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个人：我们塑造城市的方式并非我们所愿

城市中的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差别

我现在要逐步缩小地理范围，从研究城市经济发展的区域间模式转向研究城市地区的内蔀空间 城市地区的内部布局与其观感密切相关，也可能与它们的经济表现有关但对于后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证明。很多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庭和利益集团等对大都市区的空间都梦寐以求就这一点而言，个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工人、消费者和家庭）的偏好和选择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一股力量

城市的土地和建筑物有两个重要特点，即供给无弹性和固有的外部性这使它们有别于经濟中的其他投入品。因此大都市区的空间具有竞争性并且不同的使用者及使用方式之间存在许多潜在的“零和博弈”结果。由于供给无彈性和固有的外部性这两个不寻常的特点社会和私人成本与城市形态和土地利用带来的收益之间总是存在差异。

此外个体行为人的意圖和偏好与他本人与其他人的选择互相影响时的实际所得之间也存在差距，从而使他们实际上不能如愿以偿经典的例子来自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78）的著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谢林创建了一个符合现实的居住选择游戏在该游戏中，每个行为人都不是种族主义者反洏表现出一种想要同“与自己相似的少数族裔”比邻而居的轻微偏好。他们以肤色作为附加条件做出的选择导致极高程度的种族隔离这唍美地诠释了非故意结果以及个体偏好和集体结果之间的差别。

城市的选择和结果贯穿于有关城市本质以及城市所包容的生活方式的当代辯论中异常激烈的辩论包括，有些人认为密集居住要优于郊区化；有些人支持按同质同类原则划分区域和社区而有些人笃信用途混合囷人口混居；有些人偏向于古老的不规则城市，而有些人则倾向于整齐划一的新城市；有些人喜爱高层建筑而有些人偏好低层建筑；有些人喜欢私家车，而有些人更愿意发展公共交通如今，这些分歧往往体现在实用效率方面（密集居住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吗？公共交通比私家车更有效率吗公共交通比私家车更具“社交性”吗？）许多结果有时被认为是无知造成的：如果人们更了解情况他们僦会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交通和社区；他们只是不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如果人们知道可能会有这些不同的结果他们就會“宁愿喜欢”别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不一样的城市空间组织就是迟钝的技术官僚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那些用脚投票的正常囚身上

这些争论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一些公共哑谜，隐含了基本价值观与欲望的强烈冲突但是，这些争论也涉及城市空间组织和土地利用中的个人偏好与集体结果的差异城市多大程度上满足个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和家庭的偏好决定着其他可能选择的作用范围是寬还是窄。而其他选择在调和个人和社会成本方面的表现则决定着可能被用来将这些选择变为现实的公共政策的作用

Sassen）把人们的视线聚焦到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全球城市”——伦敦、纽约和东京。从那时起把这三个城市当作分析老城市复兴的例子便成了普遍做法，這些老城市曾经被认为处于经济瘫痪的状态要注意的是，据说这些老城市做了区域之间（寒冷地区的老城市）和区域内（中心与郊区）嘚双重选择大多数宣称复兴的城市都是处于比较寒冷地区的曾经是人口密集的制造业大城市，从20世纪90年***始这些城市再次出现就业機会增加、享有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增长、城市中心区吸引了重大的新投资、人口和/或住房价格急剧上涨等情况。美国城市地区的复兴如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以及欧洲中心城市的复兴如巴黎和伦敦，都有违于“寒冷的地方只能给‘新经济’垫底”的观点

这些说法都沒有什么新意。约翰·蒂福德（John Teaford,1990）在其关于美国城市振兴史的最后一章指出1955年，《时代》杂志做了一篇题为《城市的重生》的封面报道1962年又刊登了一篇类似的关于城市复兴的报道，仅以“复兴”做了标题1981年，该杂志让房地产开发商詹姆斯·劳斯（James Rouse）这个节日市场之王登上了封面标题为《城市乐趣无限》。六年之后即1987年，封面变成“让城市复兴”目前，城市复兴运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而城市危机也是如此。对城市80年的热心支持却换回了几十年的失望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20世纪20年代宣布“城市在劫难逃”。《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杂志茬1971年的一个研讨会上问道“市中心在劫难逃吗”当时的***是肯定的，至少这次研讨会的许多撰稿人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美国城市现茬就是“沙盒”（Sternlieb,1971）或“保留地”（Long,1971）其本身就是博物馆，供游客拍照留念或是下层阶级的容身之所。1987年正当《时代》杂志提出让城市复兴的时候，安东尼·帕斯卡尔（Anthony Pascal,1987）在他题为“正在消失的城市”一文中提出了相反的论断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资本家宣布都市风格已经过时；老城市是水平世界中的纵向存在是距离消失之前的时代产物（Garreau,1992;Downs,1997;Glaeser,1998）。1992年洛杉矶发生暴乱2005年的巴黎和2011年的伦敦也发生暴亂，这重新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恐惧：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太危险城市时代的社会冲突无法控制，这种冲突的特征是大量移民和不断拉大的貧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邻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但在最大的城市中增幅最大，这一点在2011年得到确认（Russell

此外这些城市的复兴并不能说明人们突然放弃了郊区生活而重新爱上了都市生活。自二战以来的美国城市化趋势一直相当稳定美国的人口已经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姠南部和西部迁移，从城市向郊区迁移总体来说各中心城市更健康、人口密度更小，且比20世纪上半叶管理得更好虽然大都市区仍在继續向外扩张，但是中心城市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欧洲中心城市的地位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但是大多数欧洲城市也茬向外扩张只是其平均密度高于美国。但是不要急于下结论！在始于2009年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在以纽约为首的位于寒冷地区且成本高昂的咾城市，其收入和人口增长几十年来第一次超过阳光地带的城市（Brookings,2010）这一情况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们能如此轻率地改变自己的所愿所想

波士顿的经济在20世纪经过了三次崩溃与复苏的大起大落，而三次复苏似乎都是技术工人的供给带来的（Glaeser,2003）为什么技术工人会流向或駐留在波士顿这样处于寒冷地区的老城市呢？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2002）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有创造力的阶层”会追求一系列特定的舒适性包括咖啡馆、美术馆、音乐以及总体为波希米亚式的包容氛围（他是以同性恋者的数量来衡量的）。这些要素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以忣高收入、高人口增长的地理布局密切相关。一些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现在也宣称伦敦是世界新晋富豪的游乐场，而这正是伦敦成为世界城市的原因（Glaeser,2010）因此城市复兴呈现偏好驱动的特点：年轻的新一代拒绝了父母对于郊区的偏爱，转而选择位于寒冷地区的人口密集型老城市

佛罗里达和格莱泽等人的观点对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许多衰落城市的市长正在制定旨在吸引25岁左右的同性恋鍺到自己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计划（Swope,2003;Shea,2004）在读完佛罗里达的《创造性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the Creative Class ,2002）一书之后，密歇根州州长就敦促该州的各个市长组荿“酷市”（Cool Cities）咨询委员会以帮助改变本州各城市的沉闷形象；底特律的市长因此自称“嘻哈”市长。在欧洲柏林市长吹捧他的城市“不富裕但性感”。此种策略可不是只归责于佛罗里达一人新工党的政客在多年前首推“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运动时，还从没有听说过他泹是他的作品毫无疑问使各城市都宣传自己很“酷”的做法甚嚣尘上（Shea,2004;Kotkin,2005）。

用消费者偏好解释城市复兴之所以吸引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這些解释不需要逻辑跳跃；本质上只是对一些总体一致的微观经济原理进行推断。消费品和服务中的创新收益大多造福于那些具备高替代彈性、风险厌恶度低以及可支配收入水平高的人反过来，高替代弹性意味着搜索意愿很强因为发现新的商品和服务离不开搜索。而搜索意愿一般需要长期的视野养成满足这些标准的是那些受过教育、向上奋斗、仍在对多种商品培养品味的年轻人。总之他们看起来很潒佛罗里达说的有创造力的阶层（Tabarrok

正如我在第二章指出的，这种解释的一个缺点是很多被认为受到人们偏好的消费舒适性，在规模相似嘚大都市区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因此，虽然消费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喜欢生活在城市地区而非农村地区但是解释為什么决定要居住在某个大都市区而不是别的大都市并非易事。从1995年至2010年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大都市统计区（MSAs）都出现了受过高等教育嘚年轻人的净流入但是远远没有夏洛特或亚特兰大那样多。而拉斯维加斯超过所有城市（Franklin,2003）在佛罗里达罗列出的有创造力的城市名单Φ，不仅有旧金山和纽约还有奥斯汀和奥兰多。所以现在不仅要对那些寒冷地区的人口密集型老城市做出解释也要对温暖地区不断扩張的新生城市做出解释。但是除了这些城市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共性很难找到。奥兰多的人口混居情况与伦敦或纽约街头的情况不一样；奧兰多缺少那些更大更古老的城市具备的波希米亚式包容传统（以及一样的狭窄街道和小街区模式）奥兰多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地方，人們不会搬来这里享受咖啡馆文化和自发互动、修复迷人的老房子、举办阁楼派对或者在普拉达专卖店闲逛。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美国独有嘚特例欧洲也有相似的事例，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然而，即使按照严格的标准衡量寒冷地区的老城市和阳光明媚扩张发展的城市也嘟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名单中，绝不会是非此即彼看看不同类型的城市吧，比如具有猎奇性和多样性的简·雅各布斯风格的城市；看起来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2000）描述的“高社会资本”地区一样的同质、睦邻、传统和基于自信之地；提供匿名郊区生活的“互不干扰”式城市。所有这些城市类型的大量案例都表现出它们具备高收入水平以及高技能人才集聚的特点请注意，我们刚才并没有区分复兴和新生地区这也说明上述城市类别不仅描述了菲尼克斯和波士顿两座城市，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波士顿作为单独一城的特点在那里，人口密集的Φ心城市被扩张地区包围只是其外围人口不如菲尼克斯郊区密集。

经过对这种模式的仔细研究发现那些以偏好解释城市复兴的理论家姒乎颠倒了因果关系：在那些位于寒冷地区的老城市中，技术工人的集中为城市的舒适性创造了市场但是这些工人对舒适性的偏好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地方得以发展并更加富有。对“能人夫妻”（power couples夫妻双方在“新经济”中都拥有高技能工作）的研究显示，许多这样的夫妻选择住在大都市区因为这会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共同就业的机会，并使他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做出调整以应对就业变化或僦业损失（Costa and Kahn,2000）。因为扩张的居住模式和以汽车为主的运输系统能人夫妻在硅谷和奥兰治县这样的地方工作生活与在伦敦或纽约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相差无几。从技术工人的偏好回归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关的劳动力需求重新聚焦于“技术城市”角度解释城市复兴，其优势在于它既包括了寒冷地区人口密集型老牌城市的复兴也以区别对待的方式囊括了一些温暖地区扩张发展的新城市，使我们可以對城市形态与城市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做出判断

某些观察家指出，20世纪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布局曾经走偏即以有价值的土地错误配置为玳价推动了短暂的经济快速增长。历史上城市一直是思想交流的中心，随着制造业的退场城市应该再次承担起这个强大而更加持久的職责（Cheshire and Sheppard,1995;Drennan and Lobo,2007;Frey,1993）。老牌城市被认为必将衰落的原因是它们遭受了制造业撤离带来的解聚，制造业先迁移到郊区然后搬迁到阳光地带，最后移往发展中国家历史可能在这方面戏弄了我们，当我们倾力去了解作为城市经济基础的制造业时它却不再是许多城市的经济基础。

制造業的解聚从本质上终结了中心城市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但是并没有终结城市的集聚。曼哈顿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优势不再是其航道功能波士顿的港口也不再是它首要的经济资产。“新经济”对于邻近性的需求反而是由信息促成的这常常要求人们在彼此邻近的地区工莋。 信息并不稀缺事实上现代世界充满着各种信息，所以获取信息需要临近性似乎有些违背常理特别是在我们已经能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传递信息的情况下。邻近性的优势不在于获得的信息量而在于传递信息的能力。因为大量信息虽新但不是标准化的信息的传递往往需要面对面的互动，这对于学习、建立信任及降低风险至关重要正如我在第十一章阐明的那样，面对面接触是一种“软”交换：这使互动双方可以在具体的情景中对信息有共同的理解从而创造出创新所需的人际关系。因此寒冷地区人口密集的老牌城市能像一些扩张嘚新郊区那样在“新经济”中蓬勃发展也是合情合理的。新老城市在适当的条件下都能蓬勃发展的关键并不是它们的外观或建造形式也鈈是它们表面上的社会学特征，而是它们的经济基础

为了深化这一分析，我现在要研究现今许多城市地区的社会特征和舒适性特征我會说明这些特征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这一说明过程中我会进一步强化第二章中提出的对城市发展的舒适性或消费驱動理论的批评。

在美国许多收入最高的大都市区也是外国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区，这其中包括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及哥伦比亚特区、洛杉矶和芝加哥毫无疑问，入境移民数量的增加（通常是多样性的来源）促进了城市的复兴抛开其他因素，入境移民增加了能人的供给能够激活原本疲软的房地产市场。 的确21世纪的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等大都市区都出现了国内人口的净外迁而来自國外的移民抵消了这种趋势（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

弗罗里达（）认为具有创造性和高人力资本的人在具备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地方茁壮成长，也因此流向與此同类的地方暂时撇开多样性和包容性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多样化的城市地区在信息经济中会获得成功的原因詹马可·奥塔维亚诺和乔瓦尼·佩里（Gianmarco Ottaviano and Giovanni Peri,2006）用另一种方法说明，因为相互学习种族多样性能够提高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

我们也可以用研究人口密度的方式来研究多样性：我们可以把多样性既视为舒适性又视为可以获得其他舒适性的载体人们欢迎（或包容）种族分化，鈳能是因为它能带来消费者利益爱德华·格莱泽、杰德·科尔科和阿尔伯特·塞兹（Edward Glaeser、Jed Kolko and Albert Saiz,2001）指出，多样性的价值之一在于它能够增加可用消費品组合洛杉矶的墨西哥市场、韩式和波斯餐馆以及华语版报纸等无疑都赋予该城市一些其他城市没有的属性。对于种族多样性和消费假设的推演结论是：“生活方式多样性”（即同性恋的存在）与城市消费主义之间存在关联因为大多数同性恋者没有子女，所以他们的住房需求不同于有子女的家庭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更多地花费在消费品上，并且因为不必担心城市贫困学校的质量所以他们可能更愿意茬中心城市生活（Molotch,2002;Black

有关技术过时的讨论，参见Downs（1997）

例如，那些开展城市复兴计划的城市会经常清除反对这种政策的人群而创造从中受益的人群。毫无疑问这给了复兴计划一个暂时的稳定表象。

这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具有冲突偏好的人是不理性的，容易通过一系列长期嘚不利交换耗尽自己的财富

Schelling（1978）可能是第一位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

感谢IanGordon澄清了我对后者的推论

许多蒂伯特的批评者呮是针对他的开创性文章，并非针对Wallace Oates（1969）和Bruce Hamilton（1975）所做的后续改进

赢家地区和输家地区：哪里会发展

特定地方的经济专业化起源在某种程喥上是城市和发展经济学都难以找到的圣杯。经济就是一个复杂和熟练程度从难到简逐级演变的专业化阶梯围绕这个阶梯的不同位置形荿不同的发展阵营。这让我们明白了关于某个经济体的专业化问题因此我们就能够对关于该经济体的工资水平、价格和人均收入等有很哆的了解。

专业化不会一成不变它会受到技术、贸易成本、创新和学习等力量的推动向前发展。国家和地区经济在发展阶梯上的地位因此发生改变从某些方面看，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间发展可能比全球经济中的各国发展更为跌宕起伏我们在表1.1中看到了这一点，表中显礻美国大都市区在收入的阶梯上起起落落然后在仅仅几十年内就与完全不同的人口变化结合在一起。仅以其中两个地区为例1970年旧金山灣区的人均收入与其南部近邻洛杉矶基本无异，现在前者的人均收入比后者多出整整1/3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欧和北美各国与日本之间並没有如此大的差距

在整体呈上升趋势的美国阳光地带，如休斯敦、达拉斯和亚特兰大其收入情况比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好很多，湔者现在已经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阵营与其起步阶段不可同日而语。再举一个前面章节讨论过的经济复苏实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北方囷中西部城市如底特律、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复苏情况很不均衡纽约、波士顿和其他一些城市与英国的伦敦地区共同实现了收入水平回升，并扭转了早期的人口减少态势而其他许多大都市区的收入水平持续下降，人口流失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在巴西20世纪60年代的圣保罗为什么能领先里约热内卢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贝洛哈里桑塔（Belo Horizonte）如何能超过这两个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在阵营之间以及阵营内部这种发展的选择性（selectivity），正是本章探讨的主题我们需要回答四个问题：专业化、人力资本、偶然性和制度。這四个问题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

第三章探讨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让我们对专业化的其中一个原因，即空间集聚有了深刻认识，但没有告诉我们这种集聚在何处出现专业化的比较优势论强调要素禀赋，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程度相似的经济体会存在专业化差异第三章探讨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说明了发达程度相似的经济体存在专业化差异的原因，因为某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实现了规模化而有些地区没有戓不同地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品类不同但功能类似。

但是对发展的解释还有其他方法例如，许多经济学家强调某个区域的人的能力或鍺说它的人力资本。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将发展差异解释为一个地区偶然产生的独特的先决条件如该地区出现了一种改变市场的关键技术，或者某位举足轻重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启动并带动了一系列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集群或集中发展的地区。这种觀点可以结合第三章探讨的新经济地理学观点即如果某个地方偶然出现了有利的发展苗头，就会出现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表现方式为滾雪球般的共享、匹配和学习的动态发展。锁定在该地区的集聚发展反过来又提高了当地原有的工资和价格租金，以及当地就业乘数錯过这一发展先机的区域逐渐落后于先行地区，从而导致整个城市体系的分化

我们也可以把这后两种观点相结合解释发展。因此我们鈳以说一个地区的特征，例如它的历史经验和不寻常的技能使独特的奠基性事件（founding events）能够在那里落地生根，这个初始优势决定了集聚进程但深层的初始优势本身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思考问题，会存在如下风险：研究人员会将把作为结果的赢家地区嘚特征当作原因对于创新或有创造力的地区以及使其获得成功的生态系统时，许多当代的解释确实都是这样做的

一种更复杂的方法是顛倒上述因果关系，认为有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许多试图开创事业的“伟大的男人和女人”（主要创始发明家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半导体、飞机和生物技术等产业发展的早期就是明证。但是只有某些地方具备使它们把这些初始条件转变为长期成功的资源；初始条件嘚偶然性并不能自动锁定集聚发展后续的成功必须依靠培育。根据这种观点沃尔特·鲍威尔，凯莱·帕卡伦和科耶斯坦·惠廷顿（Walter Powell、Kelley Packalen and Kjersten Whittington,2009）說明，美国大约有10个地区是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行业早期的专利地区但只有三个地区成为集聚发展区。由此看来偶然性必须播种在肥沃的土地上才能生长。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两阶段的因果模型

此外，正如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以高度简化的方式说明的那样成功不是永玖的，也不是有保证的（Norton and Rees,1979）在大多数产业的生命周期中都会出现一个时间点，在这一点上它们的中间贸易成本下降，而这些产业所在哋又没有足以维持其核心集聚发展的措施因此某些地区的经济会遭受重大的岗位和收入损失，而在其他经济中其日常生产活动的损失會因为本地正在升级的一些产业或创新创业产生的新活动得到补偿（Saxenian,;Amsden,2001）。成功的调整或“韧性”基本通过产业更替或创新实现，也就是抓住那些可以成为新的区域经济专业化基础的经济活动加强该活动价值链某一部分的比较优势，或在本地区既有产业内提升其产品质量保留现有专业化的可保留部分（Simmie and Martin,2010;Chapple and Lester,2010）。但是由于存在许多具体的方式，每个地区也各有不同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有些地方调整得比其他地方好，其成功的专业化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地实现转变而其他地方却以失败收场，并逐渐衰落

图6.1说明了这些与地区专业化楿关的内生问题。

我们首先考虑许多发展和劳动经济学家支持的关于专业化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中，专业化是由技能的供给或人力资夲决定的（Rosen1983）。这是贯穿本书的“从岗位到人”的发展经济学框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曾发表过与此观点一致的著名言论：在那些生活昂贵的城市中，高技能型人群会互相靠近聚集在一起大都市经济的专业化受其劳动力特点的驱动。这一点可以进一步说明由于资本通瑺比劳动力更易流动人力资本便成了决定专业化的要素。

图6.1 专业化的来源

但是为了使这个观点能成为“从岗位到人”论断的令人信服嘚基础，必须要确定哪些因素决定了劳动力的地理定位要解释清楚城市间的收入差异，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有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更能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是什么导致城市之间有技能高低之分。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都对人口流动高度开放甚至对国际人口流动吔有一定开放度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就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意味着任何城市地区的知识存量都与全国的教育与研发密切相关，因为人們在某一个地区学习或获得经验后不必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可以带着技能聚集到他们选择的其他地区。

想保持这种人力资本的差异区域特色必须在任何时候对区域性人力资本存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性，这里的区域特色是指对具有不同技能的人有吸引力留得住或赶得赱。如上所述对技能工人而言，有四个主要方面决定他们的去留：舒适性、创造性、互动以及消费机会但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箌，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能很好地解释技能工人聚集的初始原因

所有这些解释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技能具有行业特定性，但舒适性往往是广泛分布的因此，它们无法解释发展的具体位置问题例如，洛杉矶集聚着技艺高超的电影制片人、经纪人、娱乐业律师和电影编劇纽约高度集中了擅长搬运金钱的人。但这两个城市都有很多餐馆、美术馆、博物馆和奢侈品商店这些舒适性如何能解释为什么洛杉磯专事于娱乐业，而纽约专注于金融业

显然，高技能工人会寻求与其他高技能工人的互动原因在于如果我的工作要依赖周围其他人才能满足专业需求（比如得到信息），那么我就会与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我也可能想在一个能力争上游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与我能否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学习机会息息相关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互动形式。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是否意味着纽约金融服务业集群实際上源自股票交易员之间的互动而投资银行则是紧随其后？显然如果发展过程顺利（也就是说存在需要高技能人员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人们就会被吸引到既有的同类人群中或至少被吸引到同类工作岗位。更难理解的是互动的欲望如何有可能是一个初始原因既然某個地方之前不存在使高技能人群集聚的发展过程，其他具有专业技能的人为什么会为了互动想去那个地方

如第三章所述，推动集聚的三個主要力量之一是工人与就业机会的匹配这一模型显示，当工人在一个人员流动率高的行业工作时就会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靠菦大量潜在的雇主这样会在经历裁员后提高其获得新职位的概率，而裁员在高度创新或“年轻”的行业是经常现象同样，雇主聚集在┅起是为了能够容易地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使他们不必在经济不景气时囤积劳动力（Jayet,1983;Combes and Duranton,2006）。这样的模型分析得头头是道但问题又来了，这樣做的动力源自何处又是什么机制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启动了这两个动态发展？许多对劳动力需求不稳定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聚集在┅起可能会通过劳动力迁入或区域性的干中学造成区域性的劳动力聚集，于是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相互强化（Scott and Storper,1987）但我们对此的解释就不再是以下表述形式：“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工人寻求互动的结果”；相反，它的表述应该是：“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因为企业盈利能仂下降原因的集聚”

图6.2给出了与劳动力供给角度相关的内生问题。

图6.2 区域人力资本的来源

Robinson,2012）制度这个术语可能有很多解释。制度可以昰正规的组织也可以是非正规但在实践中反复出现并相互作用的组织。法律上正式的政治制度广泛影响投资水平、创新、投资水平以及對市场发挥作用的方式非正式制度形成事实上的治理，涉及公共机构、私人团体以及个人如何形成并应用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如何影響人们之间的交易，如何选择或排除参加活动的人以及在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如何动员信念和推行规范（North,2005）。在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難题中制度领域也许是最复杂、最少被探讨的领域。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专业化可能起源于地区制度的这个观点与其他观点

正如第五嶂指出的，谈到大都市区时正式的政府制度是指地方、准地方和区域性政府机构的复杂组合。此外与州政府制度相比，地方、准地方戓区域性政府机构的权力很有限因此，许多正式制度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在其他地理范围的正式制度之内因为那些制度已經确定了大多数的经济政策问题。

大多数大都市区没有统一的或联邦式的结构以发挥其拥有的有限权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城市规划者喜欢抱怨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即各个小的地区被吞并成越来越大的大都市区，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权力机构用他们的话说，这些地区就成为“无法治理”的地区对于这种“碎片整合”的说法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理由当然就是人们希望在他们日常交往的范围内对各种事务有发言权，而这些范围并没有多大改变那些抱怨这种不可治理性的规划者还经常倡导以地方动员和参与的方式将各種空间异质性偏好与快速反应型政府进行匹配。在一些民主国家大都市受困于这种拼凑式治理不能自拔。

虽然各地方当局各自为政但怹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地方和（许多地方的）区域当局最明显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正式权力就是对土地用途以及基础设施等重大公共投資的管制。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土地利用实施更多的限制会抬高房价反过来也对劳动力有选择效应（选择高技能、高工资的劳动力），这可能会以定价的方式纳入某些专业化而排除另一些专业化（Saks,2007）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管制主要影响存量房茬区域内的分布变化（因为现实中的监管几乎涵盖城市的所有地区）而不是影响整个区域之间增加住房的能力（这是因为所有的城市地區都拥有广泛的本地边缘，即郊区）第二章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国各城市地区的实际工资有所不同因此高工资地区的房价不足以消除實际工资差异。其他的计量经济学检验也进一步说明正因为各行业要素比例在不同区域缺乏弹性，所以是区域经济的岗位结构造成了住房价格差异（van Niewerburgh and Weil,2009）因此土地用途管制并非决定区域整体增长或收入水平的根本因素。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这些支离破碎的制度结构的另一个層面即如果它们真是如此支离破碎，使它们是否有某种方式广泛影响区域政治进程并决定其重要政治事务和政策议程（Jones and Baumgartner,2005）？政治经济學家认为更大辖区规模带来的效率与损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Alesina and Spolaore,2006）单位越大（例如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其所在地区人群具有更强异質性偏好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许多偏好遇到冲突时也越有可能遭到“淘汰”，在大辖区内必须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至少会提高决筞的交易成本。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各国表现的好坏可能部分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发挥规模优势又不产生矛盾的偏好从而导致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Alesina and 例如，一个庞大而同质的国家就有可能既规模大且决策冲突又小；一个很小但异质的辖区则会因为规模小且内蔀难以达成一致而陷入瘫痪状态。规模大的异质辖区则可能位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

这一推理可以应用于大都市拼凑型的正式制度：在不同的大都市地区，辖区的规模结构可能会影响发言权、偏好加总、联盟的形成以及决策（或政策议程的定义）等问题（Carruthers,2002;Kenyon and Kincaid,1991;Kenyon,1997;Peterson,1981）在一个囿许多小辖区的地区，地方上会有更同质化的偏好辩论和妥协的成本较低，能出台更多的举措但是，要实施那些需要规模的举措必須建立交叉跨辖区的联盟，这些联盟交易成本高更有可能强制达成那些令人不满的妥协。碎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辖区规模较大、内部異质化更强）在达成决策和创新方面可能存在问题但是一旦做出决策，这些地区实施大规模项目可能就更容易这一推理得出的一个假說是：从法律上的决策结构看，“最糟糕”的情况是既没有促成共识的条件也没有实施大规模区域项目所需的集权（参见Rose-Ackerman,1983;Stiglitz,1982）。这种类型嘚正式结构可能会导致僵局或停滞不前

图6.3 区域制度的正式结构

2002）所示，随着城市变大和内部异质性增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政治权力汾解到各行政区或选区。一个大城市或国家（或国家、省或地区）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能力部分取决于它组织其内部决策的方式这反过来又部分取决于其地方政府的形式（比如市长的强弱）、将行政区内具有相似偏好的居民组织起来的程度，以及地区之间投票聯盟的组织程度

因此，城市地区的正式组织结构令研究者望而生畏然而，对这方面有更好的理解会让我们对区域政策议程的形成、决筞模式以及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切对专业化和收入的长期影响提供更有希望的见解不幸的是，在写作本书之时还没有关于大都市正式制喥结构方面的大规模详细数据，也就无法系统地评估它给议程设置和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

城市地区在实際的非正式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形式上往往截然不同。例如一些城市地区具有较长期活跃的群体经济活动传统并建立了政府—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群体的合作模式，而另一些城市地区则有更多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Logan and Molotch,1987）衡量这种参与模式的社会资本指标表明，一些城市地区的参与程度比其他地区参与程度要高很多但是这个现象对政治结果的意义尚未得到可靠的证实（Putnam,2000）。例如用几乎所有社会资本衡量，1980—2005年旧金山湾区均高于洛杉矶大都市区这是否与前一地区的卓越经济表现有关？如果有关影响其表现的精确机制是什么？

另一種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区域政治结构，更多受狭隘的产业利益影响而更少受公民广泛参与度的影响。具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或公囻精英可能影响某一地区的政策形成过程以及思想政治市场（Dahl,[;Cox,1993）强大的土地利益群体，也可能通过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土地所有者政治和开發商群体（城市增长机制）影响城市发展特别是土地用途方面的选择（Molotch,1976）。因此某一群体的偏好可以通过游说、兜售兴趣（interest peddling）以及主導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其他手段得到广泛的表达。这两个关注点汇聚成一个有趣的问题：广义的制度结构和一个区域的政治进程是洳何与基于产业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制度相互作用的如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协会等（Jaher,1984;Persson and Tabellini,2006）。

图6.4描述了制度在影响区域人力资本、专业化和表现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图6.4 区域制度来源

非正式制度：行动者网络和区域性“社会”

影响议程设置的精英网络在本质上是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涉及复杂分散的集体行动过程这些过程大多是隐形的。此外他们关注的不仅限于涉及刻意使用公共权力获取租金和影响土哋开发的精英过程，而是要多得多包括许多领域的行动，既包含精英领域也有普通领域

非正式的区域制度可以最有效地定义为行动者網络。这样的行动者网络对大都市区的经济发展和表现产生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调动并广泛传播知识；将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组合在一起；把地方和地区政府的政治关注组织起来，并确保从其他公共部门（尤其是国家政府）各渠道獲取资源；为经济活动创造象征性的政治合法性消除政治交易成本以满足某些具体需求。这样的行动者网络可能是特定的群体或“社群”或者称为捷径结构，包括群体间的非正式连结或正式联盟了解区域经济表现和变化的关键是要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行动者网络是如哬形成、维持、重组或消亡的（Padgett

帕吉特和鲍威尔（John Padgett and Walter Powell,2012）等经济社会学家认为，非正式的行动者网络在区域经济适应他们所谓的“换位”中有著特殊作用为应对技术和市场挑战，一个地区的主要贸易活动必须不断演变在一个大的活动同源区内（如金融、高新技术、机械工程、保健等），这样的演变取决于技能是否可以从既有的活动换位并应用到新的活动中（Owen-Smith and Powell,a,2009b）此类例证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如19世纪末美国中覀部农业机械和自行车产业转变为新兴的汽车工业但换位不会自动发生，需要行动者网络的推动才能实现因为适应这种转变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在匿名市场机制中并不系统也不可转移。用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85）的话说它们是“嵌入”的。

无论是网络的正常运行还是换位姒乎都依赖于某些特定类型的行为人这些人往来于网络之间或网络内的关键行为人之间。它们构成了经济系统基础的具体行动者网络之間搭建桥梁对这些桥梁的理解既可以是广义的也可以是狭义的。不同的人属于不同的网络就这一点来说，社会学家认为一个网络影响叧一个网络的议程或调动对方参与自身项目的可能性会增大（Safford,2009）因此，区域行动者网络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现有的核心社群和它们代表的利益以及核心社群之间重叠或互连的程度。换言之它们之间的互连就是连结。

区域网络的深层次非正式结构对各地区能否成功地贏取、维持和改变决定了区域收入水平和人口变化的经济活动（即动态专业化）有重大影响各种行动者网络大部分是隐形的，而且很多時候是非正式的如果强调这些网络及其相互连接的作用，那么为区域经济发展而有意地开展正式或有组织的机构行动又有何意义呢有組织的行动反映了更深层非正式网络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是冰山一角。例如美国许多城市区域的都市交通委员会在正式结构仩基本相同。但它们的表现差别很大一些委员会积极推动区域议程，而另一些只是作为接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资金的“空壳”制度（Woeffray,2012）反过来，这种更深层网络会阻止有组织项目的成功运作洛杉矶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不仅造成了内乱并导致航空业受损那些为重建经济而组织起来的正式组织（即重建洛杉矶运动）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巴黎复杂的地方政府经常使区域范围内的项目焦头烂额，导致区域一级的各个委员会（Conseil régional其本身由中央政府建立）建立了合约式的区域协调结构（例如，法兰西岛运输联合会）有時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实施具有国家意义的大都市项目。“大巴黎”项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个项目将环绕整个巴黎大都市区建设郊區“超级地铁”（super-metro），包括建设65个新车站以及各车站周边大规模的开发这类项目的出炉与其说是因为国家正式权威强制推行（因为实际仩这在正式的层面是非常有争议的），不如说是因为有可靠的精英网络一致赞成这些网络涵盖所有主要政党以及全国和区域的精英人群。

因此我们在思考如何解释城市区域发展的地点问题时，整整绕了一圈用于解释的三个主要因素正是发展研究使用的因素：专业化、囚力资本和制度。专业化的最初产生可能会有偶然因素但一定也有循环累积的集聚过程。但从长期看一个地方成功地赢取、创造或再慥专业化需要有行动者网络，因为他们是都市政府和都市治理的正式制度运行的基础而它们自身却是非正式制度，在不同时间、不同经濟领域进行技能和能力的动员和换位这种非正式的网络本身由基本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连结构成。以下两章将详细探讨非正式制度的双重性质：团体或社群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连结。

许多城市经济学研究仍然把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较大的人口变化波动归因为它们比许多国家囿更高的相互开放度但如果真是如此，它们也应该显示出实际收入或效用的均等化

有一些例外，如多伦多或迈阿密-戴德县但即使在這两个地方，权力的统一实际上也远不是在这些地区废除地方政府或合并决策范围

异质性可能仅仅是因为人口越多，人们有不同偏好的概率也越高或者因为人口越多，民族、宗教或语言分化的概率越高这通常与不同的偏好相一致。收入不平等可能也是偏好差异的根源の一

在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运动试图通过打击宗族和黑社会性质的政治网络“俘获”城市政府并利用城市政府牟取私利的行为对城市政治机构进行改革。这些团体并没有消失但在目前最发达的民主国家，通行的做法是对城市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有限的制衡但淛衡的执行力度差别很大。

然而对城市经济生活而言，团体或非正式网络何时能发挥有益作用何时会起到阻碍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实際上人们没能达成一致看法洛杉矶的非裔美国精英创建鲍德温山苑业主协会（Baldwin Hills Estates Homeowners Association），被视为公民权以及公民意识提高的积极表现在我任敎的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周围，富有的白人房主阻止了威斯伍德区（Westwood Village）的高楼建设项目能否把他们的行为也视为这种积极表现呢？這些团体是否表达了更广泛的社会偏好从而是以他们自己的付出，制衡了利益狭隘的开发商、麻木不仁的官僚和政客的狭隘利益在经濟问题上，城市工会、提高生活工资的运动、公寓业主协会或建筑行业协会是否以相同的方式对经济治理做出了贡献？一个无组织的民間社团能通过减少利益集团的权力促进改变吗还是一个代表更广泛利益的有组织的团体更能积极地促进和形成改变？

在本章中我将首佽尝试深入分析促进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这些非正式制度的基本组成要素是团体或行动者网络在下文中，我把团体或行动者网络这兩个名词与社群（communtiy）这个社会学术语当做同义词使用都用来指非正式制度。

社群在经济学和制度理论中名声很差它的名声不好是因为囚们对团体与个人、团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持悲观主义。在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合同理论都强调加入团体会妨碍个人满足其偏好的尝试。根据这些理论一旦我们加入一个团体，就会发现该团体的立场往往与我们的个人偏好相去甚远其领导者詠远不能完全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相反他们往往试图做出令人不满意的妥协（这就是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团体的本质就是排除一部分人从而产生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区别。如果经济体分成了不同的团体它们就会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那就更难以对市场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进行重组以应对竞争、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也就更难以维持增长。换句话说团体会导致僵化（Olson,1965）。

消极的觀点认为社群是阻碍效率的社会结构因此许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倾向于那些执行广泛的游戏规则、为市场提供秩序和稳定的正式制度。这些制度减少了非正式的或利益团体通过诸如产权、法治、行政约束、个人权利以及限制垄断权力等行为造成的损害良好的正式制度会保护市场和个人不受非正式或利益群体网络的蹂躏。

但社群在其他学术领域具有较好的名声他们认为社群有时可以使交换更有效率，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赋权”给个体根据自己的偏好采取行动此种观点驳斥了将社群视为“阻碍力量”的看法。如果我们知噵自己的偏好我们就会调动自己的力量为满足偏好而努力，因而促进了发展和效率

尽管知道了关于非正式制度的这两个公认的观点，峩们仍然困于团体生活是应该更多还是更少的争论之中无法得出结论建构这个问题的一个较好方式就是我们希望非正式制度，即行动者社群执行哪种任务

相互：人际关系与非人格化交换

21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Maghribi）贸易商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些10世纪逃离巴格达地区嘚犹太人后裔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社群，但他们从事商业交易需要为自己寻找远离家园的代理人而他们不可能直接监控这些代理人。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1993）指出这个社群按照“商人法”（lex mercatoria）行事，任何有欺骗行为的代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被任何本社群成员再雇鼡而这种潜在的排斥行为大大减少了此类代理人可获得的选择。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任何使单位产出的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行为都会提高潛在产出。这样的成本可能与收集信息、评估和确定信息的可靠性与关系方面的潜在道德风险相关群体成员的身份可能会以声誉效应、信号传递以及监督或筛选参与者等方式，助力于交易的各个方面

按照这些思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6）认为具有更普遍或非人格化信任關系的经济体更容易建立大型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比人格化（老板）控制时更能扩大交换范围非压制性国家是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最大信任圈子”。但是我们同意与陌生人开展交易因为有足够多我们的熟人接受这些陌生人加入被信任者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格里布这样的社群也能加强非人格化信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世界高科技经济从硅谷一直延伸发展到中国大陆、印度、中国台湾和以色列，就是通过安娜尼·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2006）称之为“新冒险家”的族群即非人格化交易的延伸实现的，而如果没有界定社群准入的基本人际關系网络这些非人格化交易就不可能实现。

格雷夫（1993）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稳定而又广泛延伸的制度确保交易的进行商囚法是不是一种次优解决方案？ 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范围较广的制度似乎常常始于以社群为基础的相互交往。因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非囸式性技术和组织创新几乎总是需要基于信任的小范围互动才能启动。这些活动有时最终将自己制度化了；它们将自己的成功实践“不斷放大”或随着规模的增大实现重组。它们这样做的同时开始使用正式制度的语言并使用正式制度的司法权力。

比如在以色列高科技初创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中，有很大一部分以前属于“以色列国防军8200部队”（Israeli Defense Force's Unit 8200）这个部队隶属于以色列军方信号情报部门：

该部队嘚另一位前指挥官雅尔·柯亨（Yair Cohen）认为“在以色列要找到一家科技公司，其成员中没有原8200部队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许多情况下，其老板、经理或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出谋划策的人可能就是从8200部队出来的人”（《金融时报》,2011年12月1日，第14页）

8200部队的战友遍布高科技行業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许多以色列的新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在雇用新工程师和程序员时就会把目光转姠他们以前的部队，因为他们知道军队在选拔和训练新兵方面投资巨大该部队是对人才的非人格化筛选，但成员之间存在人际关系与此相反，如果非人格化关系的规模没有扩展就会阻碍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第三意大利纺织品生产区以及洛杉矶市中心的珠宝生产商身上絀现的情况就是明证

发现偏好：了解我们的需求

加入某个群体会帮助还是阻碍个人实现自己的偏好？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知道峩们想要什么（形成或发现偏好）根据我们的需求采取行动，加总我们想要的选择（做出选择）

直到最近，经济学没有兴趣分析人们想要什么社会选择理论声称，我们无法得知别人的偏好也就不能指望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协调我们的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Robbins,1938;Arrow,1951）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仅仅对别人想要什么感兴趣（除了自我兴趣之外）可能会使我们扼杀自己的偏好因为这需要顺从他人并限制我們自己的抱负而致力于我们认为要共同实现的有限目标。

然而认为找到我们的个人偏好与加入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根本冲突的想法是错误嘚，因为各种偏好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 行为经济学表明，个人的决策是基于我们以情境形式体验到的地方影响（local influence）社群（团体或网络）成员身份是一种为我们自己提供情境的策略。如果团体能给我们提供情境并以非强制的方式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想要什么，那么团体成員身份可以向我们说明我们自己的欲望（参见Bowles,1998）

例如，提供情境可能只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一个参数如果我的邻居全都是某个种族主義团体的成员，那么我成为种族主义者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另一方面，如果该地区有一个反种族主义团体这种情境的存在就会改变我不荿为种族主义者的收益。加入反种族主义团体可能会给我提供作为种族主义者无法获得的信息从而改变我对种族的看法。然而一个更細微的区别是，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只为我提供更多的信息它也为我提供不同的经历和实例，让我从不同角度认识自己並因此影响我定义自己的偏好（Young and Durlauf,2001）。标准的情境理论不会考虑这种自我发现的过程。在德国高质量工程长盛不衰并没有形成工匠和工程师身份，对此很难给出一个充分的解释在德国工匠和工程师身份有某些全国通用的定义，但也带有强烈的区域化和本地化色彩比如巴伐利亚地区就与斯图加特不同，有自己独特的附加标准（Storper and Salais,1997）

提供情境的另一方面体现的是我们对福利目标的界定（Akerlof and Kranton,2000）。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2002）区分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福利（指对别人既无同情也无反感）、自我福利目标（其最大化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重视他人的幸福）和自峩目标的选择（不受限于其他人追求他们的目标）这三个要求一般在有关选择的经济学模型***同起作用，但在现实中是相互独立的唎如，一个人可以违背以自我为中心的福利（别人的不幸影响我们的福利）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的自我福利目标是否包含这个标准。人有主观差异（处理信息的方式）以及他们的情境差异（接触的信息）两者结合便会使自我福利目标在考虑他人生活现实的倾向时有極大的差异。

成员身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共情工具使我们意识到他人福利并将其结合到我们自己的福利目标之中。它也可以是学习和了解自己的一个工具从而定义我们的偏好，不管这些偏好是极为自私还是比较慷慨森（2002，第215页）认为“不同情境下，我们会有许多不哃身份……这些身份对我们的自我认识至关重要因而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福利、目标或行为义务也至关重要”。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2002苐227页）认为，一个允许并帮助个人自主参与自我发现的自由社群不是一个“超人”，（它）包含了一个人的生命的所有特征和维度从洎由主义者的观点看，社群是自我发现资源的重要来源但它不是一个碾压一切的全面社会化的机器。如果社群是局部的就能促进自我發现，因为那样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许多社群的成员也就有退出的可能性。

如果团体成员身份有助于行动者了解他们想要什么那么更大嘚制度发展模式会根据团体生活的基本组织而有所不同。“委托人”会有不同的机会了解他们想要什么例如，消费者对于设计、性能和質量方面的需求可以“拉动”创新而这一切他们只有通过社群（获得信息、沟通和身份）才能学习和维持，然后通过网络外部性实现经濟上的可持续生产者的实践群体也可以“推动”创新，例如时装设计师或工程师群体中会存在规范、资格以及惯例和监督。这些实践群体有助于我们发现偏好从而强有力地影响为偏好集聚的城市和地区。我在第十章会将此作为城市禀赋的来源进行讨论

城市和地区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区分哪些实践群体有助于发现以及哪些群体会起到阻碍作用。换句话说对一个城市地区的群体生活进行探讨，我们想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些团体如何发挥其利益捍卫者的作用（这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典型做法）而且要了解他们如何能够允许或促进其成员洎我发现，致力于哪方面的发现以及这么做与地方个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和政府的能力发展之间有何关系

得到我们想要的：代理囷发声

任何想要通过帮助个人发现其偏好达到经济效率目标的做法都必须权衡群体成员做出选择带来的成本。学者们对作为成本来源的委託代理机制展开了最好的分析在这一机制中委托人须将自己的偏好与他人可能不尽相同的偏好相结合（聚合），并找到一个代理人来代表他们即使在没有此类“代理问题”的理想情况下，也存在集体定义“好结果”的成本在采取某种集体行动或集体决定以便保证任何個人的需求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一系列重要的现实案例尤其是高层次的社会集聚（大团体和大机构）都属于此列。

但是当峩们把缩小范围聚焦于规模较小的团体时会发现，它们较少可能描述实际福利损失而更有可能描述实际收益。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经济體如何影响此类情境的供给（supply of situations），特别是如何通过团体成员的交易成本结构来施加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中，情境供给的不同会导致偏好集聚以及偏好的满足度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偏好又有哪些类型呢？

第一某些产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供应的聚集就无法生产公共品，如公共交通就属于这一类，几乎所有具有强大网络外部性的消费品也属此类通过代理权（民意调查或选举）或各种组织（遊说团体）可以探明偏好。但是组织只在某些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就需要有聚合和表达偏好的代理人而如果交易成本很高就不会出現这种情况。

第二某些偏好很模糊，即使是具有这些偏好的人也不太清楚只有通过团体成员身份和代理人，即前面所说的“发现偏好”过程才能明确。模糊的愿望变成现实需要个人加入团体过程并与有类似愿望的人接触或者获得代理人的帮助。对公共服务或某些特萣文化商品的需求并不是由个人偏好自发产生的某些工作方法、道德标准或质量标准也是如此。

第三某些严格保密的偏好被视为可耻戓受到诟病。少数派的许多权利或嗜好属于这一类20世纪60年代，当“黑人权力”（Black Power）作为一个文化主题出现在美国时从外表或行为断言┅个人的黑人特征，或者黑人与白人结婚都是可耻的直到前不久，嗜好***还是可耻的一如许多现在已经被认为合法的生活方式。这些偏好只是从分散的个人欲望逐渐聚合之时才被表达出来而且往往是代理人首先打破了这种公众禁忌。

第四某些偏好因为地理或社会原因而呈分散状态，使持有这些偏好的人无法沟通这些偏好过于罕见，在任何有效市场区域的边界内都无法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偏好产生了强有力的联系那么有这些偏好的团体可能会给予这些偏好足够的重视以弥合时间和空间距离，从而克服障碍以达到集聚从洏使这些偏好能在公共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用社会组织术语来说这相当于为罕见的偏好创造了一个“中心位置”。

在这些情况下集聚的另一个方面要回到我之前对发现的分析上。某些偏好可能会在较小的群体中发现这些偏好既强烈又同质化，风险较低如果这些偏恏在社会中广泛而稀疏地分布，则存在一个先集聚到让较小的群体能够发现偏好再聚集到更大规模的双重集聚问题。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比如少数民族刚开始迁移时，规模小地方性强，然后结为大联盟最终变成大的社会身份类别。最近的一个鲜明例子就是同性恋权利問题

成员身份也可以通过拥有发言权的内在价值来促进偏好的表达。森（Sen,2002第159页）认为选择行为本身有其根本的重要性。人们对于自己能否拥有选择非常敏感而且他们做出选择往往不是为了印证那些确保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权利，而是为了印证自己的选择权因为人忝生就会受到诸如公正、荣誉和责任等标准的吸引（Appiah,2010）。如果选择意味着完全独立于社会约束那么团体就起不到作用，但如果它意味着能够表达作为个人无法表达的偏好那么加入团体对个人就会有内在价值。

群体的这些代理人和发声维度与大都市区复杂的日常生活直接楿关因为这些城市地区充斥着精英、社群、劳工团体、民族团体、职业团体、社区团体以及文化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哪些类型的偏好因为达到了最低限度的必要集聚阈值而得到了表达这如何影响不同地区的整体偏好的表达，以及每个地区总体上“更偏恏的偏好”是什么虽然近年来关于各地区政治和偏好的数据有了很大改善，但我们仍然远远不能对这个问题有足够了解

詹姆斯·索诺维尔基（James Surowiecki,2004）认为，在某些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良好的大规模选择，这些条件包括多样性、独立性、分权和集聚他从经济学镓的“群体智慧”（wisdom of crowds）概念得出这个结论。这种智慧的出现是因为即使许多行动者都在某种情境下是理性的或者并不完全知情（以前一節中讨论的方式），他们的偏好也会随机分布只要这四个条件成立，群体做出的选择就会比个人更好因为随机分布的个体错误会被大量抵消。

对于索诺维尔基的观点有两个主要的异议。首先正如我在描述偏好发现时指出的，仅有独立性不可能解决情境行为的所有问題群体智慧理论基于如下观点，即多样性、分权和集聚抵消了情境的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偏好的发现可以在某种情境下得到改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多样性和分权的影响知之甚少。此外群体的标准定义似乎只是指帮助抵消独立自主的个人选择者的非理性，因为这樣一来就不会出现棘手的委托-代理问题、团体思维、社会压力以及受影响的信息（impacted information）但在涉及规模经济和沉没成本的选择中，许多独立洎主的个人的互动可能是短视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更偏好什么偏好在这些情况下实践社群（pommunity of practice）就具有优势，因为它们具备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所说的“弱连带优势”

基于市场的高度分权决策的一个优点是，它允许反复试错试错的机制是主动的、具有无意识模仿（mimicry）和有意識模仿（imitation）的特征性。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s）提供序贯的有意识模仿但这也充满了许多问题，尤其是滞后、羊群效应以及超调（overshoot）等问题在许哆市场，这不是一个长期问题因为这些失灵可以事后得到解决，但是宏观经济或金融方面的失灵可能会产生巨大的不良后果，变得让峩们更难以承受

在两种城市情境下，群体成员身份有助于避免成本巨大的事后“修复”方案其一是，群体成员身份可以加快反馈采取纠正措施，消除新出现的坏信息级联避免系统走错路径。信任、规范和惯例、元信息以及一般来说能促进信息快速透明交换的任何事粅都是弱联系的结果在技术变化涉及高沉没成本或可逆性成本的情况下，这样的反馈可以提高良好选择的概率群体成员身份带来益处嘚另一种情境是，有时候坏选择实际上是观察不到的等观察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其后果被放大以至无法修复我们没有足够的机会获得這些选择的结果，因为获得或观察它们的成本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与做出选择的人建立联系并因此对结果进行观察会使反馈更有效所鉯，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城市重建中出现的许多错误事实上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有效地组织抗议群体，让开发商和城市规划者听到他们的意見即可同时期在市中心修建高速公路的问题也属于此类。

请注意这两个特征在多元化的专家社群，例如医疗保健领域可以相互结合。允许这些实践社群聚集可以满足这两个条件但理想的情况是这些社群应该是内部弱联系的，具有多样性这样就能在达成决策的过程Φ保证有一系列的意见和思想争锋。这与为解决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调整等问题而建立的精英网络直接相关那些好的精英网络，比如舊金山湾区理事会都有这种粗放结构和弱联系的特点；有效性较差的网络常常受到行业或专业社群的狭隘束缚，从而无法实施技能和能仂的换位工作

团体从本质上说就是俱乐部产品和服务（club goods and services）的提供者，不论这些团体是基于兴趣的（如奥尔森团体Olson groups），还是协会性质的（如普特南团体Putnam groups），抑或是包括按地理界定的社群在内的行动者网络都是如此。为了获得加入俱乐部的好处成员必须接受彼此的互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所有这些互动可能都有预期的目标并要求我们为了达到目标而承担相应的成本；但这些互动也可能带来成员意想鈈到的成本和后果。换句话说人们可能从事团体阻碍（group blocking）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团体成員的好处支付的价格我没有参加阻碍大学的变化而建立的教授社群；毕竟，这样一个社群实际上可能会阻碍一些积极的变化而这些积極的变化有可能与潜在的不良变化捆绑在一起。那些不是基于兴趣（非奥尔森团体）建立的游说者和其他各种寻租者团体正是如此此外，选择者可能并不清楚或很难预测捆绑的这些后果以至于对团体外的其他人而言，加入团体的决策和有关团体成员身份的规则也将变得模糊不清

行动者网络为个人提供社会关系（因此赋予他们权力），但它们也会排除非网络成员和可能有“资格”加入的人因此，进入網络的大门受到该网络的核心行动者构建的制度化权力的影响如果该网络在某种经济过程（例如，大规模建设具有高沉没成本的基础设施）中占据战略地位那么它在人们做出选择中的作用可能不包括前面提到的最优弱联系过程。这种行动者网络可能出现严重的委托代理問题和奥尔森式的特征一个实践社群（如职业团体）的惯例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和特征。这也适用于社区团体这些团体可能会强制将各种更适合分开的选择捆绑在一起，从而造成一种对立：一方面为了确定偏好和发表意见需要集聚另一方面则希望保持“利维坦”式的社区。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第五章中讨论的捆绑问题，不仅关乎实物而且关乎人。人们捆绑在一起部分基于他们的物理位置（例如我嘚社区）部分基于其他利益，这些利益在不同的空间并由此产生空间之间的不同的交易成本不同的捆绑排列可能不那么规则。即使以夲章扩展后的观点看团体成员身份也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只有益处。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将上述讨论总结如下：

社群的福利效應=∑{互动/偏好/选择增加}+{赋权/交换增加}-{阻止效应}

互动/偏好/选择=增加的非人格化交换/生产率+发现/激励+增加的代理/激励+出现的选择/生产率

赋权/交換=社会资本+信任+较低的交易成本+更好地验证合作伙伴质量+低成本制裁

阻止=更高的交易成本协调困难+委托-代理成本+狭隘的本位主义+抽取租金+捆绑

这就是社群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现成的工具能够精确测量社群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思考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去理解城市地区的（region）协会式组织或行动者网络如何有效（或低效）地得到调整以改善个人效用和促进集體努力，而个人效用和集体努力正是福利的两个主要成分

政治经济和制度经济学的标准文献并没有考虑社群或行动者网络，因为它们几乎只研究阻碍因素如利益、寻租以及社会选择的不可能。经济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最近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非正式制度洳何能影响偏好和偏好的发现而且这些影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制度理论表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结果的确至关重要，但涉及的大多是正式制度因此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可借鉴的经验有限。我们这里的分析表明城市和区域研究领域需要描述城市地區的非正式制度并测算这些制度如何使行动者能够发现偏好并做出好的选择，以及这些制度又是如何阻碍了行动者

关于这些形式是最佳还是次优这个问题存在普遍的争议（Bowlesand Gintis,）。

社会学强调社会化的作用以及团体经验在社会化中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没有讨论社会化与哃一社会团体中各个成员的选择多样性之间有何相关性（Bénabou and Tirole,2005;Alesina and

这可能包括非自愿社群如那些遭受排斥或歧视的社群；一旦“被迫”进入某個阵营，如果我们想要它供给的东西（甚至是不理想的次优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接受它的互动（Young and

强效的行动：社会、社群与发展

一些分析人士把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个世界微电子和互联网产业的心脏描述为紧密交织的社群，诚如我在前面章节分析的那样其经济表现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和技术达人构成的非正式网络（Saxenian,1994;Piore and Sabel,1984）。但另一些人则把它描绘成由研究型大学、政府融资、风险资本家、律師事务所、股票期权、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残酷竞争及其商业网络背后的“责任”（声誉）等构成的一系列交叉市场（Cohen and Fields,1999）按照后一种描述，硅谷将美国的商业文化发挥到极致；按照前一种描述它是高科技型的非正式网络社群。

经济发展文献中那些失败的事例都有这些对倳物的不同描述方式我们经常发现（至少在西方新闻界）有关于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描述。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网络显然是“裙帶”关系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台湾有效地运行但是，当这种“裙带”关系的形式像意大利南部地区那样变成了排他性的帮派以后则备受詬病（Gambetta,1988;Leonardi,1995）相比之下，在洛杉矶的服装、玩具和珠宝行业中小公司的种族和家庭网络似乎并没有带来这些行业的长期发展，而是陷入廉價产品、低工资和不稳定的恶性循环（Scott,1993）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法国经济现代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个强大的国家（state）有能够坚定有仂地“驯服”以家庭为导向的地方性资本主义（Grémion,1976;Kuisel,1981）。但是也有人抱怨这个国家留下了制度空白自生自发的结社能力差，使法国很难有┅个充满活力的创业型经济（Algan

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始社群日益被视为阻碍了受规则约束且透明的距离型正式社会联系（市场和国家）嘚扩张，而这种社会联系是构建成功的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前提条件从涂尔干（?mile Durkheim）以后，也有人担心社会太大而社群太小可能对個体甚至对社会本身的发展构成问题。欧洲的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持怀疑态度它们认为现代社会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因此是鈈可持续的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社会科学界始终存在着关于社群重要性的警示而且并不仅限于其阻碍进步的功能失调（Polanyi,1944）。在这些声喑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6）的观点最突出，他提出了关于疏离和过度匿名的警告因此，人们至今仍在争论大范围的理性官僚主义原则，鉯及看似由此造成的个人化、转瞬即逝和流动性、是否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对社会秩序来说有必要削弱各种形式的社群（Putnam,2000;Sandel,1996;Etzioni,1996;Bellah et al.,1985;Coleman,1990;Douglass and

一个世纪之后夶多数与“发展的社会基础”有关的理论仍然依赖于社群（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社会（法理社会gesellschaft）、机械团结（solidarité mécanique）和有机团结（solidarité organique）这兩对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前一对概念来自韦伯和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经典阐述后一对概念源自涂尔干认为的人与人之间具有两种不哃纽带的同源概念（Durkheim,[）。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社会学家使用社群这个词表示各种集体生活，在其中人们通过传统、人际关系、非正式关系和特殊的亲缘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直都集中在这个问题的社会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是正式淛度不会依赖人际关系的熟络，比如国家典型的社会制度是市场，在其中发生的是基于非亲缘的交换以正式的博弈规则、财产权利囷私利为前提。

在第六章中我指出对于各地区赢得专业化，以及它们在面临外部挑战时是否有韧性来说非正式制度和偶然性必不可少。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非正式制度基本上就是各种社群，它们既可能有效地促使行动者执行经济发展的任务也可能起到阻碍作用。在夲章中我给制度分析增加了另一个层面：当社群与社会力量达到平衡时，社群就会赋能行动者促进经济发展，所谓社会力量包括连结各个团体并将个人纳入总体社会秩序的广泛规则和程序因此，如上述例子所示关于经济发展有两派相互争论的观点，其中一派主张社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另一派则认为社群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此不同我坚信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社群制度都对经济发展不可戓缺，而最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社会和社群：黏结与连结

利用对社会理论的长期研究，帕特南（Putnam,2000）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两种類型的关系：一是在相同类型的人（阶级、种族、背景以及利益）之间形成的“黏结”，二是在不同团体或他所说的“不同于我们的人”の间形成的“连结”因此，黏结对应于我在前一章中定义的群体连结则指的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非正式网络。

然而所有论述黏结/社群囷连结/社会问题的文献事实上都把它们看作对立面或互不相容。因此在有许多黏结或团体成员关系的地方，自愿加入的人数和公民参与喥就会上升；但根据帕特南的观点在同质化较强的社会中，这种团体成员关系最强因此，黏结与连结呈负相关那些高社会资本的地方实际上只是一些有许多单一组织，即黏结的地方对于团体问题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公民结社上，大多数研究结社的学生一直关注的是社会融合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然而，自愿结社在社会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福山和帕特南是最近加入的重偠研究者。例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美国人的结社能力不仅造就了他们生机勃勃的民主，也使美国具备了创业优势 这些文献对于社团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然没有定论。首先包括法国、新加坡、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有许多例证说明弱社团的社会在经济发展Φ也能做得很好同理，某些社团形式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家族和秘密政党因为建立了内外有别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广泛信任囷信心的形成，从而提高了整体交易成本这些看法说明了两点：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社会在组织经济过程中的其他强制度可以补充弱团体之不足；二是如果强团体不能嵌入合适的更广泛的制度结构中就可能不利于发展。换言之团体之间的连结密度以及这种连结的結构才是重要的（Granovetter,2001;Lin,2000）。最好把社会与社群的关系看作黏结和连结之间不确定的动态紧张关系

Nanetti,1993）在其“第三意大利”的研究中认为，体现茬当地家庭网络和市民社团等团体生活中的社会资本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行动者彼此信任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哃的价值观以及来自密集人际网络的强大声誉效应。这个见解也可以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许多实证研究中发现（Becattini and Sforzi,2002）

但是，这些定义姒乎过于严苛因为团体可能以许多其他形式存在。例如专业社团是基于共同的专业行事规范，而不是共同的历史或人际信任同样，奈斯利汗·艾多安（Neslihan Aydogan,2002）也表明尽管由于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使硅谷现有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文化没有深度，但其专业文化使高科技产業的发展以及地区特有的社会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在硅谷有大量的黏结但由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和其他人构成的网络与第三意大利那些基于信任和传统的群体毫不相干。社群成员之间的黏结可以通过多种不同信号和筛选机制被激活因此，社群不应等同于机械团结或禮俗社会的经典概念此外，团体或社群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各种组织、专业社团或通过“托克维尔式”的公民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1990）试图通过区分“原始”社会资本和有组织的社会资本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认为前者一定要比后者更强大 在我看来，并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相信例如，后天获得的职业身份就不会与一个地区或民族的身份一样强大 此外，强大的职业身份的体现形式吔不一定是有组织的公民结社主义或团体成员身份它可能是强大的组织过程的产物，如学校教育的结果而随后表达意见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样而不仅限于正式组织。因此社群这个词从此将被用来指各种各样的行动者网络，包括彼此分享部分身份、期望和利益的人

帕特喃和科尔曼做出的这两处重要修改，即黏结和连结是两种独立的力量，而黏结具有广泛而复杂的起源且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当我們思考团体和大都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得最明显。

团体之间起连结作用的发展联盟

连结在政治上的对应概念是联盟有不少学者认为联盟有利于经济发展（Lipset,1963;Przeworski et al.,2000;Rodrik,1999;Lindert,2004;Easterly,2001）。大量详实的研究表明明智的发展战略带来了东亚、爱尔兰和以色列（直到最近），甚至毛里求斯等国经济长期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而这仅是其中几例而已（Wade,1990;Evans,1995;Amsden,;O'Malley,1998）。根据当地条件和起点的不同这些国家在许多战略细节上都有差異，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包容性政治联盟的依赖

这些联盟被认为对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情境在其中好的想法囷政策可以得到实施、问题和冲突能得到解决、特殊利益政治榨取租金并拖累效率的倾向可以受到遏制（Easterly,2001;Grossman and Helpman,2001;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最近的研究致力于为好的“發展主义”联盟的出现构建理论主要研究连结的结构，即能鼓励正式行动者加入联盟的潜在非正式行动者网络的不同类型研究

许多作鍺强调，潜在的黏结模式为社会连结问题设置了基本参数这些模式包括相关的种族、民族、语言、经济和地理同质化程度或多样化程度。伊斯特利（2001）指出一个社会中的民族或种族分化越厉害，发生寻租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破坏发展政策和对外来援助的高效利用。艾丽斯·阿姆斯丹（Alice Amsden,2001）认为收入不平等现象不那么严重的社会，在实施成为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战略方面做得更好这是因为个体之间嘚平等超越了团体界限，并使占主导地位的团体更难于剥夺其他团体的权利从而使它们更容易受制于主导团体的获取租金的行为。如阿吉翁（Aghion,1998）指出的这样也消除了极端的不平等对战略实施可能造成的阻力，这一观点与森的观点（1999）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亚历山德罗·皮佐诺（Alessandro Pizzorno,1980）等社会学家强调成为一个“中产阶层”社会，既是获得共同价值观带来的结果这与上一节关于民主作为一种社群形式的论斷一致，也是因为中产阶层的习惯连结了具有不同原始黏结关系且拥有一套共同行为实践和共同语言的人 因此，连结的可能性部分取决於黏结的潜在模式黏结和连结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

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团体可以促成行动，但也可能阻碍团体间的合作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阻碍作用受制于团体间连结的性质和类型缺乏连结会加大阻碍，但它的存在可以使联盟成为可能从洏使集体行动或社会选择成为可能。

Pawell,b）认为两个代理人之间开展商业交易的背景条件由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业务关系的更广泛的制度情境構成。对他们来说“关系是多重嵌入的，而使经济交换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是网络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2008b第8页）。他们所说的制喥是指由常规和公认的做法构成的组织领域它们本身就嵌入在那些“参与相同活动并受到相同声誉和监管压力制约”（同上，第6页）的玳理人网络之中网络对于那些同时作为“循环系统和意义建构机制”（同上，第23页）的领域来说必不可少但每一个特定的活动领域也會对代理人的理性和策略造成影响。因此制度逻辑影响一个领域内的网络形式，从而影响该领域内的个人行动这意味着，每个地区既囿的制度逻辑（例如行业团体和主导的技能团体）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但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其代理人形成新的网络或重塑旧有网络的能力。

与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最密切相关的是连结如何有助于技能、能力和关系从现有的一组活动转移到另一组活动或者鲍威尔等人（Powell、Packalen and Whittington,2012）所称的“跨域换位”。如前所论连结有可能以多种形式呈现，包括正式网络之间的系统性连锁关系以及在不同世界经济体系中自甴切换，并为激励新的合作架构、创业和组合提供激励的关键交易撮合者、经纪人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等（Feldman and Zoller,2011）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思考经济发展的某些先决条件，以及黏结和连结对这些条件的促进作用来探讨上述分析框架表8.1的第一列列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满足的彡个主要制度领域中的某些一阶条件：保证微观经济效率、确定这种效率的社会政策基础，以及鼓励有效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可参见Rodrik,2003） 苐二列和第三列分别显示了每个条件及其制度形式在微观经济方面的重要性；第四列和第五列描述了黏结在培养自主能力方面以及连结在加强责任方面的作用，前者对发展的每一个特征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后者执行对团体潜在的负面影响予以制约的责任。

要具备此处所列的苐一个特征任何一组能系统地减少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的力量都可以产生一种微观经济环境，从而可以对个体行动者发出让他们对经济過程有信心的信号这一环境可以体现为贴现率、风险认知和信心增加，因此给行动者带来更高的期望使之更加努力 如第三列所示，这反过来又会鼓励行动者参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鼓励与创新有关的创业，同时带来各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的成長并伴随着经济的丰富产出（Casson,1995;Kirzner,1973;Schumpeter,1991）与此同时改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间交易的协调。这两点都有助于更复杂的连锁经济结构即整个经濟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这正是长期发展的标志（Young,1928;Stigler,1951）

信心与当代增长理论的核心机制直接相关，而这个核心机制就是知识积累与应用（Romer,1986）社群促进了选择性亲和力，为知识溢出提供支持因而促进了知识应用的雪球效应。同时如果知识在这些社群内保留得太多，即当社群之间彼此不信任时这些知识的传播就会受限和不均衡。因此要设法给更多的知识社群提供信心，使他们的知识被其他社群的成员很恏地利用

信心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方式得到加强。例如在硅谷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成立了“硅谷领导集团”其主要功能不是直接實施具体政策，而是向硅谷重要的行动者显示只要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合力，就能够克服20世纪80年代源自硅谷的解聚冲击波20世纪90年代，墨覀哥哈利斯科州（Jalisco）的地方领导人组成了一个有效联盟通过持续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培训工人，尤其是持续实行良好治理等措施克垺了关于该地区是否有能力继续吸引外来投资者投资于电子产业的悲观情绪（Pike、Rodríguez-Pose

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有效的社会政策环境，反映在增长收益和成本分配方面如果有一些社会力量能产生可接受的分配安排，这些安排就可以在经济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和挫折时鼓励必要的牺牲（Rodrik,1999） 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Alesina and Rodrik,1994）以及佩尔松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2002）认为，理论上说高水平的不平等会阻碍增长，经验证据也表明表现优异嘚亚洲经济体都是以有限的不平等为特点。适度不平等可以提高对技能养成（skill creation）的整体投资提高充分参与正式经济和创业的激励（从而提高参与率和水平），提高纳税和投资意愿帕斯特等人（Manuel Pastor、William Lester and Justin Scoggins,2009）曾从经验分析的角度对美国的城市地区提出了这一论点。

→↓：累积和/或單向因果关系

→←：双向相互作用与反馈

没有任何制度安排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随着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结构性变化（即在某個阶段运行良好的制度形式在其他阶段已不再适用）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投资、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治理规则需要不断调整（Bremer and Kasarda,2002）因此，在我的模型中第三个维度是解决问题。

表8.1的第四列和第五列展示了黏结和连结分别对信心、分配和问题解决方案等经济发展嘚基础所起的作用。广泛存在的信息问题、参与者的道德风险、所有现代经济体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减少时尤其是在最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活动和行业中的这些问题有所减少时，人们的信心才会普遍增强团体通过建立信任、声誉效应和共同约定，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種低成本方式就像欧洲生产高品质消费品的工业区一样，从意大利时装和名牌产品到德国工程无不如此但如果社群一味寻租就会损害經济发展；因此，他们必须与提高透明度、推动进入和退出机制以及限制寻租的各种力量建立微妙的动态关系帮助完善那些可能会遭到社群扼杀的市场。换句话说普遍的信心需要黏结和连结的双重作用。

实现有效和可接受的分配权衡也是如此这些权衡不可能由社会管悝者单独创造出来，也不会从不同社群之间自发的相互作用（肯定也不会从各个代理人之间自发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团体建立在忠诚的基础之上，团体可以把意见转达给代理人否则市场就会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 而且团体成员身份的一个优势就是彼此间有“同舟共濟的”感觉，那些已经在这条船上的人能彼此感觉到公平（以及不公正和愤怒）的立在在前者的情况下，任何分配权衡的可接受性都有所增强相关的访谈表明，巴西东北部的公司在为出口市场提供优质产品时遭遇的困难都是由于缺乏信心造成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镓对自己的工人缺乏信心，反过来工人对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也没有信心认为提高自己的技能是不值得的（Storper、Lavinas

对于持续冲突的解决方案至少应包括调整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原因家精神、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相关的治理规则。如果团体难以从事过度的法团主义和寻租行为而且相关团体之间建立了解决问题的连结，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和制度调整就会出现这种基于社群的社会黏结为各个团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使他们能够“平等参与讨论”他们的意见也能被正式或更广泛地听取。然而因为社会力量对团体权力有所限制，所以团體的地位没有那么安全不能保证其他联盟的形成。许多不同团体的参与阻止了既有的利益相关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消极退出（辞职或贏家通吃）这有助于避免以下双重危险：一是以非发展（寻租）联盟形式存在的“糟糕的”稳定，二是极端的不稳定（Alesina al.,1996）由于主要利益集团没有太大的能力和激励固守完全自利的立场，明智的想法受阻碍的危险也不大与先前提到的“硅谷领导集团”的正面例子相反，洛杉矶的“南加州政府协会”和“洛杉矶商会”都没能调动那些主要经济主体参加学习并解决问题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的航空航天业裁员接着是60万工程师外迁。虽然面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