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6万元(后涨至3.9万元)购买一台飞镖机，每月可返租1200元，这个看似诱人的“致富计划”原来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空买空卖共销售飞镖机7419台，非法套取人民币2亿多元，被骗对象涉及15省市及港澳台地区。本月2日，该案在深圳罗湖区法院一审宣判，认定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经营属变相传销，判定成记达、杨学兴等10被告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中主犯最高被判8年并被罚款50万元，其他主犯分别被判5—7年，各处罚金20万元，其他从犯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零6个月不等，各处罚金5万元。

因该案牵涉面甚广，很多群众受害，深圳市政府组成“飞镖”案件清理小组办公室启动善后处理程序，于昨日在香蜜湖度假村附近设置场所，开始接受购机者资料的登记。

飞镖公司的前身为深圳市鸿润隆实业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11日，注册资金1800万元，1999年11月29日更名为深圳市飞镖科技实业公司，2002年5月10日再次更名为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法人、总经理为目前在逃的席得胜，就是他卷走公司两亿余元巨款，使数千购机者面临难以追回老本的窘境。

如果没有2004年6月的案发，飞镖科技公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企业。资料显示，该公司参与承办、协办了历届全国飞镖大赛，赞助中国组队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第30届世界飞镖大师赛；2003年12月，再一次作为承办单位，承办第五届全国飞镖公开赛；公司赞助中国飞镖协会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14、15届世界飞镖锦标赛；向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赠教学用机，设立飞镖教育基金；2004年3月1日，还向连州市西岸镇清水中心小学捐资33.8万元用于学校建设。

也正是这些“光环”获取了来自全国15个省28个市上千购机者的信赖，而公司法人、总经理描绘的“购机返租”计划也将许多投资者“套牢”。公司的体系也迅速扩大，下设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销售公司、经营公司，并在全国大部分城市设立了经营网点，其“镖王”牌飞镖机销售额占国内市场的一半。

罗湖区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飞镖公司以购买飞镖机返租获取高额回报为诱饵，公司成员宣称签订保险合同购机者利润有保障、并采取伪造虚假的“飞镖机承包经营合同”、编造飞镖机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另编造所谓的上市“计划”，以此招揽客户，并通过与客户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将每台飞镖机出售给购机的客户，甚至在飞镖机尚未生产时，蒙骗客户进行无货空售。而合同约定:购机者将自己认购的飞镖机返租给飞镖公司，返租的每台飞镖机由飞镖公司每月向购机者支付1200元或1300元的租金。

此外，飞镖公司在其“飞镖时代”等宣传资料中承诺:合同期满，飞镖公司以18000元的价格向购机者回购飞镖机。以三年期返租合同的约定及飞镖公司的承诺计算，购机者每购买一台飞镖机返租于该公司，每年可获租金14400元，合同期满，飞镖公司再以每台18000元的价格回购此机，三年投资的总回报共达61200元。至案发时止，飞镖公司共销售飞镖机7419台，以最低售价36000元/台计，共得款人民币2.67084亿元。

但按上述合同约定的租金折算，售出的飞镖机全部返租后，一年内飞镖公司仅应支付给已购机客户的租金就高达1.068亿余元。飞镖公司的收益主要来自购机者认购飞镖机所交纳的购机款，为填补经营收入与应向客户支付租金及回购飞镖机款之间的巨大差额，飞镖公司采用将后购机者所交付的部分购机款支付先购机者报酬这一方式维持公司运作，这一方式也被罗湖区法院定性为“变相传销”。

被罗湖区法院认定为主犯的，包括公司股东、行政副总经理成记达，副总经理杨学兴、副总兼董事长助理潘绪明、副总兼财务总监文则顺、副总兼行政总监叶春，另有公司会计、经营部等5名职员也因作为从犯受到刑事惩罚。其中成记达出资240万元从原股东手中购得30%股份，后增资至1800万元时，又出资540万元。

在此前的庭审中，成记达辩称其没有出资，不是飞镖公司的真正股东，飞镖公司采取的“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与其无关，其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他被告也纷纷推脱责任，或称不负责或未参与购机返租经营。各被告辩护人辩称“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并没有为法律所禁止，不属于变相传销和不必然有社会危害性，认为飞镖公司无罪。

罗湖区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经营属变相传销，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各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和应否承担责任问题，法院判称，飞镖公司的“购机返租”行为，分别由决策、宣传、销售、经营等一系列的非法行为所组成，虽是公司的行为，但公司的行为是通过具体的人去实施才能得到实现，各被告人均在具体运作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且具备犯罪故意，均应对飞镖公司的非法经营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最后判处成记达有期徒刑8年，处罚金50万元，其他主犯中杨学兴被判5年，潘绪明被判6年，文则顺被判7年、叶春被判6年，4人各被处罚20万元，其他从犯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零6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5万元。

头戴光环公司参与承办、协办历届全国飞镖大赛，赞助中国组队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第30届世界飞镖大师赛；向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赠教学用机，设立飞镖教育基金；向连州市西岸镇清水中心小学捐资33.8万元用于学校建设。

手举诱饵编造良好的经营前景，虚构上市“计划”，许诺花3.6万元(后涨至3.9万元)购买一台飞镖机，每月返租1200元，期满后公司再以1.8万元的价格买回飞镖机，三年投资总回报可达6.12万元。

不义之财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飞镖公司共销售飞镖机7419台，共得款人民币2.67084亿元。

飞镖案牵涉面较多，受蒙蔽群众众多，为妥善处理，深圳市政府成立“飞镖”案件清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昨日，该办公室在媒体上发布公告，请购机者及时到位于香蜜湖度假村一侧的办公室登记。

据悉，深圳市政府从公检法及工商、审计等多个部门抽调人员，负责处理善后事宜。昨日的公告中称，自昨日起至11月30日接受深圳地区购机者登记，今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接受广东地区及港澳地区购机者登记，明年1月4日至3月15日受理省外各市购机者登记。

该办公室已于昨日起开始办公，在位于香蜜湖度假村右侧的三层小楼内，十余名工作人员一字排开，接受群众的咨询和登记，在办公室外还停着一辆救护车，几名医护人员随时待命以防主要为中老年人的购机者情绪激动发生意外。

办公室外张贴的公告中称，要求购机者领取登记表后，携带本人***或委托证明文件，与飞镖公司签订的合同及保险清单，以及购机和返租收入相关凭证到该处登记。

该办公室一位现场负责咨询的工作人员称，目前尚处于对该案购机者情况摸底调查阶段，具体如何处理需待掌握情况后才能拿出方案。

该案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购机者。昨日，十余名深圳的购机者在清理办公室领取登记表后，又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讨拟对保险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他们称，正是因为看到保险公司的保单，他们才放心地购买。

这些购机者年龄均在50岁以上，多位老人已经白发苍苍并已退休，他们构成受害者的主体。据称，有65%的购机者均在50岁以上，他们在退休前的身份有教师、政府***、企业领导。

多位购机者称，他们看到飞镖公司大量的荣誉***和举办诸多高层次的活动，尤其在看到保险公司投保后，给予了飞镖公司足够的信任，加入到购机者的行列。有位姓王的先生还称，他看到公司的回报率不到2%，不像其他诈骗动辄许以10%以上的高额回报，于是购买了三台机器，没想到最后还是上当受骗了。

在案发前，他们尚能领到每台飞镖机每月1200元至1300元不等的回报，但在案发后，因许多人瞒着家人购机，有些甚至将房产作为抵押来购买机器，如今境况较为艰难和尴尬。有位姓计的先生称，他在观察了一年多之后，还到公司所在的国贸大厦详细考察，在去年5月23日花费十余万元购买3台机器，结果不到半月即案发，自己未获分文进账。还有位老太太要求记者不要公布她的名字，因其是背着儿子偷偷购买的，直到如今仍不敢告诉儿子她上了当。

在对政府部门介入善后处理表示赞赏的同时，昨日聚集在一起的购机者还对飞镖公司如何能存在六七年之久未被查处表示不满，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对公司存在监管不力。

购机者还向记者出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保单称，起初他们尚有疑虑，后来看到保险公司的保单后，才放心地购买，但在案发后与保险公司交涉未果，他们拟联合起诉保险公司索赔。

对于目前尚在逃的飞镖公司头号人物席得胜，购机者也强烈呼吁警方加强侦查，尽快将其缉拿归案。

对于购机者能否获得返还财产，罗湖区法院在判决中称，采取“购机返租”的非法经营方式是飞镖公司的内部决策，广大的购机者并没有参与组织和策划，而是在不明真相受到蒙蔽的情况下购买了飞镖机并由飞镖公司经营，致使其财物在飞镖公司的控制之下未能得到返还。对于属购机者所有的此部分财产，应返还给购机者。同时，飞镖公司在“购机返租”的非法经营活动中，在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成员之间按公司确定的比例进行提成。该提成全部均属非法所得，应予以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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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J.Heckman、Robert.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佳宁娜”在潮州话中是“老乡”的叫法。佳宁娜潮州菜的成功得益于其多方面的独到，而潮州商人对潮州菜的感情和推动，也是带动潮州菜遍布全球的重要动力。也就是说，马介璋创造了一个潮州菜的品牌，让遍布全球的潮州人成了潮州菜的推销员。

遍布全国各地的潮州菜酒楼，成为佳宁娜稳定的利润来源，直到今天在各地扩张的势头不减。

在香港做牛仔裤起家以后，马介璋大部分投资集中在深圳，从潮州菜馆，到佳宁娜广场，再到华南工业原料城，带领企业成功转型的轨迹，可谓一步一层天，他说，“深圳是我投资内地的大本营”。

马介璋是第一批投资深圳的港商。1985年，他开始调整策略，把投资由香港转向深圳。这一招使他的事业有了全新飞跃。从1985年开始，马介障在深圳投资500万元设服装厂，第二年就增资到3000万元，继而他又参与了制鞋、旅馆、娱乐业等投资，在宝安县发展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工业村等。在他的带动下，大批港商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掘金”。

1991年，马介璋投资10亿多元建造佳宁娜友谊广场，位置靠近深圳火车站。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整个大厦由四座塔楼组成，集商业、办公、住宅、休闲、娱乐于一身，在当时的罗湖建筑群中鹤立鸡群。有人认为火车站人流集中，但脏乱差，低档宾馆酒店或许可以生存，开发高档项目恐怕不合适宜。很多人不明白，在那么多可供挑选的好地段中，马介璋为什么独独看中这个地块。直到近年来，地铁开通，火车站广场和人民南路的改造，佳宁娜友谊广场的价值得到尽情释放，他们才初步领略到马介璋当年投资的胆识。

总投资26亿元的华南工业原料城，是马介璋在深圳投资的另一个大项目，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项目。不少人心有两大疑惑：一是凭马介璋在深圳的实力和关系，怎么会弄这么一块偏僻的地皮？二是做房地产，短平快的项目多的是，他为什么要搞什么工业原料城？

但马介璋还是说服了好友郑松兴、孙启烈、马伟武、梁满林等5位港商一起投资。马介璋在制造业浸淫多年，对华南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当稔熟，对各种工业原料的供应渠道及在制造业中的价值非常了解，因此能够洞悉其中的商机。他的观点与制造业的几位港商朋友一拍即合。目前一期工程50万平方米投入使用，纺织服装、皮革皮具、五金化工塑料、纸品包装印刷和电子元件及电脑配件等5大工业原材料市场招商火爆。这再一次证明了马介璋的眼光和神采。

马介璋，佳宁娜董事局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会长、深圳政协副主席、香港潮州商会会长、深圳外商协会副会长等职，曾获2003年度香港铜紫荆勋章。

熟悉马介璋的人都知道，马介璋不爱奢华，吃饭经常是白粥和榄菜；唯一爱好是唱歌，学唱歌很投入，为了学会一首新歌，会反复练习，有时候办公室里没人，也会扯着嗓子唱一段；不会打高尔夫，特别喜爱打乒乓球。如果有客人能陪他打几局乒乓球，兴奋之余，还会高兴地揽腰拍肩成为哥们。

诚实守信是马介璋的秘诀。早年创业，与一个德国商人谈成一笔生意，那人要求第二天早晨看合同。达成意见时，公司秘书已经下班。由于那时候秘书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马介璋只好自己摆弄起了打字机。整整一个晚上，艰难地敲出一份合同书。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份合同按时送到客人住的酒店，那个德国商人看了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乐了。马介璋老实相告，这份合同是自己一宿没睡打出来的。德国人说，合同表面不规则，但内容简洁，数字没有错。就在上面签了字。就是因为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几十年来，这个德国人都是马介璋的生意伙伴，并且成了好朋友。

由于良好的信誉和为人之道，马介璋获得了商界颇多支持。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香港服装实施限额制，但他却一下子获得港府10万条牛仔裤的配额，占了全港配额的相当一部分。就算后来在房地产上吃亏，出走南非重新创业，由于信誉不跌，名誉不倒，他获得了美国客户大批订单，迅速从房地产业失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恢复了元气。

家住罗湖的汤丽女士一直记着这样一件事。1998年的一天，她和朋友到深圳佳宁娜潮州酒楼吃饭时邻店突然发生火灾，店内一位负责人沉着指挥顾客和员工撤离。她好意提醒顾客尚未买单，那人说：“生命比金钱重要，一律不用买单了！”她对这位最后一个撤出来的小个子非常钦佩，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老板马介璋。(深圳商报记者徐明)

这是一个制造明星企业家的时代，大量耳熟能详的企业家明星充斥着各种传媒，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让财经记者们不断兴奋；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一个个明星企业家，昨天还是一脸灿烂的笑容、春风得意马蹄疾，今天却已经沦为阶下囚，亿万身家，转瞬灰飞烟灭，香车美人，忽而遥不可及……

美国成功企业家克雷格·霍尔在其《负责任的企业家》一书中认为，转型市场固然潜在着巨大回报，但是，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会面临由于政府的脆弱和反复无常而导致的不确定性、腐败风险、组织化犯罪等等。克雷格·霍尔指出，“负责任的企业家”就是一个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也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他由此认为，“负责任的企业家”要对国家和公众的未来进行真正的投资，而不是一帮单纯追逐个人名利之徒。

以上述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企业家，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家。当然，上述要求或许是苛刻的，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尚处于创业初期，尚面临如何生存下去的严峻考验，远没有到“达则兼济天下”的程度。但是，社会公众对企业家的要求却不会有丝毫降低，法律也不会因此网开一面。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如华为总裁任正非、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联想集团前总裁柳传志、方正创始人王选等等。在中国由官宦社会向真正的商业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企业家们对国人观念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尚面临着多种难题。一方面，传媒、社会公众对明星企业家极尽追捧，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方面，官宦社会的影响还远没有被剔除干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尚远没有达到成熟商业社会的水平。一方面是社会对企业家们相对高但合乎情理的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家自身素质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法制环境的不尽人意。中国企业家就以这种尴尬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如果按照西方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准，如何评价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中国又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企业家？

就上述问题，本报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共同举办了一场论坛，论坛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博士、副院长戴启思(StevenJ.Dekrey)博士、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周苏苏、通用技术集团香港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志勇、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徐岩教授、樊景立教授、李家涛副教授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IEMBA课程协调中心副主任林智生亦出席了本论坛。

主持人：以发达国家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准看，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企业家？标准是什么？

陈家强：我觉得作为企业家应对企业发展战略有清晰的认识，敏感捕捉市场机遇。能管理好企业、使企业持续发展。为此，企业家必须具备创新能力，有较强的执行力。企业家还应该具有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包括对股东负责和对社会负责。作为一个企业家，服务于一个企业，股东把企业交给你，你有责任合理利用资本，带领企业创造利润，给股东合理的回报。同时，企业家还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惟利是图。一名好的企业家，还要善于用人，并且成为一个好的教练，能培养出一个好的领导团队。

戴启思：在西方，企业家分为创业者和经理人，前者创立了一家企业，并拥有该企业的产权，后者不一定拥有企业的产权，两种人的共同特征是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比如我在香港有一个朋友，20岁的时候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他63岁了，公司在60多个国家有业务，受到国际认同，这个人显然是个创业型的企业家。而杰克·韦尔奇则属于职业化的企业家。在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能把控公司的发展战略、能让公司持续经营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樊景立：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有巨大的成功商业案例，即规模要足够大；要有比较系统的商业理论；要对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按照上述标准，国外有大量的优秀企业家，如让IBM浴火重生的IBM前CEO郭士纳、领导GE达到一个发展高峰的杰克·韦尔奇。但是，企业家的第三个标准——社会影响力有时候在短期内是很难判断的，杰克·韦尔奇刚到GE的时候，实行大裁员，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后来才证明是正确的决策。

主持人：如何评价中国目前企业管理者？与成熟的商业社会相比，他们存在哪些欠缺？

陈家强：有一点的确很遗憾，很多内地的企业家尚仅仅是个工业家，过于重视产品品质，追求产品的完美性，对人才管理重视不够。内地市场经济尚不太完善，经常出现一窝蜂投资、部分产业过度投资严重，持续发展策略不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那时的厂长、总经理都是官派的，企业更多承担的是社会责任，主要解决就业问题，市场驱动力很弱，主要靠厂长个人的能力推动发展，而不是成熟的管理团队。目前，内地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不成熟，公司提拔干部还是以内部培养为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地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周苏苏：其实中国制造的商品质量不差，但品牌附加值尚没有体现出来，这与企业家品牌意识不高有关。我在英国看到一种葡萄酒，每年只生产几千瓶，但每瓶都是精品、都很贵，整体产值很高。中国制造就是缺乏这种精品意识和制造精品的商业模式，很多企业家仍过于注重量的提高。今后，中国的企业家应着重在品牌价值上加强工作。

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刘伟曾说，现代企业家应该有：一、创新精神，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敢冒险没有创新精神还叫什么企业家，那叫企业匠。二、必须具备深厚的责任感，不具备责任感的创新，不叫创新叫赌博。三、要守信，市场经济本身是信誉的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樊景立：刘伟先生3个标准中的“守信”，标准太低了，在法制社会里，守信是最基本的要求。“创新”是企业家必需的素质；“责任感”要看是对谁负责，是对股东、顾客负责，还是对员工负责？我想，应该是对社会负责，企业本身就要对顾客和股东、员工负责，为顾客创造价值，此外，还应该对社会负责，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刘志勇：中国的守信，更多的是道德标准，而非法治层面的要求，不守信也很难受到法律惩罚。因此中国目前不佳的诚信环境，具有特殊性，作为一种标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

樊景立：谈到责任，我想作为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否则很难受到社会的尊重。杰克·韦尔奇从GE退休后，与妻子离婚了，但他没有给妻子相当的生活费用，表现得非常吝啬。不久被他妻子告到了法庭，在法庭调查韦尔奇收入时才发现，原来他从通用公司获得了令人惊诧的丰厚退休待遇。在其丰厚退休待遇和对待妻子的吝啬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个事件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让很多美国人怀疑杰克·韦尔奇做人的品质，和作为杰出企业领导人的素质。

李家涛：因此，我们提倡企业家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必须有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外，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商业领袖。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被称之为企业家的人，或自认为是企业家的人，如方正创始人王选、荣事达集团总裁陈荣珍、海尔总裁张瑞敏、邯钢集团总裁刘汉章、联想集团前总裁及董事长柳传志、现任总裁杨元庆、华为总裁任正非。这些人可否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家？依照上述标准，中国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企业家？

周苏苏：企业家是一种身份，但是否是真正的企业家、是否能走很远，关键要看企业家是否有长远眼光，成功的企业家肯定在所在行业里有独特的眼光，对人生哲学、商业哲学理解深刻。

应该说，中国现在有一大批企业家，知名度高的也不少。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海外去，在发达国家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优质产品，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推动。尽管，中国的企业家中，尚少有杰克·韦尔奇等那样广为人知、成为著名商学院研究对象的，但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为投资人、客户和社会创造了价值，为员工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成长的舞台。

从这个角度看，张瑞敏、柳传志、侯为贵、李东生、任正非都应该是优秀的企业家，杨元庆等人则是新生代企业家的代表，更具有职业化的特点。这个群体对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

刘志勇：我不同意只有在市场条件下才能产生企业家的说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有可能出现真正的企业家。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更需要创新精神，需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要“多面看”，既要向上看——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位置；还要向市场看，让企业有个不错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有很多真正的企业家，除了传统产业的张瑞敏等人，还有盛大的陈天桥。在中国众多行业里，家电行业是放开最早、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张瑞敏在这个行业里做得很优秀，是细分市场的成功者之一。张瑞敏还把西方先进的企业经营理念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结合了起来，进行创新，如针对农村地区的需求，生产出了可以洗地瓜的洗衣机；提出“下一道工序就是用户”、“只有淡季的市场，没有淡季的思想”等等。

陈家强：(笑)也不能厚此薄彼嘛，也打5分吧。柳传志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企业家，联想收购IBM全球电脑业务，不是作秀，而的确是从联想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做的。海尔国际化实践成功与否，现在还很难下结论。对于中国内地企业的国际化浪潮，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要给企业机会去尝试。

从企业差异看，海尔人才管理不及联想，联想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但海尔的接班人好像还不明确。此前，看到有记者采访柳传志，问他为什么把联想集团分成神州数码和联想公司，柳回答称，是为了两个优秀的人才——郭为和杨元庆，因为两个人都是帅才。某种程度上说，柳先生在企业经营中好像过于看重感情，但从人才管理的角度看，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柳先生是在因材施用，而非任人惟亲，中国古代就主张举贤不避亲。

主持人：中国有句俗话叫，“成则王，败则寇”，一些企业家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所有的成就即全被否定。比如牟其中，他的一些主张现在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是创新性。但现在极少有人说他是企业家，而认为他是个骗子、阶下囚。如何看待那些落马的企业家？

周苏苏：企业家成败都很正常，任何企业家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企业也有优势和劣势，关键是企业家要对自己的优劣势有明确的认识，要有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少犯错误，减少失败的几率。社会也要以平常心态看待犯错误的企业家，即使是对犯罪的企业家，也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功过是非要分明，不能因为一个企业家失败了就认为他一无是处。

主持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名商大贾，如范蠡、胡雪岩以及商人群体如晋商、徽商等，但这些商人大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与政治势力密切关联，有的被称之为“红顶商人”。《财富》杂志曾有篇文章认为，大部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都是“市场政治家”，他们不仅对市场有着超常的敏锐和把握能力，而且同时还是“政治家”：他们有人格魅力来凝聚一支队伍，有高超的市场谋略来攻击对手，懂得借势或造势来吸引眼球，他们甚至会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左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政治家的手法来把握市场，来经营企业，这就是市场政治家。“市场政治家”是中国企业家的宿命吗？

李家涛:企业的影响力是对社会而言的。在美国，规模超大的企业也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国会的意志。美国副总统切尼，原来是哈利伯顿能源公司的CEO，伊拉克战争之后，哈利伯顿能源公司在伊拉克重建中获得了很大利益。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有时候可能是种互补关系。现代社会很复杂，企业要取得成功，需要各个方面因素的协助，包括各种人脉关系，企业肯定会利用各种关系，扩大市场机遇。

樊景立：我想，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家还是难以摆脱“市场政治家”的宿命，因为中国的商人要使商业做大，不可能逃出政治的影响力。另外，今天的政府在各个领域里的影响力也很大，想不受政府的影响也难。

刘志勇：西方社会的各种规则是明确的，比如美国大企业集团与政治势力的联系有一套体系规范，如总统候选人争取竞选经费，都是有公开条款约束的。在中国内地，政府在市场、生活等层面，还没有完全退出，很多资源，包括一些资金、项目、订单等等，都掌握在一些政府部门手中。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取得这些资源，要么通过公共权利，要么通过物质交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寻租行为”。

但就长远而言，这些都会被逐步规范。因此，企业与政治结缘，成为“市场政治家”并非是中国企业家的宿命，只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此外，“市场政治家”实际上也有另外的理解，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有一定手腕，比如万科董事长王石，通过登山为企业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品牌。因此，一个好的企业家，必定要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善于造势。

主持人：“原罪”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有现象，有人认为，“原罪”可以原谅，因为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造成的；但有的人认为，“原罪”必须追究，因为法律具有可追溯性。一个人犯罪后，理应受到惩罚，不论是过了多少年。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刘志勇：中国企业之所以有“原罪”，主要是因为，一些企业只通过不太合法的手段获取资本，但合法与否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卖点鸡蛋都犯法，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在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家要创业，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肯定要运用、占有一些额外的资源，比如，在月工资30块钱的情况下，不贷款、不借钱，很难办成一家企业。由于所有资源都属于国家的，企业家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些不太规范的途径获取。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企业都尚处于创业阶段，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依旧十分激烈。因此，如果不是用极端非法的方式(如造假奶粉，导致小孩子营养不良，甚至死亡，这当然是不可原谅的)，都应该被原谅。因为，很大程度上，“原罪”是体制原因造成的。

樊景立：法律对一个人犯罪(不包括杀人等刑事犯罪)，应有一个追溯期，如一个人30年前逃税10万元，30年后，其企业每年交纳的税有上百万，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追究30年前的偷税行为，恐怕有些不太合适。即使追究这些人的时候，也应该参照他今天所做的成就，让他把偷的税钱拿出来就可以了，不应当一棍子打死。但是，如果这个人在30年后依旧逃税，甚至有其他违法行为，“为富不仁”肯定应该被严惩。在国外，如果是一个人有黑社会背景，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商业领袖。因此，作为企业家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

林智生：由于法制不规范等现实问题，中国一些企业家认识到了政治因素在其成功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一旦企业成功后，往往会去追求政治身份，寻求更大的政治保护后者攫取更大的灰色利益。

李家涛:从法律的角度看，在法制社会应该提倡有罪必究，“原罪”肯定应予以追究，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不一定应追究。关键是谁去追究、从什么角度去看？我们今天谈“原罪”问题，不能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纽约市市长上任前，专门会做一段时间的律师，追究对小投资者造成侵害的案例。

刘志勇：企业家是否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与其“第一桶金”的来源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企业家“第一桶金”的来源不正当，但以后做的生意是正当的，这种人是可以成长为企业家的，国内外都不乏这类企业。德隆的疯狂扩张不是按照市场规律做的，最终破灭一点都不奇怪。因此，不用刻意去追究企业“第一桶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而应该让市场自由淘汰。未来社会一定很美好，但一定会有个过程。治理“原罪”的关键，不在于抓多少***、多少坏的企业家，而在于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障制度，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高效的法制环境，让“流氓”变成“绅士”。

主持人：在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企业家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官员则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而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官宦”社会，读书是为了走上仕途，精英分子都竞相涌去当官，所谓，“士农工商”。直到今天，这种现象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从报考***之火热可见一斑。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会不断培养企业家精神。随着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环境的逐渐形成，中国必将产生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但目前中国尚缺少造就企业家的土壤和机制，具体地说，缺少哪些条件？

周苏苏：中国是一个传统上重仕轻商的社会，这种观念仍旧影响着我们。有一次，我与一个人聊天，她自豪地说，自己5个儿子都是局长。这说明，全民对商人并无很强的认同感。当然，在造就企业家的机制上，我国比20年前好多了，但仍旧多少会有些轻商观念作怪。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轻商重仕的观念在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已非主流，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个人价值的体现。此外，现在政府制订的游戏规则，政府官员的观念，也越来越有利于企业家的成长。

几十年前，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带来一个企业家的团队，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也往往会带着中国的企业家出去。比如中兴通讯，在深圳发展了20年，之所以能成长得如此之快，与深圳市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密切相关。此外，我们近几年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由于做的都是电信基础设备，与政治、经济、外交相关性很强，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协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等部委、一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都对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应该说，我国造就企业家的土壤和机制正在逐步形成，有待完善、优化，前景阳光。其实，欧洲发达国家等成熟的商业社会，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主持人：中国企业家越来越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目前企业管理方面的教育非常兴旺，这到底对于企业家的培养有多大意义？

戴启思：类似EMBA教育都是一些重要的基础课程，其目的是提升企业家们的素质。事实上，在西方，并不是很多企业家接受这样的课程培训，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才20多年，大量现在30岁—50岁的企业家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对市场经济理解得并不深刻，很有必要扩展眼界，接受一些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当然，中国本土企业也正在茁壮成长，并越来越受世界关注，研究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案例也很多，让他们的同行来吸收这些经验，会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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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西汇率改革走过的经验来看，有管理的浮动制度(肮脏浮动)比自由浮动要好。”

12月1日，巴西中央银行前行长，巴西最大的银行之一——巴西一大贝贝亚银行创始人，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委员会委员的费尔南·布莱契尔(FernaoBracher)在上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

“但是进行有管理的浮动的关键在于，这种干预并不是赤裸裸的。”布莱契尔说，“最近几天，我看到中国货币当局暗示人民币可能升值，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危险性。”

巴西十年汇改，前后经历了四次变动：从固定汇率到盯住一篮子货币，随后又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