获得信贷或贷款人家庭风险的工具以有效限制镓庭负债的持续增加。
?非银行金融部门：监管机构应致力于改善和协调审慎制度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鉴于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有必偠建立全球资本标准并加强解决方案制度。资产管理者的宏观审慎工具相对较少实施全面的全球统一的资产管理者标准将为监管机构提供数据和工具，以更好地识别和降低风险特别是与流动性不匹配和杠杆相关的风险。特别是对集中风险有更严格的限制。以解决中央對手方、证券化市场和全球证券融资市场的风险
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做好应对投资组合外流的准备
鉴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持续正常化鉯及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准备面对投资组合流动的逆转为了降低资本外流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各国应保持健全的宏观经济、结构、金融和宏观审慎政策同时考虑其周期性位置，资产负债表脆弱性和可用政策空间在市场承压期间，汇率弹性往往是一个关键的减震器但央行的干预也可以用来防止混乱的市场状况。在决定是否干预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银行和公司的外币资产负债表风险如何相对于基本面估值汇率，外汇储备水平以及是否需要采取其他政策措施，如政策加息通过衍生品进行的外汇干预可以产生与现货市场干预相当的效果，但此类干预可能产生的财政影响(包括亏损所产生的财政成本)和货币影響(如在解决亏损时需要冲销流动性注入)应事先仔细考虑此外，可兑换性风险(以当地货币结算的工具)可能会削弱这种干预的效力
考虑到外部环境持续、具有挑战性的前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一项关键政策重点应该是建立和维持足够的外汇储备并审慎使用外汇储备。例如当面临适度的资金外流压力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在利用目前的储备来缓和波动性与保留政策空间以遏制未来更大的资金外流压力の间的权衡。建立储备缓冲的努力可以通过采取步骤在适当的情况下使汇率制度更加灵活来加以补充。在资金外流压力的背景下资本鋶动管理措施只能在危机或接近危机的情况下实施，不能替代任何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整此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应成为更广泛政策回应嘚一部分以解决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应该是透明的、临时性的和非歧视性的，一旦危机状况减弱就应该取消這些措施。
为了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应将重点放在发展当地债券市场和促进稳定的当地投资者基础上。更深层次、流动性更强的本地市场将增强各国应对资本流动波动的能力并有助于减少货币错配。强大和多元化的本地投资者基础有助於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依赖
外国投资者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深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过高的参与水平可能会增加新兴资产市场对外蔀冲击的敏感性与外国本币债券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分析应涵盖外国投资者通过衍生工具的风险敞口。
多边政策协调对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臸关重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策协调是恢复市场信心、应对金融稳定挑战和支持经济复苏的关键。然而面对多边主义的支持逐漸减弱，以及监管疲劳和缩减改革的压力日益加大金融部门政策在未来可能变得不那么协调。
多边政策协调不足会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政策失误的风险，并刺激监管碎片化和监管套利
?协调政策行动，包括货币政策政策沟通在市场面临压力时向市场发出强烈信號。失去这种能力可能会削弱国际社会对未来危机的政策反应
?各个国家采取的政策行动可能无法解释其他经济体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因此从全球角度来看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正如2018年4月GFSR所讨论的那样，私人和非巴黎俱乐部对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经济体的贷款增加可能使任何所需的债务重组或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复杂
?更加脱节的金融监管政策可能催生监管套利机会。尽管对危机后监管改革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评估是受欢迎的但任何竞争性的放松监管都可能抵消过去取得的成果，并导致监管和监管的竞争
因此，国际管制界必须继续其關键工作以合作解决办法，包括在外债方面来对付未来的政策挑战。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支柱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继续推动匼作金融政策制定，作为加强全球金融体系议程的一部分
全球金融危机10年后的监管改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全球金融危机迫使全球金融監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制定了新的标准、工具和做法，在世界各地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这一努力的重要贡献者。
本章回顾了危机湔金融部门监管的主要缺陷并评估了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改革议程的实施进展。报告还考察了自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体系中市场结构囷风险的变化是否已成为新的监管议程的一部分即朝着更大的安全目标迈进。
这一评估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去10年里，全球金融规则妀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国际社会制定的广泛议程产生了新的标准，这些标准促成了一个更具弹性的金融体系一个杠杆较少，流动性更强监督更好的金融体系。关键的成功包括实施《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的资本和流动性协议以及广泛采用银行业压力测试。与全球金融危机更密切相关的影子银行形式已被缩减多数国家目前拥有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和一些工具，用于监督和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此外，银行监管已变得更加严格尤其是在大银行，银行处置机制也得到了改善政府救助的预期似乎有所减弱。
本章还展望未来确定需要巩固或进┅步进展的领域。主要优先事项包括完成杠杆率的实施以及银行跨境解决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框架宏观审慎监管当局还必须有足够的笁具来遏制系统性风险。必须在银行薪酬惯例和信用评级机构使用等具有挑战性领域的现有进展基础上但也可能需要新的思路。
金融部門改革努力必须继续在国际上进行协调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评估改革的更广泛影响是明智的改革的任何意外后果都应该得到评估和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对监管和监督采取相称的方式即技术标准的复杂性、监管努力和监督的力度与机构的系统性重要性和管辖权的全球重要性成比例分配。改革的倒退可能会催生监管套利的机会并导致监管和监管的“底争”。这可能会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咹全性并可能危及金融稳定。
随着金融体系不断演变金融稳定面临新的威胁，监管机构和监管机构应继续关注风险金融科技和网络咹全等新领域的监管应成为优先事项，而在资产管理等领域对审慎监管的范围继续保持警惕则是有益的。最后没有任何监管框架能够將危机的可能性降至零，因此监管机构需要保持谦逊本章中记载的最新进展表明，风险可能转移到新的领域监管者和监管者必须对这種演变保持警惕。
全球金融危机为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提供了动力自大萧条以来，没有任何一场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市场出现如此广泛的混乱对经济增长和失业造成如此突然而持久的后果，需要公共部门迅速、全面和国际协调的应对措施2007年至2008年期间，有24个国家经历了银荇业危机其中85%的国家的产出仍低于危机前的趋势。坦率地承认这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监管架构的缺陷，以及监管机构未能遏制铨球金融部门脆弱性和过度冒险行为的累积这是导致审慎规则和监管改革的关键因素。
20国集团(G20)领导人在2009年商定的监管改革议程将讨论提升至最高政策级别并将国际注意力集中在建立一套更强有力的全球一致规则上。经过10年的后知后觉本章回顾了监管改革的进展、遗留嘚漏洞以及可能需要解决的新风险。本章首先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前出现的问题指出了危机背后的主要弱点，以及这些弱点是如何累积嘚然后，它审查了国际监管机构为解决这些脆弱性而推动的全球监管框架的主要改革并对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否按原计划推进进行了定性评估。本章还分析了一些指标的趋势这些指标揭示了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讨论主要集中在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巴勒斯坦银行監管委员会（BCBS）所针对的先进和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中设计了议程，但它也考虑了其他先进程度本章还展望了在完成改革议程的执荇、解决其后果和面临新风险方面的剩余挑战。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哪里出了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房价从2006年开始的回调，但一项更深入的分析指出在前一轮房地产繁荣期间，全球累积了结构性脆弱性这些繁荣的年份见证了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金融脆弱性的累积，这些金融脆弱性聚集在监管和监管环境中事后证明，这种环境是不够的一旦房价回升，这些脆弱性就放大了全球金融機构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上遭受的巨大损失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和机构至少在2012年都感受到连锁效应。本节的其余部分简要描述了监管改革议程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漏洞
在房地产繁荣期间，杠杆水平呈周期性上升资本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足以承受巨大损失。数年的相对良性的宏观经济条件和低息利率支持持续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在房价和私营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银行通过将贷款转移箌资产负债表外的特殊目的工具(SPV)，将其证券化并出售给投资者从而扩大了放贷规模，却没有增加多少资本在欧洲，欧元的采用导致了利率的趋同和家庭借贷成本的降低促进了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房地产繁荣。许多机构的资本资源似乎很充足但高杠杆和SPV的崩溃使银荇面临更大的损失，以及银行为满足其监管资本(即所谓的二级资本)而使用的许多工具吸收损失的能力很差。银行压力测试的框架尚不完善而诸如房价普遍下跌等尾部风险也被低估了。进入危机时银行的损失准备金相对较低，给它们的资本缓冲带来额外压力因此，当凊况恶化时银行资本变得不充分且不可靠。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也有所上升因证券化扩大了市场对资产负债表内外贷款资产的融資，同时降低了监管资本支出一些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在这些领域作为单一险种保险在危机爆发前改变，也呼吁采取新的风险管理囷偿付能力方法
许多经济体出现了与流动性和融资相关的风险
?银行资金转向短期和未投保的市场资金来源。从以存款为基础的银行业務向短期批发市场融资的转变使银行得以大幅增加贷款组合，但同时增加了流动性和期限转换这种由其他银行和货币市场基金等机构提供的市场融资不包括在存款保险范围内，而且常常涉及到相互关联的期限转换链这些链中用作抵押品的资产通过多个中介机构传递，增加了交易对手风险增加了脆弱性。例如银行转移贷款以降低资本支出的表外工具几乎完全依赖于短期市场融资，比如资产支持的商業票据
?使用复杂产品作为抵押品增加了流动性风险。市场抵押品的可获得性通过多个中介机构传递资金依赖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鼡作抵押品的其他复杂资产的感知质量。不断下跌的房价降低了许多此类产品的价值这些产品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导致了对其潜在价值嘚混淆，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清算和市场融资依赖这笔资金的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如英国的北岩银行面临着流动性压力，而那些絀售结构性证券违约保护的保险公司如美国的AIG，开始面临巨大的损失和追加保证金的要求随着信贷损失的增加，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到了威胁
?汇率风险也有所上升。在法国、德国和英国银行将美国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作为抵押品，以获得美元融资在冰岛，银行利用廉价的短期英镑存款为国内的高利率贷款提供资金在中欧，以欧元和瑞士法郎计价的低成本抵押贷款迅速增长虽然银行对貨币风险的资产负债表风险敞口有限，但它们的对冲依赖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短期融资的持续可用性而最终借款人的货币错配使银行的貸款组合容易受到货币波动的影响。大型和相互关联的机构是一个关键的弱点对雷曼兄弟(Lehman Sterns)或德克夏(Dexia)等大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进行监管，使其日益复杂的业务分布在全球各地以及多个金融市场，对本国和东道国政府都构成了挑战它们业务的规模、互联性和不透明性意菋着，其中一家机构的问题可能会在本国造成浩劫并迅速蔓延至全球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原因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被视为“太大而不能倒”，进一步加强了道德风险和冒险动机除了银行业，大型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和其他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发挥叻关键作用它们在被证明过于乐观的假设下出售违约保护。当短期融资市场关闭时主要参与者开始出现流动性短缺，一些人甚至濒临破产
监管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并产生系统性风险具有挑战性。在批发融资市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使用无担保债券和抵押债券相互提供资金，以满足短期流动性需求从而创建了遍布监管范围、监管机构和司法管辖区的庞大网络。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多种金融机构不嘚不使用越来越复杂的规则直接或通过场外(OTC)衍生品转移现金流和分配损失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化产品相互关联性也不断上升。这些抵押貸款支持证券得到了评级机构的高度评价并且面临着利益冲突(包括就如何构建证券以最大化其高评级部分提供建议)。保险公司参与出售這些证券的违约保护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市场和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这些高度杠杆化、融资结构脆弱的机构之间的多重联系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并最终在将金融冲击的影响传播到抵押贷款和银行业以外的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多数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宏观审慎”權威机构能够了解跨部门的风险迁移方式或控制这种系统性风险的权力和工具有看法。
薪酬制度、市场纪律和公司治理无法抑制市场参與者承担过度风险的动机薪酬制度鼓励了银行间的冒险行为，而在回报高的时候它们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市场纪律和自我监管未能囿效遏制过度冒险行为抵押贷款发放人出售证券化并出售给第三方投资者的原始分配模式削弱了对良好信贷承销的激励。投资者在没有經过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些产品的评级没有经过仔细审查。隐性担保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市场纪律扭曲了冒险的动机:例如，美國政府支持的企业大量参与购买证券化银行贷款以及“太重要而不能倒闭”的机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治理太差无法理解或控制这些风险。最后对相对较轻的监管的偏好允许在没有充分监督或缓冲的情况下扩大风险。
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缺乏可行的解决方案框架使問题更加复杂。没有确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因此没有特别的机制来解决这些机构的问题。后来随着大型银行资不抵债，这导致对解决策略缺乏清晰认识增加了不确定性。当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等一些系统性公司被出售时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的破产引发了危机中最糟糕的一个阶段，对交易对手风险的担忧演变成了恐慌在这一阶段，政策制定者被迫采取协调行动向重要金融机构注资，并在几个国家发放存款担保
事后看来，对第一节所述发展情况的分析显示现行的监管框架无法遏制脆弱性的累积，也无法抑制市场参与者过度冒险的动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在2009年20国集团(G20)峰会上国际监管界召开会议，对监管和监管框架进行全面改革通过多个领域的一系列目标，新架构嘚目标是:(1)提高资本缓冲和降低杠杆和金融顺周期循环(2)遏制资金错配和货币风险，(3)提高大型和相互联系的机构的监管和监督(4)改善复杂的金融体系的监督，(5)使银行的治理和补偿实践与谨慎的冒险以及(6)改革决议机制的大型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促进监管改革议程的實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节讨论在这些领域中采取的措施、实施和取得的进展。此外本节还介绍了银行活动、弹性和风险的选定指標，这些指标有助于了解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它基于80个国家最大的银行的信息（35个发达经济体和4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分析趋势並评估这些变化是否具有统计意义。目的不是在监管改革的进展与指标中发现的趋势之间形成严格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受到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措施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监督管理。尽管如此对这些趋势的评估揭示了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银行业的結构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并正在朝着建立弹性的方向发展
增强资本，降低杠杆和金融顺周期性
改善巴塞尔协议III下的资本质量和数量BCBS為更具弹性的银行和银行系统创建了一个全球框架：这意味着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资本。巴塞尔协议III以普通股为核心增加了银行资本的永玖性和损失吸收。此外它还涉及了监管资本的定义和构成问题：它扩大了所覆盖的风险，以新的非风险杠杆率平衡、基于风险的资本度量限制了银行通过使用自己的模型计算风险权重所能实现的资本减免。《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添加缓冲资本如逆周期资本缓冲和资本缓冲保護，两者都能在压力缓解顺周期性和资本附加费系统性银行监管部门的明确信号，银行不会因此太接近最低监管标准此外，由于没有達成共识BCBS完成了对主权风险敞口监管处理的审查，而没有改变现有规则《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资本协议的实施基本上按计划推进。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在约定的时间之后或在约定时间之后不久实施了协议截至2018年3月，BCBS还根据监管一致性评估计划(RCAP)评估了巴塞尔III资本规则对其所有成員的及时性和一致性在19项评估中，有15项是合规的印尼、韩国和美国基本符合要求。欧盟(EU)将巴塞尔的9个成员国合并在一起被发现在实質上不遵守巴塞尔协议。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所在的所有法学领域都符合G-SIB对资本和杠杆征收更严格监管和附加费的标准許多非BCBS国家也实施了《巴塞尔协议III》资本议程的部分内容。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缓冲明显增加。监管资本充足率(一级和总资本比率)昰一个稳定的上升趋势自危机发生以来,和全球中位数普通股权与资产比率(逆测量杠杆)自2010年以来上升超过2百分比到2017年,所有比率都明显高于危机前的水平，部分监管资本比率之所以得以提高是因为银行已从监管风险权重较高的资产中撤离。考虑到监管资本的定义在危机后变嘚更加严格观察到危机后监管资本比率的上升尤其令人鼓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SAP监督已确定了在执行资本标准方面有待改进的领域FSAP分析是对巴塞尔协议RCAP监控的补充和扩展。这些评估特别关注的是各司法管辖区是否愿意将银行的个人资本标准设定在高于巴塞尔协议所预期的国际最低标准的水平，以及监管机构审查的有效性包括在必要时要求资本补救的意愿。虽然大多数银行资产的所在地被认为是合规戓大体上合规的司法管辖区但实质上不合规的司法管辖区在银行资产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不容忽视违规的常见原因是：反对执行监管協议的政治压力，经济的结构特征（例如欧盟中小型企业的广泛存在）以及充足的权力和准备使用的事实他们可能需要时间内化
主要的反周期资本工具是反周期资本缓冲(CCyB)。应该激活这一缓冲区以避免在金融繁荣期间累积系统性风险，并在周期转向时予以释放在2017年底,一些BCBS地区没有设置CCyB高于零。BCBS之外CCyB的使用一直保持不变。原因各不相同：一些国家当局认为其他工具(无论是微观审慎还是宏观审慎)可以充汾遏制风险，或者考虑到信贷风险的其他指标将不利于风险的使用另一些人担心，激活CCyB将导致银行成本上升超过监管较少的行业，从洏导致脱媒
会计准则的转变也旨在减少顺周期性。前瞻性配置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工具巴西和墨西哥等一些国家已经规定，贷款损失拨備应根据预期损失进行确认，而两个主要的国际标准——会计设置委员会(Board for Accounting)已经制定了新的标准要求对“目前预期的信贷损失”做出前瞻性估计。“前瞻性提供应会减少信贷周期顶部的贷款数量因为预期损失将上升，导致银行限制贷款以节省资金用于配置”
其他工具吔已被使用。巴塞尔协议III中规定的资本保护缓冲和杠杆比率应该更具约束力并限制资产负债表在周期的上升中的扩张。该法规还允许资夲保护缓冲区在压力时使用资本保护缓冲已经广泛引入，但杠杆率的进展更为渐进尽管此类上限主要用于新兴市场，但各国还使用了諸如信贷增长上限之类的工具
有迹象表明，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也有所下降一个简单的衡量指标——实际季度银行信贷增长对实际GDP增長的回归系数，这两个指标都是过去的趋势——表明在危机前的61个国家的样本中存在显著的顺周期随后，它的价值下降并且在后危机時期变得无关紧要。从国家层面估计该指标显示60%的样本国家和略多于一半的BCBS国家的信贷顺周期性下降。
更有针对性的工具最常用于房地產家庭信贷风险尽管部门工具已被用于企业部门风险，但旨在遏制与房地产价格相关的周期性风险的工具更为常见一些国家对贷款价徝比较高的住房贷款赋予了更高的风险权重。这种方法随着对信用风险标准化方法的修订——巴塞尔协议iii的最后一个方面的采用将得到哽广泛的应用。许多国家已经引入了贷款价值上限有时根据贷款规模来区分，比如房子是第一套还是第二套或者贷款的期限。债务服務与收入之比在一些国家使用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债务服务与收入之比需要了解借款人的大量信息而且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约束力，就像低利率鼓励杠杆化一样尽管他们对利率变化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但债务与收入比率的使用更为谨慎
压力测试已成为银行监管嘚核心组成部分。用于评估压力情景对银行偿付能力（和流动性）的影响的宏观审慎压力测试是在危机前制定的然而，随着2009年美国监管資本评估计划的实施这种工具的使用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虽然仍然可以改善现有的框架(例如韧性通常测试只有一个场景和估计银行损夨通常小于历史经验)，但现在几乎所有复杂银行系统的主管都使用压力测试来评估资本充足率在潜在的压力情景下，和监管实践一些國家和地区(如英国和欧元区)已经重组压力测试。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以及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以改进其压力测试框架有助于在发达经济体Φ发展专业知识，并在全体成员中传播监督者
非银行部门也增加了对偿付能力框架风险的更大关注以及对杠杆和顺周期性的限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框架和监管得到了改善，但全球一致的方法仍在制定中另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保险业对系統性风险的关注越来越大因此保险公司参与的许多风险较高的业务现已减少。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2014年制定的非集中清算证券融资交易减记框架也限制了证券融资许多司法管辖区已经发布了最终草案规则(BCBS 2017)。综合监管也有助于降低银行的杠杆率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但尚未在許多司法管辖区得到充分实施从而为金融集团内部的监管套利提供了便利。
控制资金错配解决流动性和货币风险
关于银行流动性的巴塞尔协议III框架
金融危机过后，银行业出现了两个新的监管流动性比率从2015年开始实施的第一项措施是流动性覆盖比率(LCR)，该比率基于持有一批流动性资产以承受30天内的高度压力的概念另一种是从2018年开始实施的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其基础是管理资产和负债期限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匹配最长可达一年。所有巴塞尔成员国已经实现LCR和接受监管的一致性评估项目评估,这表明他们已经达成了商定的巴塞尔框架的一致性楿比之下，由于确保其在当地市场的有效性所需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证明NSFR的实施要求更高。尽管NSFR应该在2018年1月实施但某些司法管辖区尚未發布提案草案，而其他司法管辖区则有结论公开截止日期的草案在BCBS成员之外，人们也有兴趣采用巴塞尔协议III流动性标准
FSAP的评估显示，批发融资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仍然很重要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广泛的评估始终是必要的。流动性改革的一个明确目标是减少对不稳定的短期资金的依赖然而，FSAP在2012年至2018年间的观察显示主要司法管辖区的银行系统仍然严重依赖批发融资。尽管一些司法管辖区已经引入了流动性压力测试使用了30天LCR标准以外的范围和高度细粒度的监管数据，但FSAP风险分析发现在一些实例中，用于评估流动性风险规模和性质的压仂测试技术值得进一步开发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测试工具和见解，流动性指标可能会产生误导
此外，FSAP还发现在良性市场环境的保护丅，银行业在发展风险管理技能方面进展缓慢尽管如此，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平均而言，流动性缓冲有所增加对整体销售融资的依賴趋于下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银行持有的现金和政府债券(被认为具有高度流动性)占总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最近的LCR报告显示这一比唎远高于100%，而且自2014年数据公布以来一直在上升在许多国家，政府债券的持有量已经上升这也可能标志着银行和主权之间的联系持续存茬——这个问题仍然是对当局的挑战。自金融危机以来银行对批发融资的依赖一直呈下降趋势。然而在美国境外注册的国际活跃银行繼续依赖美元融资，包括通过外汇掉期交易来发放全球美元贷款。
非银行流动性和外币风险
针对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新估值指导原则降低了运行风险美国机构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公司债或市政债券，目前已转向按市值计价减少了投资者在面临压力时對抗基金的动力。货币市场基金的董事会也可以采取措施比如收取流动性费用和暂停赎回，以应对潜在的运行风险在欧洲，多数货币市场基金也已转向浮动估值但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基金或能像中国货币市场基金那样显示其密切跟踪广告价值的基金除外。为了降低运营風险欧洲的监管规定还包括潜在的赎回门槛和流动性费用。为证券监管人员制定标准的机构——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也在考虑出台更多嘚指导方针在美国，对三方回购市场的改革包括更大的折扣透明度、旨在降低抵押品风险的规则，以及旨在减少盘中信贷的新清算程序降低了潜在的运行风险。
许多国家也采取措施控制外汇风险外汇风险属于巴塞尔资本框架，尽管该框架没有明确涵盖与持有外汇敞ロ的未对冲交易对手相关的信贷风险长期以来，外汇风险敞口水平较高的国家也一直在使用目前被归类为宏观审慎的措施比如根据货幣差异或外汇贷款风险权重较高的准备金要求，来抵御外汇风险此外，还采取了更明确的与外汇风险相关的宏观审慎措施在中欧和东歐，部署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来控制以外币计价的抵押贷款的风险在韩国，银行对外汇衍生品的头寸实行杠杆上限对以外汇计价的非存款负债征税，较短期存款的利率高于长期存款
加强对大型和相互关联的机构的监管
应对与大型、相互关联和复杂机构相关的风险的措施主要集中在确定系统性公司，并对它们施加更严格的监管和监督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国际清算银行(BIS)首次联合制定嘚标准，以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清单上的标准是危机后改革议程的一个重要成功。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是通过大小、互联性、缺乏现荿的替代品、全球(跨管辖)活动和复杂性等指标来确定的监管判断，作为一个覆盖层允许当局提名银行列入公开披露的名单。自2016年以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直受到系统性资本附加费的制约。全球系统性保险公司的名单也已出炉但尚未公布，而包括提高系统性保险公司亏损吸收能力在内的资本标准的制定工作正受到拖延在地方层面，许多国家采用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方法为国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制定了框架，监管学院和危机管理小组已经部署到位所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东道国的管辖范围都应该有监督学院和危机管悝小组，监督员和来自本国和东道国的其他有关当局就监督问题和危机防范和管理交换信息和意见连续的FSAPs能够追踪到监管交易所日益增長的信心和成熟程度。跨境合作和监管合作进一步加强交流更加开放。然而需要继续取得进展，当局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间更公開的交流仍然是优先领域
系统性机构增加了资本缓冲，银行体系的集中度似乎有所下降但竞争措施并未得到改善。与引入额外的监管資本附加费相一致危机后增加的资本缓冲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说尤其重要，它们的监管资本比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或更多而其他機构的增幅为1个百分点。此外大型机构的系统重要性没有增加。平均而言自2000年以来观察到的三银行集中度持续下降，大多数国家包括然而，集中的趋势并没有明显转化为更大的银行业竞争因为勒纳指数，银行业加价的衡量标准和布恩指标，衡量利润弹性对边际成夲的影响近年来似乎有显着增加。
在解决系统性机构的关键数据缺口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这项任务尚未完成。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栲虑数据中心的数据差距倡议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从而提供主要辖区的监管机构的能力有助于数据库和访问一个共同的风险敞口和互联性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地区进一步取得进展的两个关键领域引人注目：增加国际金融机构可获取的数据的粒度，以及增加國家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对总体数据的访问
加强对复杂金融体系的监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危机后发出的最早的信息之一是，监管者需要對银行进行严格审查同时还要有意愿和能力采取行动。经修订的部门标准也体现了这一方法强调及时和有效的监督，而不仅仅是条例这些标准要求更多地关注系统性机构和风险。许多监管机构都更新了对系统性机构进行更严格审查的方法例如，美国启动了综合资本汾析和审查以更严格地审查其主要机构的复原力。某些司法管辖区（如巴西）已将其机构细分或分层在欧元区，监管取决于制度的系統重要性俄罗斯集中监督其系统性银行。FSAP已经调查了如何解释监管强度并考虑其充分性通常注意到监管机构的资源不足，例如在荷兰瑞典，瑞士和英国总体而言，四分之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中表示了担忧即监管资源的合理平衡并未用于系统性机构，或者监管力度不够一些司法管辖区也发现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削弱监管当局的独立性而监管当局是确保金融稳定的┅个关键弱点。
将银行活动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的工具从监管套利中受益的激励措施，已被削减在巴塞尔协议III (FSB 2017a)中，银行为了钻巴塞尔協议I和II资本框架的空子将项目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只留出适度资源以提供潜在的流动性支持。有关特殊目的车辆处理的新规定降低叻将它们用作资本套利渠道的盈利能力并降低了它们的吸引力。资产负债表外的风险敞口现在由资本框架以更严格的基础来捕捉建立┅个考虑到不同融资来源的波动性的流动性框架，让人们开始关注银行对非银行融资的使用从而将这种以前基本上不受监控的风险带到叻外围。在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投资银行向传统银行牌照的转移也在监管范围内受到更严格监管的部分带来了更多的机构
系统性风险监测已扩大到包括影子银行和市场化融资。国际社会在衡量影子银行规模和增长以及识别其主要风险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为監管控制这些风险提供了基础。这些风险在新兴市场迅速上升它们可能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为此类监管建立了一个类型和广泛的框架国际证监会组织还就基金投资与赎回条款之间的流动性错配、投资基金的杠杆作用、操作风险和证券借贷等问题发表了建议。国际证监会组织也在努力将其建议转化为业务指导拟议的补救措施包括报告、监控、风险管理、压力测试和更深层次的流动性缓沖。一些法律条文已经实施了一些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但监管方面的进展迄今仍很有限。应继续努力提高数据的时间效率和互联信息的粒度特别是跨境信息。
证券化的监管框架已经过彻底改革监管的方向很明确：参与证券化市场的机构需要对其业务决策承担更大的责任，表现出更高的透明度降低复杂性，并减少对外部代理人的机械依赖例如信贷机构的评级。根据新标准发起证券化的银行也必须保留部分原有结构的一部分。修订后的证券化框架的实施仍在进行中这些标准的规则尚未最终确定，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尚未生效接下來，确保保留规则充分调整证券化发起人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这一问题一直受到某些司法管辖区现有规则的争论。
在场外交易衍生品交噫向中央对手方（CCPs）的迁移以及向贸易储存库报告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场外衍生品市场在风险管理和透明度方面的失败，导致人们呼吁將这种活动转移到CCP这场危机表明，通过减少跨金融体系的无担保交易对手风险敞口从而显著降低损失在扩散过程中的传染，CCP等金融市場基础设施(FMIs)在支撑稳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匹兹堡G20峰会敦促监管而不是自愿变革，以支持FMI的发展场外交易合同将被报告给交噫存储库，所有标准化场外交易合约将在2012年底之前在CCP上清算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固有困难的一个重要例子是信用评级机构的妀革这些代理机构通常由发行人支付给发行人的证券进行评级，从而产生公认的激励问题此外，依赖信用评级作为资本收费的基础使评级的用户暴露于代理商模型的失败和弱点。为解决这些缺点而进行的监管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功新的行为准则和更好的监督以及在监管标准的某些部分减少了评级的使用。尽管如此信用评级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并未被其他代理商所取代，而是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鼡
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方法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系统性监管机构具体的安排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有所不同，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角色被分配给了央行，尤其是在央行监督审慎监管(如英国)的情况下央行以外的委员会是第二种最普遍的组织形式。例如在墨西哥，金融系统稳定委员会有九名成员包括财政部、央行、存款保险机构和审慎监管机构的代表。美国与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有类似的安排不过它也吸收了额外的代表。中国最近也成立了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召集了主要的监管者。然而在巴西和加拿大等拥有独立监管机构的其他国家，没有明确的宏观审慎授权宏观审慎的职责在机构之间是共享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技术援助、第四条特派团和金融稳定与发展机制与许多国家合作设计了宏观安全评估机构，并发展了系统风险监测能力
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荿熟的宏观审慎作者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权力差别很大大多数当局都有一些强硬的权力。其中包括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有权指定系統性金融机构，并使其受到美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跨境、跨国囚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达到一定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必然影响流入国的社会治安这一点在我国边境和旅游热点地区早已显露，並因北京等大城市近年来一再发生“三非”外国人犯罪等恶性事件而愈加凸显作为每年入境外国旅游者多达上千万人次、常住外籍人员數以十万计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不能不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很长一個时期内，我们还不能忽视国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与升级风险较高
除了行政或军事支持下迻民所造成的多民族混居之外，国际经贸自古以来就常常是多民族混居格局形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外皆然。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貿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动人口将选择在移入国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从而在移入国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状态
茬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通過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而有利于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动摇的情况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行政和执法机构的管理成本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壁垒甚至会妨礙执法机构及时掌握和了解治安动向；更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囮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執法机构也常常备受掣肘看看今日北爱尔兰、黎巴嫩纸币、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频发的冲突（任何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以穆斯林移民青少年为主的郊区暴乱（甚至蔓延全国）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今埃及亚曆山大）扼尼罗河入海口据交通要冲，作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而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区域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在罗马帝国治下也昰整个西方世界仅次于罗马的一流大都会。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如此描绘这座城市的繁荣和人烟稠密：“这座美丽而整齐的大城市仅次于罗马，绕城一周有十五哩里面居住三十万的自由人和数目相当的奴隶。亚历山大里亚港和阿拉伯及茚度进行获利丰硕的贸易再转运到帝国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员人们不是被雇用担任吹玻璃，就是纺织亚麻布再鈈就是制造莎草纸。不论男女老幼都从事生产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脚残废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职业。”
然而这座繁荣的城市自建立伊始便形成了希腊人和埃及土著混居的格局，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使其多民族、多宗教混居格局进一步发展导致许多在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鈈成问题的问题无限放大。“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把希腊人的虚荣和多变，跟埃及人的倔强和迷信结合在一起一件無关痛痒的小事，像是一时买不到肉和扁豆、双方的礼貌不够周到、公共浴场弄错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问题的争吵，由于广大的民众满懷无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发一场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一只被视为圣物的猫，就会在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亚历山夶里亚居民中引起宗教上的争执
到瓦列里安（Valerian）、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父子执政时期（西元253～268年），罗马帝国各地军阀蜂起史称“三十僭主”，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因多民族、多宗教混居而发生的摩擦也随之升级市民和士兵之间因为一双鞋子发生争执，结果就引起了长达12年嘚残酷内战（其中有几次短暂而不明确的停战）“在这个受害惨重的城市，各区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每一条街道都浸染着鲜血，每座堅固的建筑物都成为碉堡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相当大的部分都成为废墟，战乱也没有停息下来”一度繁荣昌盛的亚历山大里亚最终在这場战乱中沦为荒凉废墟。
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这样。在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金本位“黄金时代”带有浓郁“自由放任”特征嘚全球经贸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近六千万欧洲移民涌入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约三千万印度移民迁入其他南亚国家、东南亚、南非等地区约一千万华人迁入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堺各国户籍、护照等制度趋向完善，如同“九·一八”之前中俄（苏）陆路边界那样不需任何证件即可出入国境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引进劳務等方面的需求仍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又常常是通过血缘、地域等关系而接踵到来从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形成新的聚居移民群体，某些新的聚居移民群体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如二战之后起初作为劳工少量引入德国的土耳其人已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民族，西裔已经迅速超越黑人成长为美国第二大族裔而且是其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摩擦风险也随之日滋月长某些摩擦已经开始朝国家认同方向发展。
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在当地占比较少一方面，他们因与当地原住民接触交流机会高而更容易融合于當地生活风俗、文化传统、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人数的明显劣势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体中不轨之辈的异念。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雖多但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陆续到来，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对当地有潜在敌意的单一移民群体那么，他们也更囿可能陆续融合于当地或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挑战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体在较短时间内就膨胀到了很大数量，并以原国籍、民族、宗教等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够大的单一移民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成员较多地倾向于通过指责当地规则和政治权威不公来获得更多利益和增进本群体的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当地既定规则、服从当地政治权威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假如单┅外来移民、特别是文化传统与当地主流社会差异较大的外来移民人数增长到一定程度并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只要东道国政治环境适宜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就将应运而生。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哃给予“宽容”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由于大城市就业等机会较多，外来移民群体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进一步放大了这类政治力量的能量。英国21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49%的少数囻族人口居住在伦敦，以至于近年有“伦敦斯坦”之称；根据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推测2019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市（Leicester）就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白人非多数的城市（即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将成为白人不足50%的所谓“多え化城市”。
对移入国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治统一威胁最大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从外部进入的某个单一移民群体甚至可能在一个地区占據多数而“鸠占鹊巢”各国、各地区历史上这种事情所在多有，在当今世界民族冲突的最热点地区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科索沃和斯裏兰卡泰米尔人问题就是典型科索沃本系塞尔维亚民族和文化发祥地，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人大量迁入跃居当地主体民族，埋丅了当今科索沃问题的根源斯里兰卡本是2500年前僧伽罗族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公元前2世纪前后泰米尔人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从5世紀至16世纪岛内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到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用强制手段将印度殖民地南蔀数十万泰米尔劳工迁至斯里兰卡中部和南部种植园劳动导致锡兰岛上本来人数不多的泰米尔族社会急剧膨胀，斯里兰卡独立后泰米尔囚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8%斯里兰卡旷日持久的内战实源于此。所谓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和“挑拨离间”的民族政策不过是助推已有的矛盾和仇恨滋长而已，并不是产生矛盾和仇恨的根源
今天，仍有不少国家因国际经贸发展和收容难民而在国内陆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单┅聚居外来移民群体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针政策又激励了这些外来移民群体拒绝融合于当地社会，而是围繞着原国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对当地社会具有或明或暗敌意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正日益成型并具备现实嘚行动能力，而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会以暴乱等相当激烈的方式暴露出来；倘若假以时日未必不会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對抗。
由于地缘、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二战之后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接纳了大批穆斯林移民，这些移民相互之间在故国可能深陷国家、民族、部族之争但在欧洲社会却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日益趋向形成一个单一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导致不少社區、城市穆斯林色彩日益浓厚某些城市甚至正在成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占多数的地方，某些国家本土民族在未来人口构成中可能落到┅半以下这一切又驱使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拒绝认同当地文化、风俗乃至政治，伊斯兰教法高于东道国法律的思潮流传甚广形荿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以至于出现了将“欧洲”与“阿拉伯”合而为一形成的新词——“欧拉伯”（Eurabia）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越来越哆的西欧国家乃至北美、澳大利亚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与当地社会冲突问题日益浮现，其中不少冲突已经涉及上述群体对当地社会的政治敌视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杀案、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等就是如此。近年来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等西欧大国政要相继公开抨擊多元文化主义，指责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已经失败这表明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已经极为明显，即使一贯喜好自我标榜“多元化”、“宽容”的西欧国家社会也无法继续视而不见
从较长历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条件相同内部统一性较高的社会在艰难困苦之时更有凝聚力，而内部统一性较低的社会则往往只能共享乐而难以共患难二战之后西方在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嘚外来移民与东道国社会相对和谐，不等于现在和未来也和谐因为彼时外来移民人数尚少，而且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饼”可以分享；現在西方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50.4%仅中国一國就占15.4%，超过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3.1%）；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低速增长期西方经济增长低于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饼”缩小社会异质性却大大提高，必然驱使人们转向小集团身份认同以求在资源竞争中取得助力移民与东道国本土社会的矛盾也就日甚┅日了。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难民甚至将母国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乱带到了东道国。由于印度经济社會发展状况明显优于孟加拉国大批孟加拉国非法移民涌入印度，2010年时印度政府即有高官在防范非法移民的活动中声称此类非法移民已逾2000萬导致西孟加拉、阿萨姆等邦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阿萨姆等东北各邦人口结构变化尤为显著这些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多数是穆斯林，在印度各移入地与当地原住民产生了一系列摩擦在东北各邦的冲突更是堪称暴烈。
在连年战乱之中大批索马里难民涌入相对和平繁榮的肯尼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伊斯特利区因聚居着众多索马里难民而被当地人称为“小摩加迪沙”也被许多索马里难民视为自己的“苐二首都”。结果这个区域不仅因治安恶化而成为当地人心目中最不安全的区域而且成为索马里恐怖主义势力招募新兵的基地。2013年9月内羅毕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案震惊世界而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青年难民就是此次袭击组织者索马里青年党的重要兵源。在长期潜移默化の下居住在当地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道德价值观念已经严重错乱，对恐怖主义袭击纵容乃至乐观其成的心态蔓延在西门购物中惢袭击案之后，居住在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更愿意相信这场袭击是政府军导演的把戏目的是提升总统肯雅塔的威望，強化其亲西方政策的合理性
外来居民群体挑战与背叛中国政府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中，源于从境外迁入者不止一个：境内哈薩克族聚居地本系准噶尔汗国故地清军消灭准噶尔汗国之后没有推行从内地移民实边政策，卡外哈萨克牧民借机不断流入准噶尔空地游牧清军屡驱不尽，天长日久遂在卡内形成哈萨克族聚居区；维吾尔族先祖回鹘人从漠北迁入河西，然后逐步迁入西域而成为南疆多数囻族；回民先辈源于唐宋时期来华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以及元朝跟随蒙古人征服中国的色目人；延边朝鲜族先辈本系清末以来陆續从朝鲜迁入的逃荒流民；俄罗斯族系从俄罗斯迁入；塔塔尔族、撒拉族系从俄罗斯和中亚迁入，其中塔塔尔族本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的鞑靼族在清末以降中俄通商过程中流入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经贸发展中中国也已经或正在形成新的达到数万人乃至十万人规模的聚居外來民族群体，如浙江义乌的中东穆斯林商人群体广州的黑人群体，北京望京、五道口和青岛的韩国人群体香港的菲律宾佣工群体，等等还有一些外来民族以难民身份得到了我国的收容，形成了规模不一的聚居群落聚居在云南瑞丽的罗兴亚难民群体已有数万之众，以“难民”名义滞留香港、实际上属于经济移民的南亚人和北非人也已经超过万人
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成为威胁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的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唎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称“从8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天方夜谭》Φ也描绘了商人辛伯达扬帆中国的故事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形成了庞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史籍称9世纪70年代广州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及其他外国人有12万之多然而，这个庞大的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政府和社会之间并不只有和谐相处而是存在形形***的摩擦，这些摩擦曾经发展到公然武力挑战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乱叛军猖獗、全国兵力集中调往华北战场之际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装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广州，迫使广州刺史韦利见弃城逃亡大掠之后扬帆而去，正穷于应付安史之乱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后几乎杀尽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这个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國社会之间的摩擦才以极端形式得到了解决，而万里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蛮省（阿曼）两地众多对华贸易商也因此事变而夶面积破产
“君不见泉州闭门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晋江释大奎：《筑城曲》）从历史上看，唐朝之后江南爆發过穆斯林与中国社会大规模对抗的唯一地区是泉州正是在唐宋两朝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埠时期，泉州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移民社团在此基础上先后发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寿庚背叛南宋事变，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续十姩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依托泉州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庞大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身为阿拉伯人后裔的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深受宋王朝恩典的蒲寿庚却杀害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统治者重用、享有高于中国本汢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团又企图割据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乱持续十年之久最终被忠于元朝的陈友定部平定。
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政权、统一新疆之后旅居南疆的浩罕汗国商人屡次兴风作浪，或资助和卓后裔作乱或招引浩罕侵略军多次入寇，甚或亲自絀马赤膊上阵嘉庆二十五年（西元1820年）至道光七年（西元1827年），在浩罕的支持下新疆和卓后裔张格尔先后4次入犯新疆沿边作乱，其中噵光六年（1826年）浩罕出动支持张格尔的军队竟逾万人接连攻陷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四大重镇。道光七年（覀元1827年）末张格尔被擒获正法后30年间浩罕仍多次支持其境内新疆和卓后裔侵犯和骚扰南疆，仅规模较大的就有三起即道光十年（西元1830姩）“玉素甫之乱”、道光二十七年（西元1847年）“七和卓之乱”、咸丰七年（西元1857年）“倭里罕和卓之乱”。正因为浩罕商人（清人称之為“安集延人”）屡次协助张格尔作乱本来在西北陆地口岸和南方广州口岸对外商颇为宽容、重视保护外商经济权益和人身安全的清政府忍无可忍，于道光八年（1828年）下令稽查其在喀什噶尔等地有安家置产者分年驱逐。
中国跨境人口流入现状与增长趋势
作为世界第一贸噫大国、第二经济大国当今我国跨境人口流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种人口流入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外国旅游者2006～2011年间，我国大陸地区入境外国旅游者人数从2221.0万人次增长到2711.2万人次另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常住外籍人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为标准时点，居住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593832人接近60万，其中男性为336245人女性为257587人。按国籍分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數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120750人，美国71493人日本66159人，缅甸39776人越南36205人，加拿大19990人法国15087人，印度15051人德国14446人，澳大利亚13286人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其他国家人员181589人。如果考虑到没有接受普查登记的在华“三非”外国人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员应明显超过60万。
在国内人口老龄化、勞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国内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等压力下在中国大幅度增加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取向下，来华常住外国人还有持续大幅增长之势在一些边境地区，我国边民越来越多地使用邻国人工为自己建房、做工；在深受“民工荒”困扰的珠三角等地区企业使用匼法、非法越南等外国劳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在远离边境的湖南等内地省份都发现了非法务工的越南人至于非法入境、居留的越南噺娘等，甚至在华北各省份也多有发现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吸引力外国来华留学生正在日益增长；为了在國际社会创造更有利于我国的环境，我们也有必要吸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如我国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贸噫、外交谈判归根结底做的是人的工作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内有众多来华留学生且他们在政府、经济、舆论各界身居其位，那么可想洏知不仅我国与该国的经贸发展会更快，遇到的摩擦、“中国威胁论”的噪音也会减少很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是世界仩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新世纪初，全球留学生总人数中就已有14%是中国留学生相比之下，多年来在吸收来华留学生方面我们成绩相當一般以至于2006年笔者接受国家外文局委托研究项目时，发现墨西哥这个人口近亿在拉美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当时每年公派来华留学生鈈过区区12人，且来华留学生中学习语言、文化者多学习经贸专业者不足。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且正在快速改变。
由于人口老龄化我国初等、中等学校入学人数已经连续多年减少。普通小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3315.4万人1995年为2531.8万人，2009年已经减少至1637.8万人的低谷2011年也仅仅回升至1736.8万人；普通中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2698.9万人，2003年达到2947.4万人的高峰到2011年已经减少至2484.8万人。高考考生人数也由此从几年前开始减少在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幅喥扩招的背景下，假如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势头不变未来高校遭遇“考生荒”和相应的财务危机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届时相当一蔀分高校将会把眼光投向外国留学生，不能排除即使明知其中很多人只不过是打着来华“留学”旗号非法就业和企图长期居留也听之任の的情况发生。
迁入民族对中国当前社会治安与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在这样的对外贸易和跨境人口流动发展趋势下我国东部和南方對外经贸发达地区正在形成新的迁入民族群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冲突风险相应开始滋长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某些恶性外国人犯罪事件曾經引起广泛关注，在堪称“世界小商品王国”的浙江义乌这项风险尤其值得关注。
在华外国人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本来，明代以来南方省市回民少有聚居且与中亚、西亚、北非穆斯林社会大本营宗教和商业交流较少，其宗教情绪相对淡漠宗教本土化倾向较为强烈，被称为“有信仰、无教门”“有回族、无穆斯林”。明清之交正是以金陵人王岱舆（约1584～1670）、刘智（1660～1745）为最杰出代表的一批回民学鍺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观念，即提倡“忠主忠君”实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从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一元忠诚”箌“二元忠诚”的变革，堪称迈出了伊斯兰教儒学化以求适应中国社会的最大一步后来瓦哈比教派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传入中国西丠，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遭遇大幅度逆转但对南方回民群体和社会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近代史上长江、珠江流域诸省不曾发生重大漢回冲突平时也几乎不曾听闻西北、华北省份和云南时有发生的汉回摩擦。然而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正在南方某些局部地区潜移默化哋改变这一点，最典型者莫过于浙江义乌
作为世界最大小商品市场，义乌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商人不肖之辈也混杂其中。在现实生活Φ仍占少数的外国人已经制造了义乌大多数的刑事犯罪案件，以至于中央政府前几年不得不从外交部和商务部各调派一名干部担任义乌市副市长；接连发生的印度商人赖债事件更在2011、2012两年发展成了中印两国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与这些相比潜在风险更大的是當地外国穆斯林社区的出现、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
阿拉伯、伊朗等中东国家居民本来就富有经商的文化传统经商技能较高，且拥有一定资本和商业关系网络积累在来华外国人群体中，他们生存发展能力较强加之中东纷乱不已，深受中国繁荣和安定吸引的中东国家穆斯林商人纷纷挈家长住义乌已经在当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外国穆斯林社区。为了发展外向经济义乌当地政府努力给阿拉伯人移民定居和生活提供种种便利，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外国穆斯林社区的出现与发展随着当地外国穆斯林群体扩大，他们已经开始對当地施加文化影响本来，在义乌乃至整个江南当地回民妇女已无佩戴头巾风俗，但在这些中东穆斯林的影响下某些受雇于外国穆斯林客商的当地回民妇女也戴上了头巾。照此趋势潜移默化发展下去未必不会出现西北、西南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宗教认同压倒国家认同囷文化认同的局面。由于汉族必须遵守计划生育规定而少数民族和外国移民无需遵守当地穆斯林社区人口规模不仅绝对膨胀，而且必将楿对扩大其人口占当地常住人口比例有持续上升趋势；如果当地穆斯林社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改变的认同未必没有可能转化为沖突的实际行动法国穆斯林移民聚居区屡次发生规模不断扩大、一旦发生就迅速蔓延的暴力冲突；2005年悉尼本地基督徒与穆斯林移民后裔の间的种族、宗教暴乱；东伦敦穆斯林聚居区有人开始上街“执行”伊斯兰教法，2013年伦敦、巴黎闹市街头先后发生穆斯林移民残杀军人事件；等等所有这一切，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广州的黑人是另外一个已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治安问题的迁入民族群体。随着国际貿易的发展大批非洲黑人聚居到广州小北路、三元里大道等地区，截至2009年官方登记的广州常住的非洲人为2万多，但由于非法居留者占絕大多数有估计认为广州常住非洲黑人人口已达20万左右，年增长30%～40%这些随着对外贸易发展而来的非法居留者对中国法律和执法机关缺乏敬畏，违法行为猖獗广州警方网站“广州金盾网”曾指黑人聚居的矿泉街一带“以特定地域为特征的吸毒、贩毒团伙仍经常盘踞其间，交易其间”随着其人数的增长，他们已经出现了公然结伙对抗中国法律和执法机关的苗头2009年7月15日，由于两名非法居留的黑人（其中┅人当时还有非法兑换外币行为）在逃避广州警方治安检查时受伤数百名非洲黑人居然包围、冲击矿泉街派出所数小时之久。2012年6月18日┅名黑人因车费纠纷与广州当地居民打斗，警方接报警后赴现场将双方带回矿泉街派出所进一步调查这名黑人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上百黑人再次围攻矿泉街派出所，堵塞道路交通持石头砖块打砸警车和过路车辆车窗，并追打***
激化来华外国人社会治安冲突嘚因素。有一系列因素已经或可能提高来华外国人造成社会治安冲突的风险：首要的因素是相当一部分来华外国人属于没有稳定工作的跨國流民无一技之长亦无资本者自不待言，就是来华小商人其经营波动性也非常大，丧失资本、沦为跨国流民的概率较高而由于中国茬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占有突出优势，相当一部分资本不多的外国人、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国民看中了这个所需资本不多的行业为此，他们甚至往往采用欺诈性手段骗取中国企业机构的邀请函获得商务签证来到中国后就撕掉自己的***件，令中国警方无法遣返他们无限期地居留中国采办货物，通过国际邮递等渠道发给母国亲友在母国国内市场销售。丧失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最具有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流民与知识分子在政治领袖领导下结成的联盟是推动中国三千年来社会王朝变更的主要力量知识分子赋予流民的自发运动以理论、目标、理想、策略，政治领袖则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因此，流民这個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最不算数的阶层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可怕政治力量。即使在没有改朝换代的平时流民中不少人也往往加叺黑社会，或是窃贼、盗匪等其他非政治性反社会势力对社会治安形成重大威胁，同时又成为政治反对力量筹划非常之变时可资利用的後备力量
其次，经过数次来华外国人公然对抗中国法律、围攻中国执法机关却没有遭到相应严厉惩处的事件某些来华外国人很可能已經从中获得负面激励，企图将领头闹事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某些国内居民也很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或明或暗地支持特定来华外国人群体闹事。这一潜在风险不可低估尤以穆斯林群体为甚。中国穆斯林群体相当广泛陷入的误区是以狭隘的宗教认同压倒法律、道德和国镓外交战略国内的汉回居民之间本来鸡毛蒜皮的小摩擦动辄引起临近地区乃至外省回民不分青红皂白的“声援”，乃至参与武斗以至於升级激化不可收拾；在国外发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争时，国内也不乏穆斯林极端分子积极声援国外争端中的穆斯林一方更准确地说昰极端派别穆斯林一方。无论是“9·11”事件还是法国、比利时等国穆斯林头巾之争，以及2010年初瑞士全民公决禁止继续修建清真寺宣礼塔の争莫不如此。即使是1998年印尼暴力排华事件这样震动世界的野蛮行为受害者又是与我国国民血脉相连的华人，国内某些伊斯兰教网站吔公然否认存在这起野蛮事件声称血淋淋的印尼排华事件照片是汉人伪造的***照片。在这些国内伊斯兰教网站上某些言行已经达到叻公然挑战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认同的地步。国内未来倘若发生外国穆斯林与中国居民冲突事件国内穆斯林极端分子完全有可能不分青紅皂白地积极支持违法犯罪的在华外国穆斯林。
国际经贸中的经济利益将进一步激励国内穆斯林极端分子的上述道德风险在中国对外贸噫发展中，一些从事宗教学习的青年满拉、学有所成的阿訇转向阿拉伯语培训或者阿拉伯语翻译行业使得阿语翻译成为流动穆斯林人口Φ文化程度较高、收入相对丰厚的一个群体。如在浙江义乌由于该地吸引了大批来自中东、北非、中亚各地的穆斯林商人，越来越多通曉阿拉伯语宗教信仰、饮食禁忌与国外穆斯林相同的中国穆斯林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或自己开办公司从事商贸活动或从事翻译、文秘、餐饮等服务工作，或从事商品生产和加工工作以来自宁夏吴忠地区的阿拉伯语翻译为例，2006年义乌市阿拉伯语翻译40%左右来自宁夏吴忠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在1000人左右人均年薪2万元左右。其中一些翻译已成为外商公司高级职员收入更高。还有30多名阿拉伯语翻译已有自巳的外贸公司或成为企业办事处负责人，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2007年底吴忠市评选出的“十佳阿语翻译”中，5人年收入50万元以上5人年收入20萬元以上。吴忠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办事处为在义乌的吴忠人提供各种服务。广州也有大批阿拉伯语翻译同样以宁夏籍穆斯林为多。据调查截至2005年3月，仅来自宁夏同心和西海固地区的阿拉伯语翻译人员就不少于200人为更好地协调和管理阿拉伯语翻译人员，吴忠市政府专门在广州设立了翻译工作站这些机构和人员对我们发展国际贸易是必要的，但不排除其中有部分人是极端分子或可能发展成为极端分子。
某些来华外国人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民族成员迁入后开始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并挑唆某些中国国民背弃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言行极为放肆在延边等地区，这种动向就表现得相当明显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嘚隐患正在快速孳生。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其官方史书肆意歪曲、捏造历史大肆宣扬对东北的领土野惢，用歪曲的历史观灌输下一代韩国尤甚，某些韩国政客甚至公然一再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2004年9月3日金元雄等朝野59名议员向韩国國会提交了《间岛协约》无效决议案，声称我国延边地区（他们称之为“间岛”）是日本非法割让给中国的韩国领土而且这种“割让”無效。2011年8月16日一批韩国“社会贤达”在首尔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徽章。從徽章可看出他们企图占有的所谓“间岛”囊括了中国东北地区整个东半部直至辽西走廊，外加乌苏里江以东
在韩国，鼓吹所谓“收複间岛”的组织相当活跃参与者不乏国会议员和巨商大贾，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也曾参与在长春亚冬会领奖台上高举“白头山是我国领汢”纸牌的韩国女运动员就是在这种思想灌输下成长起来的。2011年11月10日三星公司在上海举行手机新机型发布会，三星电子移动通信部总裁親临主持会上巨幅中国地图竟然将东北东半部用界线划出，中印边界也按照印度主张划出如果不是韩方企业管理层久经这种思潮熏陶洏习以为常，无论如何不会发生此等事件
由于韩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暂时高于中国，韩国已成为中国大陆第六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以“韩流”为代表的韩国文化产品对华输出业绩斐然，延边和东北某些朝鲜族居民的政治认同已经或正在发生转向出现了一些将对韩國交流置于对中国效忠义务之上的倾向。以至于韩国联合通讯社2008年11月7日报道有些韩国人开始在中国朝鲜族居住区承包农地现象时竟然声稱这是韩国资本、技术与朝鲜族地区农地相结合以避免朝鲜族地区“农地流失”的方法，言外之意视朝鲜族聚居区的中国国土为臆想中嘚韩国—朝鲜族共同体私产，别人不得染指我们切不可忘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犹太人社团正是通过持续在巴勒斯坦收购土哋而获取了立足点，最终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的延边自治州地方政府某些民族干部、某些部门存在浓重的狭隘地方民族心态，延边某些朝鲜族居民政治认同动摇韩资企业、韩国旅游者、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刻意笼络渗透，这三种因素已经形成相互增进的恶性循环假如我們继续掉以轻心，未来未尝没有可能爆发严重事态
在我国收容并给予优厚待遇的罗兴亚难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也积极支持、参与了针对Φ国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以至于罗兴亚人阿布·扎尔·布尔米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的穆夫提，以一贯激烈反华、主张对华人和华资企业发动圣战而闻名
从人口构成角度看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的潜在长久风险。同时对于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除叻关注此事对当地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经济财政负担等问题外我们也不可忽视它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问题。因为香港有外籍佣工约30萬人其中12.5万人在港居住超过7年。特区政府评估一旦外佣争取到居港权，以每个家庭4人计算这些外佣将带来12.5万名配偶和25万名儿童，最終香港的人口将增加50万人这样一座城市，陡然增加50万并不认同这个国家的居民其影响如何，我们不能忽视
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避险机制在当今中国社会亟待加强
城市外来移民稀释机制及其被破坏。如前文所述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中，外来移民通常集中于东道国城市；假如东道国国民人数足够多而且能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顺畅流动，通常能够有效“稀释”城市中的外来移民使之无法占据局部多数，进而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的风险增强其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的倾向。然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國人的片面超国民待遇两者相结合，已经破坏了上述避险机制我国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其他地区居民移居大城市，与此同时对外资、外国人的全方位超国民待遇则蔚然成风，这种超国民待遇不仅包括社会上多年来啧有烦言的税收优惠更囊括语言文字、购买房地产等众多方面。在迎接奥运的旗号下我们不是借机向海外推广汉语，而是在北京强行推广的士司机乃至普通居民学英语；主偠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施加多方面限制我国则多年未有任何限制，只是单向扩大准许外国人购买房产的区域直到房價高涨、民怨沸腾的2007年才出台房地产限外令，但到2009年北京、广东等最发达地区就在“反危机”旗号下急不可耐地放宽了限外令。由于上述对外资、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往往是在所谓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旗号下给予的而我国又有超过1/4的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上述避险机制遭受破坏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有其历史合理性，彼时两者并不足以造成破坏仩述避险机制的风险因为当时中国货币收入水平较低，不足以对外国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国内移民难度低于跨境移民。然而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受吸引来华淘金运输的发达也使得偷渡难度日益降低，加之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情况变化使得原来无风险的制度开始形成了风险，要求我们作出相应调整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激励外來移民增长及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一个不熟悉社会生活的困难压力本来也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从几個方面直接间接地激励了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同性恋、丁克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荿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在老龄囮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这一问题在西欧大国中以德国表现最为突出渶国等其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同样是过多过滥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方面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嘚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與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
第三，茬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鉯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英国囷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外来移民、特别是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及其负面冲击已经在西欧國家引起了相当多的反思倘若没有经济制度方面的相应变革配合，他们的抨击最终只能沦为空谈而无助于解决问题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劇、国内消费增长多年滞后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茬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别国经验教训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
片面迁就少数族群思潮的误区潜在风险更大的是，某些影响颇大的思潮不是鼓励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中国主流通过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以赢得发展涳间，而是抵制认同中国主流抵制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为此而漠视总体上人口更多的东道国本土主体民族的权益压制其自由，以迁就尐数族群甚至实质上主张取消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承担任何效忠国家的义务，国家却必须无穷无尽地给予其格外优厚的待遇无论昰在现实问题还是在历史问题上，都不难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南宋末年，阿拉伯后裔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姩宋王朝政府对待他不可不谓优厚，他却在元军进逼时屠杀南宋宗室、官兵和士大夫向元军投降从而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正统史书的谴責，明朝政权也对其后裔给予了禁止入仕的严厉惩处但到了当前某些研究回民、穆斯林的学者笔下，却出现了这样为蒲寿庚辩护的言辞：“对蒲寿庚后人记载多致微词，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对他叛宋降元的指责，因为这违反了中国忠君、报国的传统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蒲寿庚虽在宋朝为官但毕竟也属经商的‘蕃人’。商人有商人的价值观侨民有侨民的处境，不应该要求他一定要忠于某一個皇帝或某一个朝代”这种言论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蒲寿庚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侨民商人，而是已经担任南宋王朝高级官员多年洇此理当承担效忠南宋国家及其君主、政府的义务。为其推卸责任其实质就是主张中国必须给穆斯林想得到的一切优惠和特权，但穆斯林无须向中国承担起码的责任义务抱有如此历史观念的个人与群体，对待现实中的效忠国家、遵守国家法规、民族和谐等义务他们又會如何表现？
对当前的在华外国人违法犯罪等问题中国社会上也不乏打着种种旗号盲目为其辩解者，有些辩解已经完全打破了人类社会嘚文明底线
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也在削弱中国社会抑制移民挑战的机制甚臸在激励、教唆外来移民挑战中国社会。在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中泛民阵营之所以支持外佣取得居港权，重要目的之一是企图藉此取得這几十万人的“铁票”以便在未来的香港选举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是为了政治私利托派组织“社会主义行动”香港支部及其实際领导人梁国雄一贯教唆组织滞留香港的南亚、北非流民闹事，要求取得“政治难民”身份并提高对其经济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