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曹德旺出生在上海。如果不是赶上时代的大变动,小时候的曹德旺,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富二代”。
如果是那样,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国首善”和“中国玻璃大王”了。
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东部沿海、福州南翼,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由于地少人多,福清人也素有远渡重洋寻找出路的习惯,是中国著名侨乡。
他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他的曾祖父曹公旺就曾是福清的首富。但是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他的爷爷一辈逐渐衰微,直至破落。
他的父亲曹河仁,年轻时随着曹德旺的舅公到了日本。曹德旺的舅公在日本开布店,但是他没有把曹河仁留在自己的店中,而是介绍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中当学徒。学徒第一年,做的就是挑水、煮饭、倒马桶等杂活儿,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求他对着镜子练习走路、微笑、鞠躬,以及说话的口型,一直练到满意为止。
学徒第二年,布店老板让曹河仁挑着货担下乡叫卖。学徒第三年,曹河仁才回到店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期满,店老板告诉曹河仁:“我教给你的,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去开自己的店了。”
父亲经常对曹德旺说,自己的前半生,非常感谢那位日本布店老板的良苦用心,“他第一年是炼我身骨,第二年教我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父亲后来跟曹德旺讲起生意经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与他的学徒生涯是分不开的。
很多年之后,我对曹德旺讲述的这段往事印象深刻。我相信,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曹德旺的父亲,而且也在曹德旺的心中挖了一个很深的树坑,埋下了一棵新鲜的树苗,那是曹家未来的一个丰功伟绩。
我曾在日本走访过包括丰田在内的几家著名企业。日本商人有关未来最常见的比喻,就是树木。比如《日本公司》漫画书上的那位主角工成,就将转包商和供应商比做企业的根须,支持着巨木的成长。树根向树干聚集,而树枝却向外扩张,这又成为企业发展的最佳隐喻。
与中国的大陆+稻谷式文化不同,日本是海岛+森林文化的混合体。日本之树的生长,要比大陆上的植物遭遇更多的挑战,而且树的生长是缓慢的,要几十年才能成材。所以,曹德旺父亲遇到的那位日本店老板,其实也是一个种树的人,而种树是与永恒有关的事情,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
离开日本人的布店,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进了曹德旺的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年,曹德旺的奶奶要曹河仁回家成亲。曹河仁回到高山成了亲,一年后启程再去日本,但在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改变了去日本的想法,留在了上海。留在日本的曹德旺舅公,就把曹德旺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
那是一笔巨款。按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曹河仁由此成为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里的有钱人。由于钱足够多,他什么项目都做,也开了夜总会。后来,他还成为著名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7 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曹德旺父母决定搬回福清高山。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所有家产。一家六口则坐客轮回福建。他原本希望把东西运回高山后,还可以将船租给别人搞运输。但是在客轮抵达马尾多日后,货船迟迟没有靠岸。后来才知道,那艘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
曹德旺的母亲陈惠珍,福清高山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家的千金。出嫁时,她的父亲给了很多陪嫁。她将这些陪嫁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回到高山后,她把细软变卖成钱,买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正当盖房工程仅剩铺瓦片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 74 师溃败经过高山,到处抓壮丁,就抓走了正在他们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
虽然这些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从他们被抓走的第一天起,他们的家人就一直在曹德旺家里哭闹,要求曹德旺的父母赔人赔钱。曹河仁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不会耕田种地,也许只有回到上海经商,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曹河仁离开高山后,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曹德旺家里闹事,工作队看见了,便询问曹德旺的母亲。母亲告知原委,工作队长认为应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事的人抓了起来,准备严加处理。最后是曹德旺母亲代为求情,整个事件才算过去。
但是对于曹德旺的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大江大海,兵荒马乱,曹德旺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无法如期寄到家中。为了养活身边 6 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曹德旺的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曹德旺的舅舅帮忙耕种。高山土地贫瘠,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青菜之类,根本不能解决全家的口粮问题,所以曹德旺他们总是忍饥挨饿,通常只是每天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
饿极了,孩子们会叫。这时候,曹德旺的母亲就把他们兄弟姐妹集中到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做游戏。曹德旺说,他记得母亲总是交代他们,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家只吃两餐,“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曹德旺他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破了,会坐在灯下认真缝补,尽可能不让补丁贴在外面,而是藏起来,缝补在内里。虽然在农村,但家里总是一尘不染,这应该是母亲在上海居住时养成的习惯。他们家的木楼梯和木地板,都被擦洗得发白。曹德旺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常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穷不可怕,最怕的是没有志气”,“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
还有一句话是:“要做到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
曹德旺有早起的习惯。我见到他时,也是一个早晨,在福耀集团总部。厂区不远的石竹山,还掩藏在大片的晨雾中。
这个早起的习惯,是他少年时随父亲做水果生意落下的。
由于家贫,也加上生性调皮,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不能读书,母亲就从队里牵了一头牛回来,14 岁的曹德旺成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
当时,曹德旺的父亲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高山。父亲不会务农,但他毕竟是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从过商的人,他知道可以通过小商小贩这样的经营活动,给家庭带来一点微薄经济收入。他就用从上海骑回来的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从福州买些香烟运到高山去卖,从中赚取差价贴补家用。
那时候是不允许自由***商品的,一旦被抓到,就会以投机倒把论处,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
15 岁那年,曹德旺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这个年龄的孩子,不算大也不算小,在那时,即使城里的孩子,15 岁也有参加工作的了。不过,曹德旺个子小,虽然 15 岁了,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所以没有人会检查他的书包。他先是跟父亲一起跑了两趟福州,每趟进货 30 斤左右,100 多公里,来回三天。第三次,他就一个人骑单车往返福州与高山之间了。他和父亲的商业分工是:他负责进货,父亲负责销售。
那时,前往福州的道路很原始,崎岖坎坷,其中艰辛自不待言。
后来他们改做水果生意。曹德旺需要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冬天顶着寒风,夏日冒着酷暑,骑车到福清县城,在天蒙蒙亮时批好水果,囫囵吃点东西,然后载着水果骑回高山。到了高山,通常已是下午三点左右,和父亲一起卖水果,卖完之后天就黑了。回家吃晚饭,要在晚上七点半之后,吃完就得睡,因为第二天凌晨两点,母亲就会坐在床前,不断地喊着推着正在酣睡的曹德旺,叫他起床。
直到现在,他的眼前都时常闪过母亲喊他起床的那一幕,一边喊一边抹着止不住的眼泪,“德旺,起床了。”
如此辛苦赚钱,一天下来,大概有 3 元左右的利润。
和水果相比较,烟丝的利润要高出很多。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曹德旺的父亲又做起了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的工商局抓了一个现行,烟丝被没收,“自行车也被牵了去”。
这一事件激发了曹德旺外出闯天下的决心。
他在逐渐长大,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砺,也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他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而且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他还年轻,他不想重走父亲的老路。他认为,要想在这个世道安身立命,必须做政府允许做的事,当然,也要是能够赚更多钱的生意。
但是在很多年之后,曹德旺终于认识到那段艰苦岁月的真正价值。
他最初的经商理念,都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的很多人生感悟,也来自于父亲的启蒙。父亲常说,男人有没有本事,并不在于看了多少书,关键要看做了什么事,以及怎么做事。他父亲对商业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商业的定义。在他的父亲心中,做生意,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是一个人的道德与诚信,是成功的永恒基石。即便只是做小本生意,即便政府不认可、不支持,你也要正心正念;而如果是做大生意,如果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你更要正心正念,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父亲问过他:“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
“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他掰着手指,有那么多心吗?
“当然有。”父亲说,“但当你悟到爸爸讲的道理时,爸爸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以后我的确知道了。随着我事业的发展,我能数出来的心,已经不是一双手能够容得下的了。”很多年之后,曹德旺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心若菩提》中这样写道。
1968 年,曹德旺结婚了,他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开始自己独闯天下。
他种过白木耳,当过厨师,修过自行车,做过果苗销售员,尝遍底层生活艰辛。1976 年,他参与筹建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起了采购员。1983 年,他承包了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1986 年,他开始涉足汽车维修玻璃,此后不久,他们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汽车玻璃,打破了日本汽车玻璃对中国市场的垄断。1987 年,他建立了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
这个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就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前身。
再后来的故事,大家已经知道很多了。福耀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曹德旺也成为了名震天下的玻璃大王。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没送过一盒月饼”;他是行大善的佛教徒,从 1983 年第一次捐款至今,累计个人捐款已超过 110 亿元人民币。2009 年,他从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中脱颖而出,荣膺“安永全球企业家 2009 大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个华人得主。2016 年,他获颁全球玻璃行业最高奖项——金凤凰奖,评委会称,“曹德旺带领的福耀集团改变了世界汽车玻璃行业的格局”。
他自己的总结是,“这辈子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一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这两年,他多次呼吁减轻企业税负,引起社会诸多共鸣。当然,也有很多人断章取义曲解他的意思。但他似乎不太善于保护自己,对于减税这个问题,你若问,他还是会坦诚回答。他胆子大、敢直言,这是出了名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对国家更不要讲了。在他看来,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他是为了国家好去提的意见,而不是为了它不好去提意见,因此他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敢来批评他。他也没有什么压力。
而我一直关心的是,这样一位潜心制造、笃定专一的企业家,他的发展观是如何塑造的?这样一位矜贫救厄、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他的财富观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早早就体验到现实残酷的穷孩子,是什么支撑他没有迷失在对财富和权力的攫取当中?
有人告诉我,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也是一位佛教徒,所以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烧香念佛,很多人都在修心之路上耕耘,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利益冲突,那么不管在修行路上学到了什么,现实利益还是会击败他们内心的善,他们仍会变成自私甚至作恶的人。很多人学佛,他不是信,而是用。这样的人,在这个纷乱的社会中必然时刻面临两难的选择,也自然容易陷入到作恶的泥淖。
那么我们应该信什么?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没有学佛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说:“要信他,要相信别人,要相信天的存在。你对谁都不相信,那么你的心肯定是非常丑恶的。如果你对谁都不相信,也必将一事无成。”
所以,我更愿意与大家分享曹德旺小时候所受到的家教。一个人最初的精神密码,一定来自于他眼睛里反射出来的世界。在那个小商小贩还被视为犯罪的岁月里,他的父亲仍然教育他用心做事;在那个饭都吃不饱、衣服补丁要打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岁月里,他的母亲仍然教育他“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毫无疑问,他们在艰苦岁月里所抱持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曹德旺的一生有着最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家教不是宗教,但在很多时候,它的法力可以胜过任何宗教。
那才是他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那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未彻底熄灭过的精神的烛火。
而经商与种树一样,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这一来自日本布店老板的启蒙,经过两代人的传递,最终也汇入了灌溉福耀这颗大树的神秘涌泉。
2010 年,曹德旺捐资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2011 年 5 月 5 日,在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曹德旺先生与其妻子陈凤英女士,宣布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所持福耀集团 3 亿股股权,总价值 /article/265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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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头条模式背后隐匿的,是庞大的网赚江湖。网赚大军中1%的人收获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剩下99%的人在这场流量游戏中,或空手而归、或成为1%人群的收割对象。文 |《中国企业家》记者 谭宵寒 编辑 | 林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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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彭博社一篇爆炸性的报道声称,中国政府的特工成功地将间谍芯片植入了超微公司(Super Micro)生产的,由亚马逊、苹果、美国政府和其他一些潜在客户使用的服务器,这令北京得以窥探(服务器上)高度敏感的数据。
这篇特稿耗费了一年来深挖据说是发生于三年前的事件,对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那些处于风口浪尖的公司——位于圣何塞的超微,其股价已应声下跌近50%;相应地,苹果的股价也下挫两点,亚马逊的跌幅则超过了两点。
不过,这篇文章遭到了三间主要涉事公司(苹果、亚马逊和超微)的强烈否认。每家公司都发表了有力的、看起来明白无误的声明,(他们)否认发现有这类芯片存在,并否认有美国情报机构对上述植入元件进行过调查。
这些声明都经过律师们的层层审查,以确保这些上市公司不会因为披露不实信息而遭到起诉和索赔。同样地,彭博社雇佣了资深记者与编辑团队,他们检查并完善了故事,对不实报道零容忍。
所以究竟哪个才是事实:中国政府真的成功渗透进了硬件供应链,并在高度敏感的美国系统中***了间谍芯片;或是彭博社的记者们天马行空地走偏了?我们将会深挖下去。
首先,根据这篇报道披露的关键细节是,在由中国分包商制造的超微公司数据中心服务器主板上,被植入了(外观)看似信号调理耦合器的微型芯片。
据称,这些间谍芯片并不属于原有主板的设计,而是代工厂老板被胁迫或被贿赂更改了蓝图后秘密添加上去的。我们被告知,这些监视芯片包含足够的内存与处理能力,可以有效地在主机系统上留下(硬件)后门,这样外面的特工就可以——比方说,渗透进服务器并窃取信息。
彭博社的文章并没有特别交待技术细节,所以我们大多数人不得不猜测这些黑客究竟是如何工作的。据我们所知,这种间谍芯片的设计看起来就像是主板上一个无足轻重的组件,(芯片)上面有几根连接器引脚——仅够电源与串行接口。据称,其中一个版本(的芯片)被夹放在印刷电路板的玻纤层之间。
该间谍芯片可以被放置在底板管理控制器(BMC)和它的SPI闪存或串行EEPROM之间, 其中包含了BMC的固件。因此, 当BMC从内存中提取并执行代码时, 间谍芯片将拦截信号并修改比特流, 将恶意代码注入BMC处理器, 使其得以攫取BMC控制权。
BMC是服务器主板上的关键组件。它允许管理员远程监控并修复服务器, 而无需费力在数据中心的机房里找到它, 从机架中取出修好再重新部署。BMC及其固件可以对服务器进行重启、重装或修改操作系统、挂载包含恶意代码和数据的辅助存储、访问连接到服务器的虚拟键盘和终端等。如果你能渗透BMC及其软件, 你就完全控制了这台服务器。
由于 BMC 遭到了破坏, 间谍可能修改控制器固件与(或)主机操作系统和软件, 允许攻击者接入并盗取数据。我们已经对BMC安全问题进行过一段时间的报道。
这是彭博社的外行对间谍芯片如何工作的描写:相关组件“当数据经过主板(上的总线)时,操纵核心操作指令告诉服务器如何处理……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关键时刻,利用了操作系统的缓存机制(CPU直接读取主板缓存的数据)。在主板上植入硬件的方式,使之能有效地编辑信息队列,注入代码或改变CPU赖以遵循的指令顺序。”
有几件事必须牢记:其一,被渗透服务器上不正常的网络流量应该是能被侦测的;其二,通过篡改BMC固件来渗透主机系统尽管非主流,却不是不可能的,这里描述了各种方法(此处原文附有链接)。
“这在技术上是合理的,”美国军方的资深信息安全专家杰克. 威廉斯在周四上午匆忙组织的网络会议上说:“如果我想做, 我就会这么做。”
BMC将是放置间谍芯片的“好地方”,威廉姆斯说,因为控制器可以访问服务器的主内存, 允许它向主机操作系统内核注入后门代码。从那里, 它可以下载进一步的间谍软件并执行它, 如果没有设置相应防火墙规则的话。
第三个要考虑的事情是: 如果整件事是真的, 那这项监控行动就投入了大量努力。这并不是那种任性添加到发给普通买家的超微服务器里的东西——为了尽量避免被发现,(渗透的)目标必须高度精准。
如果你也买了超微公司的套件, 我们估计里面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间谍芯片,假如报道是真的话。
第四点: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在主板上偷偷***另一个芯片,当可以用贿赂和压力让制造商乖乖就范时,直接替换掉集成电路板上的某个已有芯片不就好了?为什么不拿一个开好后门的元件来替换掉(原有的)SPI闪存——一个和原装芯片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东西?或许伪装的信号耦合器才是不二法门。
第五点:芯片据称只有铅笔芯那么细。用它拦截重写从SPI闪存或串行EEPROM来的数据不是不可能。但它必须存够数据来替换BMC固件代码,然后再更改运行中的操作系统或以其他方式打开后门。无论是彭博社的文章不正确地描写了芯片,还是(米粒大的芯片)只是个示意图,真实的设备(体积)都更大,或者这里应用了最先进的定制化半导体制造工艺。
最后: 你会寄望像苹果和亚马逊这类公司拥有的系统不仅能检测到异常网络流量, 还有异常的操作系统状态。合乎情理的是,在操作系统启动期间或启动之后,任何对内核与软件堆栈的更改都设置了警报。
彭博社声称,芯片是2015年对超微公司代工的服务器进行第三方安全审计时首次被发现的,当时一家叫做“元素技术”的公司正接受并购前的尽职调查。“元素技术”出品的由超微代工的服务器一般用于超高速视频处理。
据彭博报道,亚马逊向当局报告了其发现的情况,这个事件等于向美国情报界扔了一颗震撼弹, 因为国防部数据中心、中央情报局无人机以及海军舰载网络上都在使用类似的主板。
大约在同一时间,苹果也发现了小芯片,根据报告,“检测到奇怪的网络活动和固件问题。”苹果联系了联邦调查局,并让该机构接触了可疑硬件。随后, 美国情报机构通过供应链追溯硬件来源,并利用各种监控程序筛查截获的通信,最终将重心锁定在中国的四家分包工厂。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随后发现了植入过程是如何运作的:“自称代表超微或暗示自己的职位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接触了工厂的经理。这些中间人要求修改主板的原始设计, 最初提出这些不同寻常要求时他们还会给贿赂。如果不奏效, 他们就会威胁管理人员对工厂进行检查, 这些检查的结果足以关闭工厂。一旦达成妥协, 中间人就会安排向工厂运送芯片。”
这个解释似乎合情合理: 它符合我们所知道的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方法,他们的间谍项目,以及中国政府在与私营企业互动时的工作方式。
该报道还提供了各种间接证据来为自己的故事增加分量,也就是苹果和亚马逊随后的行动。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 苹果公司完全把超微公司踢出了供应商行列, 尽管它们原计划采购数以千计的主板代工订单。亚马逊则把北京数据中心作价3亿美元卖给了当地的合作伙伴光环新网。
这两件事都是在很巧的时间内发生的,假如这是调查直接结果的话。但苹果声称,放弃超微是因为在后者提供的存放消费者数据的服务器上发现了恶意软件:2015年,一个可下载的网络接口驱动程序被感染,它被意外***在苹果内部的开发设备上。服务器主板的网卡还有另一个问题:它们用了过时的固件, 其中包括一个已知的安全漏洞。
亚马逊则表示,与光环新网的出售交易是为了遵循“中国新法规对境外云服务商在华继续经营的股权比例要求”,与发现间谍芯片无关。
到目前为止,你完全可以相信彭博的故事,并否定亚马逊、苹果和超微拒绝承认本可理解的国家安全秘密调查并试图掩盖丑闻的作为。
比起典型的不置可否的“否认”,(这次三家公司的)否认是更明确而具体的。即使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上市公司也不太可能撒彻头彻尾的谎,因为如果他们被发现是在欺骗投资者,市场和监管的后果不容忽视。通常评估一家公司是否讲真话,除了要仔细分析它们的陈述, 还要看他们回避了故事的哪些方面。
典型的甩锅技俩是过度的陈述,(有关公司)使用情绪化的泛泛之词,或者聚焦在某些过于具体的方面——这样就掩盖了指控关键的部分——或者是不必要地打哈哈——这样的否认听下来就似是而非。
在上述公司发表的声明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亚马逊在对彭博的回应中提及一些陈旧的谣言,“这篇文章中涉及亚马逊的部分有太多的不实之处,甚至难以计数。”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敷衍方式,非但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招致怀疑。
它还称其出售北京数据中心以摆脱被污染服务器的说法是“荒谬”的—— 这是一个强烈的情绪化用词,如果故事属实,这样的决定根本就不荒谬。
但亚马逊也表示: “关于AWS(亚马逊云服务)知晓供应链(迫于压力)妥协、恶意芯片等问题,以及在收购‘元素技术’时发现硬件被修改的描述是不真实的。关于AWS知晓位于中国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里包含恶意芯片或被修改,或AWS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或向其提供恶意硬件数据也是不真实的。”
你可以斟酌这个表态。例如, 第一次否定中的关键元素是“在收购元素技术公司时”。这个时间范围到底如何界定?你又该如何定义“AWS”?做出相关决定的保全人员来自AWS,抑或是亚马逊的其他部门?
如果亚马逊想彻底否认这个故事,它本可以这样说:“AWS和亚马逊否认彭博社的相关断言,我们对任何关于供应链妥协、恶意芯片,或与元素技术公司、超微公司有关的硬件修改问题均不知情。”
在第二次否定中,措辞变得更激烈:“在任何时候。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元素技术或亚马逊系统中的超微主板上存在硬件修改或恶意芯片。我们也未介入政府的调查。”
这是一个难以挑刺的更为强硬的表态。这个否认似乎相当直截了当。但仍然留有余地——措辞中的“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严格说起来, 当时负责安全审查的本来就不是亚马逊而是第三方公司。在这一点上看来,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亚马逊还进一步否认了与超微电路板有关的其他说法——这似乎意味着彭博社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电路板的其他问题并不足以推翻间谍芯片的解释, 实际上仍可能有第三方通过这样的芯片在主板上***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苹果的否认仍是典型的苹果范儿。映射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它对新闻机构进行了嘲弄:“在过去一年中,围绕所谓苹果公司的安全事件,彭博社曾多次与我们联系,有时是含糊不清的,有时是工于心计的。每一次,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调查,根据相关调查,每次我们都没有发现能支撑其中任何一个说法的证据。”
声明里它还谈到对记者的“深深失望”,因为他们“在对可能性的探讨上不够开放, 拒绝承认他们或他们的信源有可能是错误的或是被误导的。”甚至暗示他们可能“混淆了早前发生在2016年的事件,在苹果的一个实验室中, 我们在一台超微服务器上发现了一个受感染的驱动程序”。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苹果。但它也令一个强烈的否认值得关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非常明确:苹果从来没有发现恶意芯片、‘硬件操纵’或在任何服务器上故意植入的漏洞。苹果从未就此事件与联邦调查局或任何其他机构接触。我们不知晓联邦调查局的任何调查行动,也没有任何在执法方面的接触。”
不管你怎么推敲,这都是一个强烈的否认声明。即便事实证明彭博社的报道是真实的,那也很难把这句话描绘成是谎言。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亚马逊和苹果都不像往常一样“我们不讨论任何国家安全或执法问题,这是本公司的既定政策”——这是最常见的无可奉告式的默认。
至于超微,它否认自己知道任何关于调查的事情——这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样不影响这个故事。没有人指证超微公司明确知道自家产品被篡改了。这家服务器制造商最终“强烈驳斥了有关其卖给客户的服务器主板上包含恶意芯片的报道”。
嗯,一位受邀的网络安全巫师?
因此,让我们简单地换一个不同的策略:这个故事从何而来,谁是彭博社的消息来源,以及它在哪里会有问题?
仔细推敲这个故事,整个调查最有可能的起点是2015年末由五角大楼出面组织的一场会议。这个报道把它描述为“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举行的一次小小的闭门会议”,与会者是一伙技术主管和投资者。
事实上,这场在麦克莱恩召开的会议更靠近中央情报局总部,而非一个更正式的场合,表明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座谈。在场的人数使得与会者很容易把细节泄露给记者而不暴露自己。
这次会议是在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达成网络安全协议后不久召开的,中国表示将不再无视对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盗窃行为。根据彭博社的消息来源,一些情报界人士担心中国已经开发出更先进的骇入服务器的方法——报道指出下一代间谍芯片可能足够轻薄,足以嵌入到组装其他组件的玻纤板中。
这个故事的核心细节是——美国情报机构在私人部门告知其服务器主板上可能存在的间谍芯片后进行了调查——(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这次会议。
彭博社版本的会议介绍说,“与会者没有被告知所涉及的硬件制造商的名称,但至少在房间里的一些人很清楚,它来自超微。”
鉴于这一线索,彭博的记者们一直在追查这个故事,据我们所知,另有两个关键消息来源——有人声称看到了亚马逊及其第三方承包商的机密内部报告,其中包括了这个线索,这是第二个“看过数码照片和芯片X光照片”的人。
彭博社说,第三方(安全审查)承包商总部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亚马逊咬定它“委托一家外部安全公司为我们进行安全评估,该报告没有发现修改后的芯片或硬件存在任何问题”。它重申了这一点:“这是(亚马逊)委托完成的唯一外部安全报告”,并指彭博“拒绝与我们分享所谓其他报告的任何细节”。
这会让你倍感疑惑:这份所谓的报告是从哪里来的?由谁委托的?谁执笔?我们应该相信有谁看到了吗?整个故事都取决于彭博宣称存在的这份报告以及亚马逊的否认(究竟哪个靠得住)。
从这一点上说,彭博社的报道是建立在另外14人上——它选择了匿名——(这些人)证实了故事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六名现任和前任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它说已经证实了“被发现的芯片和政府的调查”。
它声称有两个亚马逊(AWS)内部深喉“提供了广泛的信息,关于攻击如何在元素技术服务器上发生”,和苹果内部的三名爆料者,其中两位向彭博确认,“该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警,但对相关细节守口如瓶,即使是在公司内部。”
六位其他证人,彭博说他们分别证实了其他方面的故事
这显然足以撑起一个故事。但是否有可能在这条线的某个节点上发生了很大的误会呢?
在弗吉尼亚的座谈会很容易让五角大楼官员过度担心来自中国的渗透,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与会的技术领袖无疑会私下表达他们的担忧,这些意见会回到白宫和情报部门并创造一种感觉:尽管与中国人达成了新的协议, 但仍然必须警惕它们。
如果你所有工作都与追踪中国在科技行业的间谍活动有关,而奥巴马与北京的新协议又可能会让你的预算大幅削减,那么炮制一份关于秘密芯片的不公开的简报,就能(通过渲染威胁)确保资金源源不断。
至于来自亚马逊和苹果的报告,彭博社称其信源已经看到。值得注意的是,彭博并未声称自己看到了这些报告。它的信源有多密切地审查这些报告,他们会有可能弄错吗?
从这一点上来说,彭博社认为证实其故事的其他消息来源很有可能证实了其他一些事情:中国正试图渗透硬件供应链。这无疑是事实,正如美国情报机构在过去一年反复警告的那样,尤其是在手机方面。
因此,记者们可能做了一份出色的工作,但最终在错误的节点上, 有一半的故事走偏了。同样有可能的是,有90%的路已经走完了,而苹果和亚马逊正小心翼翼地用(彭博社)10%的错误来进行谨慎的否认。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从虚报的真相中,每个人都能得到什么?
好吧,彭博社的记者们显然有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并充满动力地要将它写出来,以至于他们很可能无视相关公司的否认,并相信他们正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报道中并肩战斗。
彭博记者收获的奖赏间接地取决于他们如何用报道影响了资本市场。这个故事无疑是这样的。通讯社雇佣了大约2000名记者,他们被激励团队协作,通过彭博终端共享信息,有一层层的编辑和事实核查,对错误零容忍:这是不可想象的,它会发布一个纯粹捕风捉影的故事。
苹果和亚马逊也许不得不被迫否认这个故事,即使这是真的。这对他们业务产生的威胁可能造成亿万美元的潜在损失。它将推动无数公司审查自己的硬件解决方案,而不是将它们当作可信赖的第三方。你可以通过今天这两家公司股价的下跌看到事件的影响。苹果和亚马逊对新闻界也倍感棘手,他们小心翼翼地试图从中撇清,这使我们自然地不信任他们的声明。
此外,理所当然地,两家公司都希望在任何高度机密信息和与情报部门的联系上保持低调。即使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他们也可能被联邦机构以国家安全为名要求尽可能地否认相关报道。这些否认对报道的强烈影响是惊人的。再一次,无论久经考验的公关人员如何回应,“我们不评论传闻或猜测, 特别是关于国家安全的议题”?
当然,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影响。
信息安全企业已经在建议各家公司如何应对,他们谈论各种处境,好像报道已经板上钉钉。“首先,你不太可能自己发现额外的组件。亚马逊显然要在把原图纸与成品照片进行比较后才能这样做。”事实上有篇文章点道:“你是否应该停止采购超微代工的主板?真正的问题是,你有哪些替代方案?”
威廉斯提议那些在系统中采用了超微主板的人提高警惕性。他指出,即使故事属实,也并不意味着每块主板都会有间谍芯片。很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主板受到了渗透。但你可能是其中之一。
检测你的系统是否被渗透的唯一办法是网络监测。“使用反病毒软件发现它的机会为零。”他警告说。
“两个原因让我对彭博社的报道有信心。首先,我已经认识乔丹和迈克尔(乔丹?罗伯逊和迈克尔?莱利,彭博社报道的作者)十多年,他们的调查报道是世界一流的。其次,这种米粒芯片试图完成的工作是所有主要国家情报机构在这一领域的最高优先级目标。”
在Cloudflare互联网峰会上,Athenahealth董事长、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在回应有关彭博社报道的问题时表示,他尚未看到这些说法,但发现供应链问题代表对企业构成了巨大威胁。
伊梅尔特表示,他相信政府应该与业界合作,在网络安全方面携手合作。“我们需要一个适用于安全度的集体透明审查,而目前还没有。”他说。
当然,更大的问题不是小小的秘密间谍芯片,而是整体的安全性。没有理由类似的攻击能力不会包含在原本就在主板上的芯片中——在物理上这是不可检测的。当然你猜对了,世界上大多数芯片都是在中国和台湾制造的。你知道:这是制造每个人iPhone的国家。
Thomas Claburn和Chris Williams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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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水穷处,社交又起时。 这大概可以描述2018年社交在创投领域的意外回温。各行各业事儿难干,钱难赚。倒是社交过气多年,按周期也该又轮到它了。
00后长大了,能约了,还没有针对他们的社交软件呢。今年8月,是社交产品久违的高光时刻。脉脉宣布拿下2亿美元D轮融资,子弹短信上线7天吸金/article/265464.html
“第一次主演,感觉压力很大。但我还算比较佛系,因为之前话剧演了很多次了,我对这个角色也很熟悉,而且周围的朋友、前辈,也都帮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比如如何饰演角色,怎么在镜头前表演等等,给了我很多自信,所以最后还是很顺利地完成了。”
谈起第一次以男主身份主演的大银幕作品,坐在对面的黄才伦一边化妆(当然这是一次男人妆),一边如是说。
《夏洛特烦恼》里的小舅子,《羞羞的铁拳》里的假拳经纪人,《西虹市首富》里的足球解说员,在开心麻花的每一部作品中,黄才伦几乎都有参与,但却都是以配角的身份面向观众。到了《李茶的姑妈》,黄才伦也算是来了一场大翻身,当起了稳稳的男一号,甚至有不少人笑称是“男女双主”。
从舞台到银幕,从配角到主角,黄才伦的喜剧之路也在不断扩大。对此,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在《李茶的姑妈》上映第一天,也跟黄才伦聊了聊关于电影拍摄幕后的故事以及他个人的喜剧之路。
命题作文下的“本色出演”
与以往开心麻花的电影产出形式相同,今年《李茶的姑妈》同样是改编自麻花自己的话剧,而且,2016年话剧版《李茶的姑妈》的首轮演出同样是由黄才伦来主演的。回忆起话剧《李茶的姑妈》的创作初衷,黄才伦坦言说这是一个“命题作文”。
“一开始这个想法是我们张总给的,我们张总是双子座,脑子一惊一乍的,突然间就出现了‘男扮女装’这么一个想法,还说希望我演,我说那就演吧。再加上我们每年都会做年底戏,这次既然张总给了一个命题作文,那我们就搞吧”,黄才伦笑着说。
抛开“命题作文”,黄才伦也表示,架构剧其实也是自己或者说剧团一直以来想做的一种形式,因为中国用喜剧做架构的例子不多,除了陈佩斯老师的《阳台》《戏台》外,别的剧团都很少做架构,但国外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像《糊涂戏班》《谁家老婆上错床》等都是架构成功的剧。这也因此激发了黄才伦及其团队的创作热情。
而当谈到张总为什么指名要黄才伦出演时,黄才伦也大笑着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得比较女性化。“他们说我有点像大妈,我的声线也比较高,有时候说话也确实是叽嘹叽嘹的,这是艾伦的形容词,所以可能有这样的先天优势。”
即使外形和声音上有优势,一个男人要是假扮一个女人,必定还得借助于外部装饰。在看过话剧后,当时的拍sir就不禁对电影当中黄沧海的形象装扮产生过一丝担忧。毕竟舞台上可以用最简单的假发、口红就能让台上的其他人物及台下的观众相信这是一个女人,但到了电影中,便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次电影《李茶的姑妈》为了达到逼真的视觉效果,可以说对黄才伦进行了一番从头到脚的改造,就连黄才伦本人也表示在化完妆之后自己看着都想笑。“之前这种类型的电影,我也看了不少,在造型上你多少还能感觉出不太像,但这次我们的造型做得很好,这也称得上是我们电影工业的一次进步了吧。”
如今,《李茶的姑妈》已经正式上映,有不少观众在看片后认为电影的话剧感很强,黄才伦的表演也有点太过了。对此,黄才伦表示,这正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担心的事情。
“这是一个人物上的矛盾,‘我’是一个银行职员,不是一个演员,如果我演得很像,在人物逻辑上是不通的,但如果演得不像,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喜剧点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这个尺度真的很难来把握,只能我自己想清楚了来演。”
遗传基因下的“佛系”出道
从银幕配角逆袭为主角,如今的黄才伦也算是在电影圈有了一席之地,但早在之前,黄才伦就已经担当舞台主角多年了。而要聊起这条演员路,黄才伦也直言都是母亲刻意培养的功劳。
“我妈之前是文艺兵,后来转业回来后就有意识地把我往演艺方面带,我当时一孩子,哪有那些想法,但她从小就培养我,什么普通话、表演等等都教我。但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她也给了我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说要么去高中,要么去艺校,小孩都喜欢玩,谁愿意去高中啊,后来我就选择了艺校。”
不得不说,黄才伦的这番出道之路,也是很佛系了。
或许是因为遗传了母亲的表演基因,尽管由于年少佛系进入了演员的道路,但自出道以来,不管是担任话剧主演,甚至参与编剧导演工作,还是参与喜剧综艺,还是这次在《李茶的姑妈》中担当主角,黄才伦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而且,黄才伦也一直以喜剧演员的身份面对观众。是天生有着喜剧人的天赋吗?黄才伦坦言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我演喜剧更多依靠的是我多年的实践经验,不是说我一接受喜剧,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我印象中还没有人这么评价过我”,说完黄才伦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一直活跃在喜剧圈里,但黄才伦也坦言,只要是没演过的角色,自己都想尝试一番。“如果说个人有什么选择规则的话,就是与上一个角色不一样就行了。不要我刚演完男扮女装,又让我演一个男扮女装,隔一个勉强还可以接受,不能让我局限于一种类型。”
“有没有想一下,如果当初没有走上演员这条路,会去做什么呢?”
“可能会去做游戏吧,我可是一个骨灰级玩家”,说完,又是一阵爆笑。
命运注定下的“麻花缘”
如果说,母亲的牵线搭桥让黄才伦意外进入了演员行业,那开心麻花则可以称得上是让黄才伦成功在演员行业里站稳了脚跟。
2004年,高中毕业后的黄才伦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彼时,闫非、宋阳、吴昱翰等现如今开心麻花的主要人物也都在该学校读大三,麻花的台柱子沈腾也于前一年刚从该学校毕业。如今回头来看,解放军艺术学院也称得上是开心麻花的学员孵化地了。
当然,也正是有着这些师哥们的帮助,还没毕业的黄才伦就已经领先同龄人得到了实战的机会。而回忆起与开心麻花的13年,黄才伦也两度提到“命运”一词,直言是自己运气好。
黄才伦2009年与开心麻花正式签约,但要说起与开心麻花的渊源,还要追溯到2005年底,2006年初的时候。当时,开心麻花提前了一年为2006年的年底大戏《疯狂的石头》做准备,这部话剧的导演就是沈腾,闫非、彭大魔两人也参与了创作。
就在这部剧筹备创作的过程中,黄才伦受三人之邀以剧本策划之一的身份开始参与进来。“我当时还没毕业,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问有没有可用之人,一起来帮忙出出主意,我就来了,当时单纯就是过去帮忙,跟大家胡侃聊天,但这就是命运。”
经历了第一次,后面的一些项目,黄才伦也继续跟大家“胡侃聊天”着。直到2009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黄才伦,在结束了去地方实习一年的“任务”后终于正式加入了开心麻花。
“这不就是命运吗?一般来说我那个年龄,毕业之后很难接到活的,但我记得当年我一年的演出量有200多场,等于我一年除了休息都在演,正常一年演20/30场就够了,我觉得我是运气好。”
命运的宠幸或许成就了今天的黄才伦,但肯定的是,这也不是全部。如果没有内里,外在的运气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而且,这边《李茶的姑妈》还未登台唱罢,那边由黄才伦主演的《日不落酒店》也已经定档于大年初一,接连两部银幕作品问世,黄才伦这次也是妥妥地“C位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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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曹德旺出生在上海。如果不是赶上时代的大变动,小时候的曹德旺,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富二代”。
如果是那样,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国首善”和“中国玻璃大王”了。
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东部沿海、福州南翼,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由于地少人多,福清人也素有远渡重洋寻找出路的习惯,是中国著名侨乡。
他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他的曾祖父曹公旺就曾是福清的首富。但是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他的爷爷一辈逐渐衰微,直至破落。
他的父亲曹河仁,年轻时随着曹德旺的舅公到了日本。曹德旺的舅公在日本开布店,但是他没有把曹河仁留在自己的店中,而是介绍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中当学徒。学徒第一年,做的就是挑水、煮饭、倒马桶等杂活儿,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求他对着镜子练习走路、微笑、鞠躬,以及说话的口型,一直练到满意为止。
学徒第二年,布店老板让曹河仁挑着货担下乡叫卖。学徒第三年,曹河仁才回到店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期满,店老板告诉曹河仁:“我教给你的,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去开自己的店了。”
父亲经常对曹德旺说,自己的前半生,非常感谢那位日本布店老板的良苦用心,“他第一年是炼我身骨,第二年教我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父亲后来跟曹德旺讲起生意经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与他的学徒生涯是分不开的。
很多年之后,我对曹德旺讲述的这段往事印象深刻。我相信,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曹德旺的父亲,而且也在曹德旺的心中挖了一个很深的树坑,埋下了一棵新鲜的树苗,那是曹家未来的一个丰功伟绩。
我曾在日本走访过包括丰田在内的几家著名企业。日本商人有关未来最常见的比喻,就是树木。比如《日本公司》漫画书上的那位主角工成,就将转包商和供应商比做企业的根须,支持着巨木的成长。树根向树干聚集,而树枝却向外扩张,这又成为企业发展的最佳隐喻。
与中国的大陆+稻谷式文化不同,日本是海岛+森林文化的混合体。日本之树的生长,要比大陆上的植物遭遇更多的挑战,而且树的生长是缓慢的,要几十年才能成材。所以,曹德旺父亲遇到的那位日本店老板,其实也是一个种树的人,而种树是与永恒有关的事情,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
离开日本人的布店,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进了曹德旺的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年,曹德旺的奶奶要曹河仁回家成亲。曹河仁回到高山成了亲,一年后启程再去日本,但在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改变了去日本的想法,留在了上海。留在日本的曹德旺舅公,就把曹德旺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
那是一笔巨款。按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曹河仁由此成为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里的有钱人。由于钱足够多,他什么项目都做,也开了夜总会。后来,他还成为著名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7 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曹德旺父母决定搬回福清高山。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所有家产。一家六口则坐客轮回福建。他原本希望把东西运回高山后,还可以将船租给别人搞运输。但是在客轮抵达马尾多日后,货船迟迟没有靠岸。后来才知道,那艘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
曹德旺的母亲陈惠珍,福清高山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家的千金。出嫁时,她的父亲给了很多陪嫁。她将这些陪嫁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回到高山后,她把细软变卖成钱,买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正当盖房工程仅剩铺瓦片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 74 师溃败经过高山,到处抓壮丁,就抓走了正在他们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
虽然这些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从他们被抓走的第一天起,他们的家人就一直在曹德旺家里哭闹,要求曹德旺的父母赔人赔钱。曹河仁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不会耕田种地,也许只有回到上海经商,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曹河仁离开高山后,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曹德旺家里闹事,工作队看见了,便询问曹德旺的母亲。母亲告知原委,工作队长认为应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事的人抓了起来,准备严加处理。最后是曹德旺母亲代为求情,整个事件才算过去。
但是对于曹德旺的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大江大海,兵荒马乱,曹德旺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无法如期寄到家中。为了养活身边 6 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曹德旺的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曹德旺的舅舅帮忙耕种。高山土地贫瘠,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青菜之类,根本不能解决全家的口粮问题,所以曹德旺他们总是忍饥挨饿,通常只是每天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
饿极了,孩子们会叫。这时候,曹德旺的母亲就把他们兄弟姐妹集中到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做游戏。曹德旺说,他记得母亲总是交代他们,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家只吃两餐,“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曹德旺他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破了,会坐在灯下认真缝补,尽可能不让补丁贴在外面,而是藏起来,缝补在内里。虽然在农村,但家里总是一尘不染,这应该是母亲在上海居住时养成的习惯。他们家的木楼梯和木地板,都被擦洗得发白。曹德旺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常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穷不可怕,最怕的是没有志气”,“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
还有一句话是:“要做到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
曹德旺有早起的习惯。我见到他时,也是一个早晨,在福耀集团总部。厂区不远的石竹山,还掩藏在大片的晨雾中。
这个早起的习惯,是他少年时随父亲做水果生意落下的。
由于家贫,也加上生性调皮,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不能读书,母亲就从队里牵了一头牛回来,14 岁的曹德旺成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
当时,曹德旺的父亲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高山。父亲不会务农,但他毕竟是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从过商的人,他知道可以通过小商小贩这样的经营活动,给家庭带来一点微薄经济收入。他就用从上海骑回来的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从福州买些香烟运到高山去卖,从中赚取差价贴补家用。
那时候是不允许自由***商品的,一旦被抓到,就会以投机倒把论处,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
15 岁那年,曹德旺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这个年龄的孩子,不算大也不算小,在那时,即使城里的孩子,15 岁也有参加工作的了。不过,曹德旺个子小,虽然 15 岁了,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所以没有人会检查他的书包。他先是跟父亲一起跑了两趟福州,每趟进货 30 斤左右,100 多公里,来回三天。第三次,他就一个人骑单车往返福州与高山之间了。他和父亲的商业分工是:他负责进货,父亲负责销售。
那时,前往福州的道路很原始,崎岖坎坷,其中艰辛自不待言。
后来他们改做水果生意。曹德旺需要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冬天顶着寒风,夏日冒着酷暑,骑车到福清县城,在天蒙蒙亮时批好水果,囫囵吃点东西,然后载着水果骑回高山。到了高山,通常已是下午三点左右,和父亲一起卖水果,卖完之后天就黑了。回家吃晚饭,要在晚上七点半之后,吃完就得睡,因为第二天凌晨两点,母亲就会坐在床前,不断地喊着推着正在酣睡的曹德旺,叫他起床。
直到现在,他的眼前都时常闪过母亲喊他起床的那一幕,一边喊一边抹着止不住的眼泪,“德旺,起床了。”
如此辛苦赚钱,一天下来,大概有 3 元左右的利润。
和水果相比较,烟丝的利润要高出很多。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曹德旺的父亲又做起了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的工商局抓了一个现行,烟丝被没收,“自行车也被牵了去”。
这一事件激发了曹德旺外出闯天下的决心。
他在逐渐长大,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砺,也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他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而且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他还年轻,他不想重走父亲的老路。他认为,要想在这个世道安身立命,必须做政府允许做的事,当然,也要是能够赚更多钱的生意。
但是在很多年之后,曹德旺终于认识到那段艰苦岁月的真正价值。
他最初的经商理念,都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的很多人生感悟,也来自于父亲的启蒙。父亲常说,男人有没有本事,并不在于看了多少书,关键要看做了什么事,以及怎么做事。他父亲对商业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商业的定义。在他的父亲心中,做生意,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是一个人的道德与诚信,是成功的永恒基石。即便只是做小本生意,即便政府不认可、不支持,你也要正心正念;而如果是做大生意,如果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你更要正心正念,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父亲问过他:“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
“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他掰着手指,有那么多心吗?
“当然有。”父亲说,“但当你悟到爸爸讲的道理时,爸爸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以后我的确知道了。随着我事业的发展,我能数出来的心,已经不是一双手能够容得下的了。”很多年之后,曹德旺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心若菩提》中这样写道。
1968 年,曹德旺结婚了,他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开始自己独闯天下。
他种过白木耳,当过厨师,修过自行车,做过果苗销售员,尝遍底层生活艰辛。1976 年,他参与筹建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起了采购员。1983 年,他承包了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1986 年,他开始涉足汽车维修玻璃,此后不久,他们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汽车玻璃,打破了日本汽车玻璃对中国市场的垄断。1987 年,他建立了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
这个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就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前身。
再后来的故事,大家已经知道很多了。福耀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曹德旺也成为了名震天下的玻璃大王。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没送过一盒月饼”;他是行大善的佛教徒,从 1983 年第一次捐款至今,累计个人捐款已超过 110 亿元人民币。2009 年,他从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中脱颖而出,荣膺“安永全球企业家 2009 大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个华人得主。2016 年,他获颁全球玻璃行业最高奖项——金凤凰奖,评委会称,“曹德旺带领的福耀集团改变了世界汽车玻璃行业的格局”。
他自己的总结是,“这辈子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一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这两年,他多次呼吁减轻企业税负,引起社会诸多共鸣。当然,也有很多人断章取义曲解他的意思。但他似乎不太善于保护自己,对于减税这个问题,你若问,他还是会坦诚回答。他胆子大、敢直言,这是出了名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对国家更不要讲了。在他看来,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他是为了国家好去提的意见,而不是为了它不好去提意见,因此他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敢来批评他。他也没有什么压力。
而我一直关心的是,这样一位潜心制造、笃定专一的企业家,他的发展观是如何塑造的?这样一位矜贫救厄、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他的财富观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早早就体验到现实残酷的穷孩子,是什么支撑他没有迷失在对财富和权力的攫取当中?
有人告诉我,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也是一位佛教徒,所以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烧香念佛,很多人都在修心之路上耕耘,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利益冲突,那么不管在修行路上学到了什么,现实利益还是会击败他们内心的善,他们仍会变成自私甚至作恶的人。很多人学佛,他不是信,而是用。这样的人,在这个纷乱的社会中必然时刻面临两难的选择,也自然容易陷入到作恶的泥淖。
那么我们应该信什么?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没有学佛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说:“要信他,要相信别人,要相信天的存在。你对谁都不相信,那么你的心肯定是非常丑恶的。如果你对谁都不相信,也必将一事无成。”
所以,我更愿意与大家分享曹德旺小时候所受到的家教。一个人最初的精神密码,一定来自于他眼睛里反射出来的世界。在那个小商小贩还被视为犯罪的岁月里,他的父亲仍然教育他用心做事;在那个饭都吃不饱、衣服补丁要打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岁月里,他的母亲仍然教育他“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毫无疑问,他们在艰苦岁月里所抱持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曹德旺的一生有着最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家教不是宗教,但在很多时候,它的法力可以胜过任何宗教。
那才是他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那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未彻底熄灭过的精神的烛火。
而经商与种树一样,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这一来自日本布店老板的启蒙,经过两代人的传递,最终也汇入了灌溉福耀这颗大树的神秘涌泉。
2010 年,曹德旺捐资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2011 年 5 月 5 日,在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曹德旺先生与其妻子陈凤英女士,宣布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所持福耀集团 3 亿股股权,总价值 /article/265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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