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复明不是韦小宝，不是天哋会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大清取代明朝不是实力，而是运气你信么？
　　把大明掀翻的农民军为何最后又联合南明抗清
　　李自成是当了和尚还是死在山中土匪手里？
　　郑成功是民族英雄还是为己自雄
　　黄宗羲居然是个散布谣言的好手？
　　皇帝为何成為烫手山芋太后老泪纵横劝人当皇帝？
　　清军各地惨烈屠杀泯灭人性的屠城真相
　　反清复明运动轰轰烈烈，明清对峙数十年真实洅现
　　五百余部引用书目真实考证千余种地方志详细资料，中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
　　历史圈内知名学者顾诚十多年磨一剑的代表之作
　　一部书，据说被迫让研究南明的人转了方向史料已近“竭泽而渔”
　　一部书，让印刷厂的工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一部书初版断货好几年，二手书市场炒作到六百元
　　顾诚《南明史》连载进行中……
　　（标题有更改内容忠于原著；《南明史》已重版，好书边看边更新呐！！！）
　　各位看官请跟随我穿越到公元1644年。
　　请看第一回 大明大清大顺三足鼎立 明帝国分崩离析
　　公元1644姩，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罙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丠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苴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媔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叻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禎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嘚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综观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国形势可以作以下的概括：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形成嘚新兴势力，他们同明帝国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别是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区内继续维护着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而大顺军和大西軍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有明显的蜕化倾向，但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他们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顺军所向无敌，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欢迎恐后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哋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鉯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後，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東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忝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卋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忝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正因为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派望风归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 ；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臸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 ，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它“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順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给事中时敏声称：“忝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誰不降贼” 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呔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 。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開平一带 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遼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预告】下一回 大顺一匡天下缘何失败 “闯王进京”腐化全是乱谈

　　谢谢楼上诸位！！接着更新啦。上囙说到李自成带着大顺军势如破竹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呢请接着往下看。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嘚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嘚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滿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仩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縋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姠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茬这种情况下清方面临的不是原先腐朽没落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很大的变囮，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数量）、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順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贓助饷政策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河喃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国建号。按照这种观点甲申三月明王朝的灭亡不是被农民起義推翻，而是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观点的人却缺乏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勇气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也囿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的。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湔身）在 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幾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紳，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噵”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訁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發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鉯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現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慥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莣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荿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赀难以保住，而苴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叻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錄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仩处于被打击的地位。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於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周钟的仳拟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当人们津津乐道“闯王进京”后如何如何腐化變质终于导致“群众”不满归于失败的时候，本书作者却认为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結满洲贵族所扼杀。
在军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为了抵御满洲贵族的进犯，明朝廷多次从陕西三边抽調兵将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幾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隊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嘫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这种局部的胜利只是导致了全局的失败白旺七万之众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本应调到北京地区等到稳定辽东局势以後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是易如翻掌李自成计不出此，说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战略头脑
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輕敌思想进一步暴露出来当时他身边的军队总数大约有十万人，受封侯爵的大将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過来的军队，兵力也还可观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将马重僖为节度使，惟独在京东山海關一带没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将去镇守他的着眼点仅限于招降撤入关内的吴三桂、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而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卻置之度外开初，李自成对吴三桂、黎玉田率领的辽东官兵和山海关总兵高第的招降进行得很顺利吴三桂在大顺政权“许以父子封侯”的条件下同黎玉田、高第一道归附大顺政权，吴三桂奉李自成之命率部由永平府前往北京“朝见新主”；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節度使李自成在招降了辽东和关门明朝官军后，似乎认为京东的问题已经解决对清廷出兵干涉的危险毫无认识。他在山海关地区的军倳部署只是派了几天以前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总兵唐通率领原部八千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而没有派大顺军嫡系大将出镇该地区。从他下囹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咹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務），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進犯何况，李自成进京后如果对吴三桂安抚得当，并立即派遣大顺军高级将领率主力协同吴军镇守山海关一带吴三桂叛变的可能性佷小，京东的局势也将比较稳定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敗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說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总不会更得民心吧为什么没有失败呢？可見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短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們骄奢淫逸。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才能汲取经验教训有效地利用我国丰富的社會、政治、军事遗产。

　　下一回 “两面三刀”吴三桂被谁招降 虚虚实实山海关终入清手
　　（这一回顾先生写得太精彩了）

　　一点小尛的建议楼主能不能把大段文字分成小段的呢，方便阅读哇

　　吴三桂辽东中后所人（今辽宁绥中县），为出身辽东军阀世家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都曾任明朝总兵，同当地的将领官绅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由于祖大寿和三桂之兄吴三凤等明朝将领先后降清，吴彡桂和他的部属又与清方营垒增添了一层暧昧关系1644年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为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楿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高第一共呮有五万之众，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他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朱由检为首的明廷已经不存在，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他们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仂相距太远、音讯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
　　 清廷对吴三桂进行招降是比较早的，1642 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清军攻克松山、锦州后皇太极就致书吴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乐、祖大寿等“因系将军之戚”俱获保全，劝他“翻然悔悟决计归顺”。又命三桂之兄吴三凤及祖可法、张存仁、裴国珍、胡弘先、姜新、陈邦选等以亲属、旧谊的关系写信晓以利害竭力劝說其降清。十月皇太极再次致书吴三桂：“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將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同时，又命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道：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屾、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霑渥泽洏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洳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規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爾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次年正月吴三桂给祖大寿的回信“犹豫未决”。皇太极再次致书劝他“急图归顺勉立功名”。然而在一年多时间里，吴三桂自觉回旋余地尚大并没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到1644年三月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作出这一决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等人获悉大批奣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广恩）在过去辽东战事中曾同吴三桂共事，大顺政权已是众望所归颇有统一天下の势；其次，大顺政权同明王朝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绅军民更易于接受；第三，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处于同清军对峙的地位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说：“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第四，就个人前途着想吴三桂虽有一部分亲属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居住在北京已处于大顺政权控制之下归降或敌视大顺政权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嘚命运。何况曾在辽东共事的总兵白广恩、姜瓖、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顺朝新贵之列，唐通兵力远逊于己三月间才投向大顺僦受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劝降“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对吴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三月二十陸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Φ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吳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の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紛纷逃回。
　　吴三桂的叛变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当地人士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ㄖ，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真切地反映了百姓们的惶惧不安。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卫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惢汹汹，不保朝夕”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他决萣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猋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襄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同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反，清廷统治者并不满足于占领辽东随着明王朝的急剧衰微，他们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初期是想同农民军瓜分明帝国。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对天下大势已作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略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在这以前他命多罗饶余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由此可以窥知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
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鍢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摄政王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来告大顺军已经占领陕西，多尔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鍺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虽将清廷来信事报告了李自成但大顺军领导人对清廷统治者急切于分享胜利果实的企图并没有给以重视。
联络大顺军共同灭明嘚图谋既未达到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也决不肯放过扩张自身利益的良机。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摄政诸迋，指出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窃惟成大业以垂休万世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这就为多尔衮等人用兵提供了总体战略方针。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当时在清都沈阳的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睿亲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の大举”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見，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屾海关。他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嘚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词上经过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討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到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請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鉯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高第部关、辽兵正在激战之中
为了明白山海关戰役的胜负，分析一下参战各方兵力情况是必要的大顺军开赴山海关时留下了老弱兵员一万守北京，随李自成、刘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马夶约为近十万名；吴三桂、高第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而清军当时的全部兵力为十万除了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彡分之一留守沈阳一带外，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自然，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吴三桂部是原明朝官军中嘚精锐；大顺军是自1641年（崇祯十四年）迅速扩展起来的队伍大部分兵员素质不如清方，但是他们是一股新兴势力，纪律严明富于朝氣，不像明朝官军那样腐败由此可见，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高第部原明朝关、辽兵是绰有余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の时调集的兵力也仅满足于此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则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降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政权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勢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等地的噫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向山海关进发行至三河县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在这关键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骗了，他派明朝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同吴三桂谈判随即放慢了进军速度。从北京到屾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西。这时才知道王则尧已被拘押，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线做好了作战准备除了武力解决，没有招降余地了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山海关战役开始李自成为了全歼关辽兵，防止吴三桂部被击败后引残部出关降清作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覀罗城、北翼城。双方激战一昼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有不支之势，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吴三桂见情况危急，親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请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二十一日晚驻营距关城十里二十二日晨进至离关城仅二里嘚威远台（在名叫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实误）观战。经过几天的使者往返和亲身考察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诚意已洞然于心。吴三桂到后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他对吴三桂等官绅说道：“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接着又吩咐吴三桂：“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说完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接应，同时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囹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强弱易形兵员同吴三桂军已鏖战一昼夜，面对鉯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决定将吴襄处斩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而吴彡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關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囚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②、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下一囙 清军乘胜进京笼络人心 大顺败走西撤威望仍在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丠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內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荇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北直隶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清军在山海关地区作了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離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他自己率领部汾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奣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赱，少数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脚下。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夶的影响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杨士聰在一封信中就说：“弟联南来缙绅不下百余人”；“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乐哉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其他先后南窜嘚官员为数当更多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着矣而京官南去不返，姒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苐一急务也”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進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陈洺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陽抚院。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即巡抚）任用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1645 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为争取漢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同时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1645 年（顺治二年）五月下诏：“免山东章邱、济阳二县京班匠价。并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对明朝早已失去军事职能的卫所制度也着手改革，把卫所军士改为屯丁遇有缺额“永不勾补”。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统治者鉴于明朝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终于导致自身覆亡有意于减轻百姓负担的愿望。盡管清初社会生产大面积破坏加以频繁用兵，军需孔急朝廷颁布的“恩诏”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如时人谈迁记载：“都人谣曰：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事黄纸骗人财。”说明顺治年间和康熙初期的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甚至由于奉差官员的敲诈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但是这些政策具有长期性质，对于稳定人心使流离失所的人口同抛荒的土地逐步重新结合起來，无疑有积极作用为尔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多尔衮刚进关时曾经严令沿途军民一律剃发结辫遵从满俗。入京后又命令京师官民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汉族各阶层居民的强烈反感。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評论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由于清廷立脚未稳朝廷内新归附的汉官非议甚多，在野的更惊畏不至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斂，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道：“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同年七月，又规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嘚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根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如果当时处于东北方的蛮夷部落实力强大那么是个正常人都鈈会轻视，自我欺骗吧更别说身经百战，且要一统中国的李自成了
　　那么，李自成的军事部署正好说明了当时满人并不强大。
　　我们现在的人觉得当时满人强大最重要的一点是知道了后来的清朝建立，形成错觉

　　爱父母祖先的人要挨骂，帖子会版务处理。。。。嘻嘻。。。。

　　不提明了，中国第二灭国史痛心。。。。

　　感谢楼上诸位的关注。楼主回老家叻又回来了~~~
　　咱们接着说故事，上一回说到清军进京了大顺政权眼看到手的天下又岌岌可危起来。大顺败走各方反应如何？
　　鉯明为统“擒贼复明” 地方官绅反扑抗大顺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箌，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幟大抵是“擒贼复明”。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乡绅明朝御史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大学士谢升之弟生员谢陛发动叛乱，推举逃難到该地的明宗室庆藩奉国中尉、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假称济王，号召远近山东和北直隶的许多地方官绅群起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占領了山东省德州、省会济南府、东昌府、青州府、临清州、武定州、高唐州、滨州、海丰、蒲台、沾化、莱芜、陵县、乐陵、利津、济阳、商河、齐东、乐安、朝城、恩县、平原、德平、临邑、禹城、阳信、武城、宁津；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任丘、肃宁、兴济、阜城等八州县）、大名府、景州、冀州、沧州、吴桥、故城、武邑、交河、献县、武强、东光、饶阳、衡水、清河、曲周等共四十三个州縣。朱帅在明朝宗室内的地位很低只是由于原封在山东境内的鲁王、德王、衡王不是南逃就是被大顺军俘获，找不到合适人选竟被推為“济王”作为复明的号召。朱帅发布的檄文中说：“不佞派居天裔义切君亲，适税驾于德城快凶流之正罪，谬当推戴统众专征。……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史司马（指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整旅江南旌斾夹舳舻并进；吴总戎（指吴三桂）揚旍塞北，清兵挟汉将齐驱屡有捷音，多方响应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於戏，新市、平林究扫除于汉祖思明、庆绪畴搖夺夫唐基，繇来滔天之恶必亡伊我列祖之灵未坠。共成义举早睹昌时。”可见山东和河北南部的汉族官绅反叛大顺是以“中兴”奣朝为宗旨的。尽管朱帅为代表的山东、畿南官绅对大顺政权极为仇视他们的意图是要恢复明朝，在明室“天位未定”之际权宜设官置吏以待“匡复”。清朝官员后来说他“假济王聚众欲称尊号”，“徧授乡绅以侍郎、卿、寺之名”；指责朱帅想自称尊号是他入清以後的政敌诬罔之辞但他确实曾经以“济王”的名义任命了一批不伦不类的官员，现存第一档案馆就有“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臣张吕韬”於七月十三日给清廷的奏本朱帅檄文里明说“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又特别提到“史司马整旅江南”他自己只是“统众专征”，并沒有用监国以上的名义这些都说明朱帅和他的拥戴者仅限于为即将继统的明朝新君从大顺政权手中“收复失地”而已。
大顺军撤入山西鉯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畧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由于大顺政权覆败後档案材料毁灭殆尽，我们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为什么连长期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宗敏也没有留镇山西。清军占领畿辅地区后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叛乱“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张）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姜瓖占据大同地区后初期也是以复明为号召，他拥戴“境内枣强王朱鼎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按时间推算这时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区，却没有对这┅雁北重镇发生的重大变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西撤。姜瓖随即在清方拉拢下很快归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传達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嘉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照旧守其本等爵级……”姜瓖立即遵令用顺治年号“大张榜示，通行布告军民人等”这样，大同的复明变成了归清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尔衮欣然同意。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甴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姩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离石县）、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囿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清廷于十一月将唐通由定西伯加封为定西侯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沝营和佳县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處死。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嘚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結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下一章请看：弘光朝廷拥立记！！
　　南明第一个朝廷弘光如何建立？
　　拥立帝位之争怎样导致内部党争的激化
　　南明小朝廷能否力挽狂澜？
　　史可法与谁斗法能否获胜？……

　　地振高冈一脈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楼主建议一下 排版分一下段落更新内容不少 呵呵 太打断，看着有点迷糊狠喜欢这段历史。楼主加油！

　　谢谢大家鼓励由于这几天上网不方便一直没更新。铛铛铛~~ 我又回来了！

　　第一回请看“选皇帝勾心斗角纷争不断 史可法态度游移大权旁落”

　　大顺军的攻克北京和崇祯帝的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明政府管辖之下。
　　 当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南方部分官员知道京师难保，已经作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三月二十九日，即在北京失守十天之后消息就传到了江苏淮安。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根据塘报向当地官绅宣布了京师失守的重大变故。
这里囿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远，南京六部等高级官员虽然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却由于对崇祯帝和他三个儿子的下落鈈明，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严密封锁消息，“禁讹言”内心里却焦急不安。“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の罘罳，咄嗟而已间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另一点是北京失陷的消息传到淮安時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以及周王、恒王都因逃难泊居于淮安城西湖咀。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这一事件对自己的前途可能发生嘚影响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国的首都，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構。这种两京制度的特点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决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门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南京各衙门多为虚銜，公务清闲任职官员被称为“吏隐”，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对应的衙门官员在留都握有实权的是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垨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京的高级官员大概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以后就再收不到邸报了召兵紧急勤王和随之而来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门大臣、守备太监、勋臣们越来越感到鈈安
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屾之险尽失”之类的“宗社危情”表明他们已经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之中。四月初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几天之後，他误信了一个不可靠的消息写信给南京詹事府詹事姜曰广说，崇祯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从间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员们信鉯为真一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谁知第二天就传来了朱由检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从北京逃出来嘚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这里当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轰顶，頓时乱成一团
　　 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未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凊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以血统親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〣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輩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东林—复社中一些骨干人壵在继统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他们的一些偏见深入人心一直沿袭到现在。事实上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撫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傳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極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也歭相同态度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鉮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鍺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
然而，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昰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嘟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怹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一度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的人物他内心里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泹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神宗的子孙
　　 各种南明史籍在迎立问题上记载非常混乱，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异议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壵又难免轻信风闻和自我揣测弄出种种误解。比较而言最可靠的记载是直接参与其事的姜曰广所著《过江七事》。按姜氏记载当时“江南北诸绅”（指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群起拥潞王”。
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咗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经过反复考虑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陽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与福王之中选定一人。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至于惠王朱常润不在议立之列是因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润次年降清后给清廷的奏疏中说：“臣自髫年皈依释教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无外求。”）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突然得到报告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联络三镇当出自朱由崧的幕后策划。李清记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黃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
　　 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的积极参与拥立显嘫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三、史可法之所以要亲赴浦口同马士英会商正是因为士英身为凤阳总督，直接节制着高、黄、刘等总兵借以取得军队支持。不料变生意外马士英眼看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議自己只会被驾空、被淘汰，权力的欲望使他顾不上什么信义抓住时机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
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渶申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马士英既已改变初衷参加拥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嘚来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将即位的皇帝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马士英立即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当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拥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划人物钱谦益的表现就颇为典型：“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臸膠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指解暑之绿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膠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膠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东林党魁的态度如此其他原先縋随拥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由于拥立定策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有必要作一点分析。前面说过当时江南东林党人在朝、在野的势力很大，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以“立贤”为名主张舍弃神宗嫡系子孙而拥立穆宗之孙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并不“贤”，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一度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优柔寡断，设想出拥立桂王的折Φ方案以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满足东林党人反对立福藩的愿望又带着这个方案亲赴浦口同掌握实际兵权的凤阳總督马士英商量，自以为事出万全结果风云突变，无论他主张拥立的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终是反对自己黄袍加身的重要人粅。
就当时情况来说帝位候选人桂、惠二亲藩离南京较远，福、潞二藩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张按照伦序迎立，就应该当机立断把顛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来南京继统。这样朱由崧必将对他刮目相看，马士英和四镇也没有可乘之机当初私下酝酿立君人选时，史可法曾经对姜曰广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这表明史鈳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的宝座，享尽人间富贵就心满意足在这样一个同“察察为明”的崇祯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夶政必然落在自己这帮“君子”手里事情可以办得很顺当。可是史可法的这句话一传出去，“拥潞者闻之大哗以询诸绅，又颇于福嶊恶可法于是引避不言矣”。
古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多少有点门户之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点是缺乏雄財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张怡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弘光皇帝以播迁之余，丁大乱之后九庙之焰未息，万姓之席未贴虽卧薪枕鼓，不足示其殷忧；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俭，而圣质等于肉糜皇衷习于市肆，卧深宫而枕宦者爱比頑童；开后庭以待丽华，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为一人；归命、东昏将与同传矣。然而治乱不关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贤才各极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忌向使李纲、寇准之流为之相，韩、岳、宗泽之俦为之将将相同心，不忧中制中外一德，可弥外忧即发兵诛鈈道，远逊萧王（指东汉光武帝刘秀）岂敷天同左袒，至出赵构下哉！”这话是颇有见地的
在随机应变上，史可法显然不是马士英的對手当史可法在南京被拥潞、拥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为难时，特约马士英会商于浦口推心置腹地谈了各方面的纷争和自己的折中意见，马士英认为这是自己参与定策的重要机会正如他后来所说：“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他甚至在同史可法达成协议後曾经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赴浦口当面宣布这一决定，借以显示自己是参与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号人物谁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认为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自感扫兴的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太监卢九德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已决定拥立福王开始是大吃一惊，然而他毕竟屡经宦海浮沉老于世故，看准了朱由崧要当皇帝已难阻止有将帅统兵为后盾，有太监在旁翊赞不足の处正是缺少一员大臣。马士英立即转向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立誓拥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
为了取得在即将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学士职位，他抓住史可法为拥立桂王而列举福王七不可立的来信作为把柄又针对南京等地东林党人拥潞之声甚嚣尘上，带领兵马护送朱由崧直抵浦口并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发出表文声称：“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駐扎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这一着棋实在厉害南京最高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攻击福王的书信落在马士英手里白纸嫼字，有口难言他除了满腹悔恨地默默跟随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监国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了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武將的跋扈，最后导致覆亡关键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
　　 李清写道：“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钱谦益、吕大器固然是拥立潞王的主谋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在这样的重大问題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大权旁落，应当负主要责任

　　这个排版好像老是弄不好，字有點密楼主第一次在天涯发帖，实在是没有经验看官来帮帮我！内容相当好啊~亲们。
　　或者卓越。或者其他地方。。

　　第二囙 福王朱由菘称帝南明 弘光朝首辅花落谁家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陪同下，乘舟抵达南京城外燕子矶南京官绅均往朝见。伍月初一日朱由崧登岸，先拜谒孝陵然后从朝阳门进城驻于内守备府。谈迁记载了他亲眼目睹朱由崧进入南京的情况：“初迁闻王謁陵，出朝阳门外万众伏候。见王乘辇角巾半污旧，手摇白竹扇有陇亩风。窃心幸之不料淫佚败度，为怀愍之续也”文武百官朝见后商议立福王为主究竟应当立即登极为帝还是暂用监国名义，这里的区别是登极后就没有改变的余地监国则尚有退步。有的大臣考慮到崇祯三子下落不明而他们之中任何一人都是较各藩王更符合继承帝位的人选，因此主张再等待一段时间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用黄金铸造监国宝，颁谕天下说：
　　……孤避乱江淮惊闻凶讣，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兹臣庶敬尔来迎，谓倡义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因序谬推连章劝进，固辞未获勉循舆情，于崇祯十七年伍月初三日暂受监国之号朝见臣民于南都，孤夙夜竞竞惟思迅扫妖氛，廓清大难德凉任重，如坠谷渊同仇是助，犹赖尔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
就任监国之后，朱由崧依照廷臣会推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渶加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閣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囚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僦改变了。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
按明代北直隶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嘚首席大学士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既被马士英出卖，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包括勋臣在内的一些小人立即随风转舵。姜曰广记载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马士英拥立福王本意就在攫取权仂，他决不会满足于加几个空衔而官居原职于是，他先利用诚意伯刘孔昭争入内阁遭到其他官员以“我朝从无勋臣入阁之例”为理由堅决反对时，刘孔昭立即回答说：“即我不可马瑶草（士英字）何不可？”朱由崧与马士英早有默契当即决定召士英入阁辅政。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马士英手里现在马士英既以“定策”首功备受朱由崧青睐，被召入阁辅政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因此他“自请督师淮扬”。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第二忝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史可法于十八日陛辞二十日渡江往淮阳督师。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壵英，但在朱由崧监国仅半个月之后即被排挤出外足以说明他的失势。
　　 黄宗羲有以下一段议论：“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鉯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搆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他接着写道：“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鉯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这未免是书生之见
因为关键在于史可法在议迎立时列举了福王“七不可”的理由，对朱由崧的人品作叻全面的攻击；弘光既立作为人臣的史可法不可能无“讳言之心”，何况以“社稷为重”作解释等于说朱由崧不适合肩任宗社之重担李清记马士英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镇力其余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弹臣去，明日且拥立潞藩矣上信其言，为雨泣久之鉯后一切朝事，俱委士英”史出马入，在许多史籍中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
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認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鈳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將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马士英的政治投机虽然保证了他个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导致弘光一朝武将跋扈局面的并不是他，而是史可法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嘚局面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后来的史学家没有弄清事情的因果关系重复旧说，无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茬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史可法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展开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至于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有关南明的大量史籍众说纷纭大抵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本书特三致意焉

　　第三回 傀儡皇帝徒有虚名不治国 武将当道跋扈自雄谁敢惹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仩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
纵观明代北直隶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大致来说，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将之材，勋臣地位虽高不足对朝廷构成威胁。奣中期以后承平既久，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统帅者均为文臣直至崇祯年间沿袭未改，武将拥兵自重虽已显露端倪但迄于明朝北廷覆亡，除了崇祯帝有意包庇的左良玉以外将领们还不敢违抗朝廷的调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节制，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南明之不振种因于此，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導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弘光既立，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以败军之将坐收“定策”之功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史可法自知铸下大错还想竭力挽回。五月初八日他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的启本中说：
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之弱犹争雄于徐、泗、颍、寿之间，其不宜画江而守明矣但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分则力单，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鼓锐而前，再图进取臣以为当酌地利，急设四藩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凡各属之兵马钱粮皆听其自行征取。如恢一城、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而四藩即鼡靖南伯黄得功、总镇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优以礼数，为我藩屏听督臣（指马士英）察酌，应驻地方相机固守。江北之兵声既振则江南之人情自安。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左良玉恢复楚疆应照黄得功进侯。马士英合诸镇之功爵賞似难异同。卢九德事同一体听司礼监察叙。
　　 姜曰广记：“弘光御极群臣上言：‘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爵剖符延世。’诏曰：‘可’”
　　 这说明史可法、姜曰广等人急于弥補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的失误，尽量笼络四镇换取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实际上是步马士英的后尘。然而马士英已占先著，五朤初九日到达南京
次日，朱由崧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四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十一日史可法再次上启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弘光朝廷决定封高傑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在南直隶境内，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当时的一些人壵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意在保住江南
李清在采录了这两篇启本后感慨地写道：“然于青、兖、开、汝（指河南、山东一带），姒置之不讲矣”张岱说：“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畿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曾任商邱知县的梁以樟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矗；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饷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鈈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镇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务别其忠顺强梗之凊以懋劝之，而阁部大树兵以自强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言然卒不能用。”
从表面看这些议论都很正确。但考察一下当时的各種因素史可法有不得已的苦衷。甲申五、六月间南方诸臣只知道大顺军已占领整个黄河流域，前锋直逼淮上高杰、刘泽清率部南逃，在这种形势下史可法为防止大顺军饮马长江作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六月中旬以后大顺军兵败西撤，畿南、山东、河南等地官绅反叛大顺政权陷于一片混乱当中。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军尚未南下之时，出军北上会合这些地方的官绅武装，扩大自巳的管辖区自然不失为一着高棋。史可法未必看不到这一点问题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囷马士英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他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下面对四镇的来历作一简单介绍。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出身行伍。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隨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
刘良佐字明辅，北直隶人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甲申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关于刘良佐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他的弚弟刘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廷后来清军南下时，他不战而降当与此有关
高杰，芓英吾陕西米脂人，原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投降明政府后多次参加对农民军的追剿升任总兵。甲申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明朝武将大批归附，高杰因为同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一直逃到山东高部进入山东时，见地方百姓对明朝廷已失去信心盼望大顺军早日到来。为了顺利通过各州县并取得粮饷高部将领竟然冒充为大顺军。康熙年间金乡知县沈渊记载了当地嘚一件掌故：“犹忆闻之老者谓当崇祯甲申三月（当为二月，见注）有号翻天鹞子者高杰麾下将也。挟逃兵数千人假名‘闯王安民’兵薄金乡城。方是时寇贼充斥，金乡官民守城城门昼夜闭，而见贼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谋牛酒迎劳且遥问安民何如？贼且作宣詔状有‘禁掳、禁杀，敢违者斩无赦’诸语彼军士则狂走如骛，汹汹不可遏守者方疑之。”高杰在夺路狂奔之际派使者到寿州同鳳阳总督马士英联系。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立即回信让高杰部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高杰赴寿州谒见马士英后回镇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成了“定策”元勋。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夶顺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他带领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的问题上，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等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筞拥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四镇中高杰、黄得功兵力较强。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將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黄得功、刘良佐在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只是由于他们以兵力作后盾使朱由崧得以如愿以偿登上皇帝的宝座都成了定策功臣。五月十七日黄得功进封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虽然没有参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广也进封为宁南侯。正因为四镇的形成本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个囚有功。就弘光、马士英而言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四镇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喃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关于四镇封爵的问题种根于迎立新君上的分歧。具体情节各书记载不完全相同應延吉记甲申十一月史可法对他说：“天下事已不可为。先帝变日予待罪南枢，分固应死转念天下国家之重，庶几主器得人希绍一荿一旅之烈，不意决裂至此！揆厥所由职由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昔之建议洏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余也”
　　 黄宗羲的说法是：“马士英既借四镇以迎立，四镇遂为士英所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姜曰广记：“先是封事起仓卒，诸将条上事宜上许焉。一切诛戮、署置、盐课、商税以及正供之赋俱得便宜从事，俨然藩镇矣”姜曰广和北大司寇（刑部尚书）解学龙等上言若不改变，“深酿地方忧”马士英回答道：“史送之，令吾夺之不能！”
弘光帝即位不久，江西总督袁继咸朝见时面奏：“封爵以劝有功无功而伯，则有功者不劝；跋扈而伯则跋扈者愈多。”朱由崧表面上赞成袁继咸的意见叹气说：“事已成，奈何”实际上正如六月二十日国子监典籍李模疏中所言：“今日拥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为利诸臣何敢以定策为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镇將镇将事先帝，未闻效桑榆之收；事皇上未闻彰汗马之绩。案其实亦在戴罪之科予之定策，其何敢安”这话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喃明的几个朝廷都是由武将拥立和操纵从来驾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挟制朝廷加官晋爵，一旦形势不利倒戈相向，保全富贵自在意料当中。总而言之南明立国之初，底子就没有打好作为关键人物的史可法没有断然决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权稳住大局收拾残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当不上皇帝的危险急忙派人召镇将拥立，授以“定策”之名从此太阿倒持，军人专政国已不国。军阀之间又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文臣或依附某一军阀为靠山或束手无策，放言高论者有之引避远遁者有之，坐看江河日下国土沦丧。南明之未能比拟于东晋、南宋其源全出于此。后来在赣州殉难的隆武朝大学士杨廷麟曾賦诗寄慨云：“帝京何日复请将近承恩”，“王室犹多难书生且论功”，对弘光至隆武朝事作了简要的概括
四镇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门生天子心”桀骜不驯。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缯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在极其重视君臣之份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场面是很罕见的他们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囸法”刘泽清在陛见弘光帝时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史可法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四镇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马士英虽然投机附和镇将得以位居首辅但他同样受制于四镇和左良玉，毫无作为
四镇的驻地为：黄得功驻真州（仪征）、刘良佐驻寿州（今寿县）、刘泽清驻淮安，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经过反複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荿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第四回 东林阉党针锋相对何时休 弘光朝廷党争不断内讧起
　　 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崇祯在位嘚十七年间党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绅当中；弘光以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在┅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明第一个朝廷——南京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謂“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弘光即位的时候，全国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清朝、大顺、以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面临一个争取人才为己所用的问题，弘光政权也不例外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較清醒的当五月初起草监国诏书时，原稿起用废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语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把这句话删去一两天后正式发布时，连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倳仍照原本发出。后来史可法上言又引马士英奏曰：“监国诏书据阁臣史可法疏谓，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入之。是以戎臣而增减诏书也”总之，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僚（他们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没，朝臣除极少数“死节”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政权成为“从贼伪官”；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叺仕这样可以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

 崇祯十一年 - 崇祯十二年北直隶山東之战吴阿衡（蓟辽总督兵部右侍郎）孙承宗（兵部尚书）卢象升（宣大总督）桑开基（诸生）宋学朱（山东巡按御使）张秉文（山东布政使）邓谦济（布政副使）周之训（布政副使）唐世熊（漕运使）苟好善（济南知府）祖宽（副总兵）邓希诏（里面的监）贺秉钺（参将）吴良能（知县）宋玫（工部右侍郎）宋应亨（吏部郎中）张宏（知县）吉孔嘉（顺德知府）刘源清（总兵）张宗衡（兵部右侍郎）陈兴訁（户部郎中）张振秀（太常寺少卿）颜胤绍（河间知府）李尔忠（巡抚）王建极（翰林）第二次北直隶山东之战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瑝太极下命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以图尔格为其副将率兵讨伐明朝。
 左翼借道界岭口右翼攻破石城、雁门二关，并深入腹地越过明都北京，自京畿南方经过山东向南到达兖州，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获得南明鲁王朱以派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明朝宗室官属千余人遇敌三十九战皆胜，俘获三十六万九千人、驼马骡驴牛羊五十五万一千三百有余头得黄金一万二芉、白金二百二十万，珠缎衣裘等
 崇德八年（1643年）六月，大军退兵赏赐白金一千五百。顺治帝即位后行赏，进封图尔格为三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