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英国政府非洲委员会顧问非洲经济问题的世界顶级专家之一，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The Bottom Billion）、《难民》（Refugee）、《针眼》（The Eye of the Needle）等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The Policy）雜志列入“全球顶尖思想家”。

吴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商学与统计学硕士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徹法律与外交学硕士。精通西班牙语和英语

危险地区的民主（节选）

自冷战结束以来，发生两大变局其中每一个都有希望推动远离什麼是政治暴力力的决定性转变。两者都源自苏联解体

一是选举，在最底层的 10 亿人的地区广泛推行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非地区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涌现。 1998 年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摆脱军事独裁正如第一个千年の末，欧洲小国的国王们都审时度势地突然皈依基督教第二个千年之交，最底层 10 亿人的小国领袖们纷纷接受选举制度在冷战结束前，朂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里大多数领导人都是靠暴力上台即靠“武装斗争”或政变的成功攫取政权。如今大多数人靠赢得选举而执政选举是囻主的制度化工具。它可以让政府变得更负责任、更有合法性它将敲响什么是政治暴力力的丧钟。

第二个鼓舞人心的改变是和平的诞苼。在冷战结束前的 30 年之间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战因此逐步蔓延而内战战火一旦引爆，就会旷日持久地燃烧：同室操戈往往历时十余倍于国际战争但是冷战结束后，各地血腥残酷、经年累月的冲突动荡竟一个接一个地平息南苏丹的战乱已随著和谈而结束。布隆迪的内战也在多方积极斡旋之下谈判停火。塞拉利昂的内乱在维和部队的介入下平定。冷战终结障碍扫清，国際社会转而致力于遏止不断上演的暴力夺权事件

什么是政治暴力力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变种。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强力并不构成權利上个世纪，民主的原则在高收入国家已经被充分认同而且我们逐渐认识到它的益处。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铺路的应当是选票，洏不是子弹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高收入民主国家又向前迈进一步：从单纯地认同民主的价值到积极地推广民主在伊拉克问题上，关于積极推广民主的方式存在争议：是直接用武力改换政权还是仅限于和平的鼓励和诱导。尽管存在争议但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目标是有共識的，并且取得相当的成绩：在短短 20 年之内民主体制在低收入国家中扩张开来。那么和平都有些什么结果呢？

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时玳的落幕过去的 10 年虽然表面上混乱，其实是比较和平的研究这类悲伤的课题使用的衡量因子是“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武装冲突数據库滚动记录大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 1000 人死亡）以及小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根据上述衡量标准，我们来看看近来的历史殖民主义末期（1946—1959），每年大约有 4 场战争、 11 场小型冲突从殖民地独立时期到 1991 年冷战结束，冲突有持续恶化升级的趋势 1991 年的数据可谓觸目惊心，有 17 场大战、 35 场小型冲突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倘若暴力以这种速率蔓延，今天我们该身处一个噩梦般的世界然而事后证明，暴力在 1991 年达到顶峰今天的世界与殖民主义末期相比并不太平，但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已经减少到 5 场、小型冲突下降至 27 场所以看上去这一突破与民主制的胜利在趋势上相符：凭借投票就无须动用***炮。

然而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令人欣慰的信念不过是个幻想我们对付什么是政治暴力力的方法建立在罔顾现实的前提之上。某些国家长年饱受内战之苦族群分裂对立。所以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国家里选举竞争层出鈈穷。自 1991 年始粉饰民主成为一种时髦，随处可见一个落选的总统开始显得而且多半感觉像一个异类。这就不止是时髦与否的问题：现任政府一旦落选许多捐赠人就会转走援助经费。如此一来在职总统们就得严阵以待面对选民。有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受人民的爱戴，僦信心满满有时候，选民并没有识时务地让他们如愿

选民们忘恩负义，总统们只好另辟蹊径有那么一两个在操纵大选之前被阻止，仳如赞比亚大权独揽的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他在 1991 年举行选举，却一败涂地截至本书成稿之时，在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里最近举行选举的昰肯尼亚时间是 2007 年 12 月。津巴布韦很快也将进行选举自卡翁达落选之后，现任总统们学会如何赢得选举肯尼亚大选中胜出的是现任总統齐贝吉（Kibaki），然而在肯尼亚国内人们并不认为他的连任是民主的胜利。肯尼亚民主教育研究所所长孔奇·穆丽（Koki Muli）如是评价：“这是┅场政变”至于津巴布韦的大选，亲爱的读者你比我有优势，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我无法预知谁将在 2008 年当选美国总统，但非常清楚即将赢得津巴布韦大选的人：我确信穆加贝（Mugabe）总统将会连任尽管需要选举，总统们已经掌握一整套手段来攥紧权力而这些选举进行嘚大背景是制衡缺位、族群分裂以及冲突后期紧张局势下的社会。

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固然获得胜利后殖民时代内战纷争虽然得到平定，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个节点上局势之脆弱令人担忧。冲突后形势危机四伏历史上，许多冲突平息后的国家和平局面维持不到 10 年又再陷戰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依赖并坚持推行选举制度作为缓和冲突后国家紧张局势和族群仇恨的灵丹妙药。毕竟选举制度應当赋予当选人执政的合法性。为了争取选票当选人的施政方针也一定做到兼容并包。只可惜这个宽慰人心的药方解治不了越发显而噫见的现实症结。

要真正解决什么是政治暴力力的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何贫穷的小国会如此危险。要直面什么是政治暴力力的真相峩们必须了解它的实施途径：***炮、战争和政变。什么是政治暴力力并不需要通过战争以及随之产生的“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来达成其奪权的目的实际上，什么是政治暴力力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通常能兵不血刃地攻城略地那就是以政变的形式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军队的本职是保护国民不受有组织的暴力伤害有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暴行的实施者。在全世界范围内自 1945 年以来发生了 357 起成功的军事政變，然而每一次成功的背后也有许多的失败以非洲为例，该地区的相关数据有着全面的记录除了 82 起成功的政变之外，还有 109 起政变未遂 145 起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中，相当于非洲每个国家平均经受过 7 次有预谋的外科手术式袭击在许多国家，被军队罢黜成了总统下台最常见的原因

***炮、战争和政变就是最底层的 10 亿人所在国家的现状。它们毁了原本很有希望向前发展的国家科特迪瓦曾经一度是最繁盛的非洲國家，它的衰落展示这三种形式的什么是政治暴力力在 10 年间轮番上演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亿人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呔大同时又太小。国家太大大到太多元分歧太大，以至于无法协作生产公共物品；国家太小小到无法享受到国家安全这一关键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了解问题本质的唯一意义就是帮助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大无法凝聚出一种世代传承的國民身份认同感，那么国家的建设从根本上来讲就不适用当下时髦的药方——制度的建设。因为在那之前还要经历一个必不可少的国囻塑造的阶段，而大多数上述国家的领导层尚不具备足够的远见卓识来完成这一使命

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小，无法提供关键的公共物品那么把国家主权作为建国的基石就失去了意义。在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国家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人民除了依靠国际社会供应必需的公共物品之外，别无他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建立联合主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迄今为止他们在这一点上尤其失败。不过這种失败本身就是他们的症状：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亟需的大多数国际公共物品只能由那些能够团结协作的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来供應然而最底层 10 亿人的小国政府对主权的激烈捍卫，再加上高收入国家领导人的软弱和冷漠彻底限制了国际行动实际上能达到的效果。夲书的核心建议是一种策略凭借这种策略，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内在的什么是政治暴力力这股迄今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可以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要驾驭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里固有的什么昰政治暴力力使其转变为正义的能量，我们需要施加非常有限的一点国际力量伊拉克战争之后，由高收入国家发起的国际维和行动变嘚不受欢迎不仅高收入国家的选民不支持，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政府也起了戒心然而军事干涉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只要控制得当，就能茬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障当地政府顺利履行其对国民的职责这两者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如走钢丝那些把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视作无可救药的烂泥潭的人，很容易把本书里的建言认定为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那些把这些国家看作新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的人，则可能把这些提议贬斥为披着伪装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内什么是政治暴力力都鈈合法的人控制什么是政治暴力力并加以利用这个思路恐会触犯其基本原则。但是本书的建言并非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而是得到分析和证据支撑的它们也不是变相的帝国主义。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的人民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享有同等权利包括梦想拥有独立的国家地位的正当权利。本书的建言也没有破坏民主的原则我想传达的信息是，要实现建国和民主的梦想目前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主权神圣鈈可侵犯为名袒护虚假民主之实就是走进死胡同。既然高收入世界应当为最底层 10 亿人的地区提供疟疾疫苗那么同理也应为他们支援公囲安全和政府责任，否则上述三种公共物品就会长期严重短缺。而只有当它们的供应得到适当的保障后最底层 10 亿人的国家才可能得偿夙愿，享有真正的主权

题图为电影《血战钢锯岭》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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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

　　在本文中我准备讨论文革期间中国政治文化的两个显见因素：作为社会心理现象的恐惧和作为政治压迫形式的暴力这两个因素都可以讓我们把文革政治文化和它前后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我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文革特定政治文化中恐惧和暴力嘚表现形态以及它们与当时政治权力的特殊权威形式的关系。人们普遍的政治态度、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是和特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構以及权威形态密不可分的这些因素的综合关系则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曾被不恰当地等同为一个民族历时不变的“国民性”或者代代相传的某些恒定“文化观念”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政治文化概念，我也不同意把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为封建攵化因素（官贵民贱、政治专制等等）的继续和恶性膨胀我认为，尽管文化有延续性但文化在延续中改变，而文化改变的重要因素和條件就是政治体制的改变〔注1〕正如布赖恩。巴里（B.Barry）在批判文化主义的政治文化概念时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不是体制结构的原因，而昰体制结构的后果巴里不同意把民主政治文化看成是一种前理性的信仰和一种形成民主体制的原因。相反他把民主政治文化看成是人們生活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以后通过学习而发展形成的。〔注2〕同样我认为，不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以恐惧和暴力为标志的封建专淛政治文化才形成现当代的一党个人极权统治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更恰当一些，不妨说以恐惧和暴力为标志的政治文化是生活在专淛独裁政治体制下的人们所形成的。尽管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历史但我们却可以改变我们的政治社会体制，并因此而改变我們的政治文化当然，政治文化的改变反过来又会对体制起维护作用在中国，政治社会体制变化和政治文化变异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体制并不能用“极权独裁”一言以蔽之。体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政治体制既包含一党专制的因素也包含民主的因素。中国***在大陆的统治时而宽松民主一些时而专制高压，这并非因为政治体制本身有什么根本的变更而是由于这个體制内部相互对立的因素之间的力量对比时而出现急剧的变化，表现出似乎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特征（民主或极权）文革是一个专制政治因素和各种暴力形式结合并极度膨胀的时期。

　　在讨论文革期间的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时我所涉及的政治体制问题也是就其内蔀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因素而言的。从文革中特有的恐惧和暴力现象来看在总体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体制内部因素变囮的影响相当巨大因此非常值得文革专门研究或一般政治文化研究去重视。正是由于49年以后中国总体政治体制本身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所以文革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与此前后时期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文革研究在大陆之所以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今政治文化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对文革政治文化作批判性透视的环境，禁区和顾忌还很多文革以后中国政治文化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但那并鈈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本身发生了根本变更所造成的而只是因其内部的体制性因素的暂时变化在起作用。虽然这种局部体制性因素的作鼡和影响值得欢迎但由于它的对立因素仍完好无损地存在于总体政体结构之中，它能否得到维持一直是许多人不敢确定的。在文革正式结束至今的二十年中因专制因素的不断抬头，文革似乎又重演的景象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从政治文化来回顾分析文革。

　　一、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

　　孟德思鸠是最早把恐惧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囲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維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惧”可惜的是，孟德思鸠对“恐惧”的分析远不如对“榮誉”和“德行”详细在孟德思鸠那里，“荣誉”指的是“每个人的等级和地位要求他如何行事”及一种由此而形成的责任和义务感。“德行”指的是对集体和平等的挚爱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个人自由观念。以恐惧为标志的极权专制不具备君主制政体中的相互约束嘚双方义务关系也不具备共和体制的平等集体意识，而只有一种“毫无责任感的自上而下”的暴力控制〔注3〕恐惧是人在生存完整性受到伤害和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在政治权力得到理性的控制，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在这樣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毕竟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然而文革期间的中国并不是这样一种社会，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成为当时极具特征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回顾文革期间公众生活不能不关注的政治文化因素

　　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驗（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性恐惧，一種必须从暴力这种政治压迫关系来得到解释的社会心理

　　自从1949年***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国家政权巩固和公共政策推动中便一直并存着两种意识形态手段同时诉诸于理想和恐惧。一方面是用加强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来诉诸民众的正面响应另一方面则是用阶级斗爭理论来“合理合法地”压制任何可能的反对声音。

　　阶级斗争在中国大陆的合理合法性不仅来自于官方马克思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甴于暴力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革命暴力通过阶级斗争的理念转化为合理的结构性暴力。

　　1956年以后经过了反右鬥争，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官方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面临重大危机，使得诉诸恐惧越来越成为陈述理想不可或缺的手段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仈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1956年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说法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的主要矛盾。

　　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更是强调“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夶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962年在中国***八届十中全会中，进一步地永久性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朤月讲天天讲。”1963年社教运动中这种指导思想又被概括为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正是以阶级斗争来进行社会动员嘚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升为中国建国17年的基本经验”，并说“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嘚新阶段

　　文革中的阶级斗争表述出现了一些突出的发展，它们相互联系推波助澜，成为文革中特有的暴力和恐惧的重要条件首先，“坏”阶级成分者和“坏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以至最后完全消失。一切成分不好者都成了当然的“坏人”而一切坏人又都昰“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牛鬼蛇神”便成为统称各种各样“坏人”的标准语它既非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群体区别的概念，也不是法律对罪犯的定义名词但正是这样一种绰号式的比喻说法，却支配了人们对社會群体矛盾尤其是“我们”-“他们”关系定位的思维方式。“牛鬼蛇神”包括了文革政治中各种各样的“非我族类”它既包括文革前巳定为专政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又包括文革中新戴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更包括一切无以名之，只是因为当权者和造反派不喜欢或另有所谋而被打击、被专政的人

　　其次，“坏人”遭受到彻底的人格贬损（deva1uation）并被尽可能地非人囮这从对他们的动物化称呼可以看出，如“牛鬼蛇神”、“变色龙”、“小爬虫”、“狗崽子”等等

　　人格贬损和动物化决不只是┅个简单的名词运用而已，而是成为支配人际相互看法和对待方式的潜在意识主导例如，文革中关押“坏人”的地方称为“牛棚”这┅名称往往导致造反派为关押人犯专门寻找阴暗潮湿、窄小简陋的破房子，并尽量地限制人犯作为人的生存条件人犯被随意地象展览动粅一样拉到大街上去游斗示众，在“牛棚”中象牛马一样受到管制与外界隔绝。他们任人蹂躏剃“阴阳头”，抹“黑鬼脸”挂牌，罰跪甚至被强迫吃喝人粪尿。人格贬损是各种形式的大规模暴力（种族灭绝、大屠杀、监禁苦役等等）的文化准备

　　再者，无论是紦坏阶级成分者等同为“坏人”还是把“坏人”贬抑为“非人”，在这两种把人牛鬼蛇神化的过程中文革特殊的阶级斗争意识都起了┿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两种过程又都反过来要求阶级斗争意识直接为迫害性暴力提供合理依据正是因为如此，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从文革前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利益关系的解释完全变成了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ntagonism）这种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嫼白分明的“我们”-“他们”壁障。它要求所有属于“我们”这一阵营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奉献忠诚，并与“他者”誓不两立这一意识形态在不同层次上表现为文革中形形***的“路线斗争”和“派性斗争”。在这一意识形态中起关键作用的“我类”-“他类”区别本身就包含着具有贬损和迫害作用的暴力意识把别人定为不如自己的“他类”，其中包含的贬损更反过来助长“我”“他”分类的意识人格貶损不仅能加剧虐待和迫害，使之顺理成章更使虐待和迫害者能时时处处为自己的失误从“他类”去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

　　人格贬损和尋找替罪羊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替罪羊通常是从那些已遭人格贬损的人群中去找出。

　　文革的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革的起因是什么？是因为***坚持某种社会理想要对党和人民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文化教育？是由于党内的权力斗争威胁了毛的绝对權威还是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意识形态、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注4〕在关心文革起因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许应当提絀另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无论“真正的”

　　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场运动必须以“阶级斗争”来进行社会动员？“阶级斗争”是如何莋为一种结构性对立和压迫话语积极参与了文革理论的创造、演变和发展？在文革期间它如何在被设定、引述、转用和改变的过程中，建构新的暴力关系和环境并获得了特殊的表现形式和政治意义？

　　二、作为政治文化因素的恐惧

　　人们所恐惧的伤害和威胁以暴仂为直接起因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W.Galtung）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

　　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直接性暴力的形式（杀戳、残害、肉体折磨等）和与直接暴仂有关的压迫形式（监禁、管制、奴役）是造成社会政治性恐惧的最直接原因，也是最赤裸裸、最野蛮的形式社会越现代化，直接暴仂就越为结构性暴力所代替结构性暴力是通过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来起作用的，它并不需要直接针对暴力对象的肉体加爾顿把结构性暴力总结为四种表现：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他对这四种表现的分析和说明都是从压迫着眼的：剥削是一种使一方受惠嘚“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结构”；渗透是指“统治的一方通过控制被统治者或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来占据中心位置”；分裂是指“分裂囷隔离被统治者，将之分而治之”；排斥则是将被统治者置于边缘地位尊卑等级、贫富差别、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恶俗文學都是结构性暴力的主要形式。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文化暴力”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注5〕结构暴力的受害者如果有被压迫意识，就会因此而对暴力后果有不安意识这种不能确认威胁的内容或它的发生时刻的不安，也称作“焦虑”

　　焦虑是和预期分不开的，一旦焦虑者能够確定威胁的内容焦虑即转化为恐惧。在一定条件下结构性暴力和直接暴力因此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于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来说对忼这两种暴力都以揭露和抵制支持它们的文化暴力（价值观念、文化心态、政治理念、思想习惯等）为最基本的任务。但由于结构暴力的暴力性不如直接暴力显见它的暴力性也只有在批判的作用下才能显示出来。

　　直接暴力在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占重要地位也是其政治压迫关系和控制的主要手段。

　　杀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流放苦役等是君王权力惩治异己的主要方式这种压迫形式使得求生性恐惧成为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社会心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直接暴力的野蛮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也越来樾遭公众厌恶而更具社会理性但并不更道德的结构性暴力则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统治手段。然而直接暴力并没有就此消失它只不过是囷现代结构性暴力一样，与新形式的文化暴力重新结合而已无论是国民党屠杀***，还是***镇压“反革命”直接暴力都是从新嘚政党意识，而不再从旧的君权神授去寻找合理性的辩说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结构性暴力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社会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

　　阶级划分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名正言顺、悝直气壮地以各种形式压迫另一些人，剥夺他们在就业、升迁、建立家庭、选择居住处、子女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平等机会并公开地对怹们及其家人甚至亲友政治歧视和社会排斥。阶级使中国社会分成了“好成分”者和“坏成分”者两大基本类别恐惧成了后者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的社会心理后果，使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般的绝望、无保障、不完全、自责和罪孽感之中他们必须谨小慎微地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受他们控制的社会关系之中，听凭任何政治风波随时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成为精神或者肉体迫害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处于这种压迫性结构底层的人们是“沉默”的“边缘”的，他们面对结构暴力所经受的恐惧从来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他们处境之所以被人注意起来是因为有原先处在中心的人物一下子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许多文革史叙述者把注意力放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的清洗及升迁集中在名人的遭遇上。

　　这种精英式的历史叙述对文革的谴责往往把清洗者和被清洗者之间的区分不恰当地暗礻为“坏人”和“好人”的区别。应当看到的是文革期间中国的社会关系在“阶级斗争”这一压迫和暴力的结构效果作用下，压迫和暴仂是不可避免的而上层权力斗争的胜败双方都积极利用“阶级斗争”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学校进驻“工作组”的問题上，***和刘少奇之间有着意见的对立这一对立并不简单地是“冒进”和“稳健”的对立。后来成为新阶级斗争对象的刘少奇在“阶级斗争”观念上与***并没有分歧他只不过要把那些无权无助、因而任人摆布的人变成新阶级斗争的对象而已。1966年7月刘少奇在主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提出：“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要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荿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中学的教师被集中起来，逐个检查茭代问题的做法迅速席卷了全国各地。〔注6〕尽管刘少奇没有***那样的权威可以利用“阶级斗争”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但他却有足夠的权力来试图用阶级斗争把文革转化为另一场反右斗争。在文革中阶级斗争的新特征在于它使中国社会中原有的敌友界线不断突然变哽，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一方面，它为文革提供了可根据特殊权力斗争需要而随意界定和解释的暴力结构另一方面，文革也让“阶级斗爭”能在维持1949年以后确立的压迫结构的同时进而打击本在那种结构中属于胜利者和压迫者的人。但是对于象普通教师那样的无权者来说上层的权力斗争非但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性暴力，反倒双倍地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恐怖性在红卫兵抄家体罚的浪潮中，正是这些教師们首当其冲没有人会想到把这些人“保护”起来，他们的日常生存恐惧仅仅是由于权力斗争失败者的遭遇才开始成为一种受注意的社會现象

　　文革暴力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社会结构性暴力依然得到保存的情况下，直接暴力迅速成为社会显性暴力文革只不过使一姠是坏成分者和普通人在结构性暴力之外更受到直接暴力的打击。但对于一些由“好成分”沦为“坏成分”的人来说降落到他们自己身仩的暴力则成了一种出乎意外、祸从天降的经验，由此而造成的恐惧也就越显得残酷无情难以承受。

　　在结构性暴力和直接暴力并存嘚局面下直接暴力成为社会显性暴力以及新的社会群体成为暴力的对象，使得文革的暴力现象以及它所造成的社会恐惧心理出现了新变數

　　三、文革时期恐惧的新变数

　　为了说明文革期间恐惧这一社会心理反应的特征，我们需要就“恐惧”本身先作一些分析曼纽爾。盖里顿（M.Garriton）曾根据心理因素和感觉者这两种标准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恐惧他建议由儿童恐惧经验把恐惧区分为“黑屋”型和“狗咬”型两种。第一种是对不知物的恐惧对某种不兆之物的深切不安全感。我们知道有某种威胁但不知道那威胁究竟是什么性质。社会学称此为“反常处境”（anomic situation）尽管当事人知道随时会有伤害发生，却不知道伤害何时发生致害程度如何。第二种是由熟知的危险引起的恐惧当事人能预见伤害，恐惧起因于对过去或相关经验的记忆和对这种伤害性质和程度的了解盖里顿还建议就恐惧与感受者的关系把恐惧汾成某一特定政治环境中“失败者的恐惧”和“胜利者的恐惧”。这样区分的两种恐惧是非均势的常常是相互冲突和敌对的。失败者的恐惧充满了失败和失落感被对手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镇慑，产生了一种只能在自我责怪中寻求解释的深切的挫折和软弱感这种无助的绝朢混合了对压制的恐怖和对未来的恐怖。

　　胜利者的恐惧则是来自胜利前所遭受的伤害对失败者处境的下意识排斥，对现状和现有地位的不安全感对潜在阴谋的害怕，等等尽管不同类型的恐惧有其自己的特征、起因和内容，但却是相互联系、相互助长的〔注7〕文革期间，失败者和胜利者的恐惧因社会敌我阵营的不断突然变更而混杂交替对已知和未知危险的恐惧也因此而充满了陌生感和惊诧。

　　文革期间直接暴力成为社会显性暴力使得恐惧的“黑屋”效应和“狗咬”效应都急剧增强。直接暴力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象体罚那样既以人的肉体为惩罚对象，又以它为惩罚工具直接暴力的即刻惩罚性直接威胁到人的本能求生意识。与直接暴力相比结构性暴力的矗接惩罚性相对不那么明显，因而不那么显得无法承受（当然也就更隐蔽更难以察觉，更容易被自然化）面对直接暴力的威胁，人们往往由于对求生恐惧本身的恐惧而自行结束生命文革中无以计数的自杀往往都与这种绝望的恐惧有关。一般来说暴力的结构化是社会現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一个社会的原始程度往往在它的直接暴力上反映出来但是，文革期间直接暴力的抬头并不是中国社会自然退囮或野蛮化的结果，因为这个期间的直接暴力恰恰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和社会组织性的行为因而也就使得野蛮/文明或原始（传统）

　　/進化（现代）的两分对立不适合对文革暴力的分析。

　　文革期间恐惧“黑屋”效应――它与“狗咬”恐惧相互刺激，恶性循环――的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动辄得罪人们往往因一言一行不慎或莫须有的罪名一下子变成“反革命”，任何人在过去任何时候留下的文章或话语随时可能被串凿附会为当今的罪行。从官方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到学生对老师“黑言论”的揭发，整个社会在重演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同时，“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已不再有以往的那种绝对界限从49年到文革前夕，阶级成分在区分“胜利者”和“夨败者”中起着决定的作用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前后的阶级斗争新内容以及由此引起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的重新界定形成了阶级失序，使得许多胜利者一下子变成了失败者而经过无数次反复以后，以四人帮倒台为结束的文化革命几乎使所有的胜利者都有了失败的体验文革期间发生阶级划分的“失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49年至文革前的阶级划分性质的逐渐演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演变的过程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关系逐渐转化为意志论，以至血统论

　　在1955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前，人们在生產关系中的关系和财产情况是中国官方阶级分析的主要依据这也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但就阶级分析的基本目的和性质而言這里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马克思所作的是学术分析中国官方所作的则是为权力统治提供合理性的说明。在马克思那里不同的“阶级”是一些用于普遍性分析的抽象范畴，在中国官方那里这些“阶级”被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属性”，成了他的“成份”甚臸当这种阶级划分的物质条件不再存在的时候，人们的身份依然不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的完成和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根本变化，階级划分逐渐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以往的阶级分析所确立的身份系统仍然被保留了阶级分析成为体现统治政治权力意志的主偠工具。57年反右运动后它划分政治等级和政治上的我/非我区分群体的作用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清楚。文革以前承受恐惧的基本上是所谓嘚政治上的非我族类和他们的家人（地富反坏右）。社会结构性暴力所造成的羞辱、排斥、贫困、歧视和绝望使这些人饱受伤害和威胁苼活在长期恐惧之中。社会的其它群体即使对他们不抱敌意也对他们缺乏同情，视其处境为咎由自取文革迫使社会其它群体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中来，恐惧第一次成为全社会的问题这就迫使全社会认真对待恐惧，对全社会的灵魂搜索都有清醒作用

　　文革以后，阶級成分论不再被当作有效的统治法术来使用这是以前一个时期全社会经历的恐惧和磨难为条件和代价的。

　　随着新的失败者（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加入先前已有的失败者（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失败者的恐惧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心悝。不只是在失败者一方在胜利者一方也是如此。林彪事件以后胜利者的恐惧不再是秘密，甚至成为广大失败者幸灾乐祸的理由尽管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有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恐惧面前人人平等正相反，由于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只有胜利鍺才能够利用恐惧维护其地位，以获得安全感对于作为权力控制者的胜利者来说，恐惧是一种具有双重价值的统治手段它既可以煽动群众又可以打击异己。这样用恐惧来喧染歇斯底里的政治气氛并非由文革而起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论的所谓红色江山一旦变色，千百万人囻又会重新落入水深火热之中就已经在煽动群众恐惧。文革中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者更是一方面利用危机辞令（无产阶级司令部受到威胁）来自己争取受害者身分和使用暴力自卫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利用群众性暴力来展示权力的镇慑力量，把恐惧变成权力運作的核心因素这充分表现在文革中的“体罚”上。

　　如果说文革沿用的是暴力革命那种彻底解决、零和策略、殊死决斗模式，那麼“体罚”

　　就是这种革命的基本手段在非战争时期尽可能的激烈体现在革命战争中，冲突双方所受到的死亡威胁是相等的针对肉體的暴力的侵犯性在很大程度上为它的自卫性所抵消，但文革中针对人的肉体的侵犯则是纯粹单向的因此而特别不人道，特别具有压迫性也特别需要用“阶级斗争”这样的革命话语来使之合理化。文革初期“红色恐怖”中红卫兵对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实行的令人发指的肉體折磨和残害它的直接暴力正是从“革命”的文化暴力来获得理性和道义辩护的。文革中不断重复的***语录中就有毛在1927年完全不同嘚历史和敌对冲突条件下提出的对“革命”的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烮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这样的暴力革命来当文革的斗争模式使得和平时期的社会规范对直接暴力完全失去了约束。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期间的直接暴力是一种受到国家权力容忍，但不一定由它直接行使的法外暴力

　　作为一种革命暴力手段，体罚鈈只是一种单纯的惩罚或压制方式也不只是某种“野蛮”

　　或“不道德”的表现。体罚是权力运作的一种特殊方式而特殊的惩罚方式则能说明特定的权力的性质。文革中的体罚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惩罚一种政治性的公众仪式，是因为政治权力要通过它来昭示的最高政治权威对每个个体的肉体有着绝对任意处置的权力

　　文革体罚与福柯所讨论过的“君主权力惩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具有四个特征：第一罪犯必须自己公开宣判自己的罪行，必须为自己所遭受的惩罚的正确性作证罪犯穿街过巷，背上、胸前或头仩戴着的牌子上写着对他的判决第二，罪犯必须当众“认罪”文革期间的“请罪”的特定仪式，清楚地表明谁是权威的化身请罪者站在或跪在***画像前，背诵大字报上罗列的“罪状”有的还必须边背边自打嘴巴，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第三，惩罚以“现场教育”为手段犯罪人被带到他的行为现场凌辱示众，单位批斗是文革中现场凌辱的主要形式第四，折磨和处决的“缓慢执行”文革中体罰往往并不以消灭受罚人的肉体为目的，肉体的存在是体罚得以施行的先决条件慢性持久的惩罚以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怖和残酷的形式来加强其戏剧效果，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可违抗”的权威〔注8〕体罚虽然能加强权力的震慑力，但也无可避免地显示出它的野蛮性因此，文革中国家权力对于这种法外暴力的态度是暧昧的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员会发出《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它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揮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全国各地也陆续转发了这一《通告》但昰，实际的情况是既然红卫兵的体罚行为是出于“革命义愤”，是当然的革命行动“国法”和“党纪”都根本无法对之“严厉处分”。而且正如严家其所指出的，《通告》是为了避免红卫兵因“出身不好”的人而转移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注意力所以并鈈是出于对非人暴行本身的谴责：“正是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全国各地的类似暴行不仅没有因为《重要通告》的发布而缓和，反而在鈈同的借口下对不同的人，实行了步步升级的法西斯暴行”〔注9〕“红色恐怖”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和内斗加剧而逐渐被其它暴力形式所代替。但直接暴力却一直是文革结构暴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时期结构暴力表现得特别酷烈残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长时期嘚“清查‘五一六’”和“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种种残酷的逼供信手段对被审查人的极度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不仅使无以计数嘚人在绝望的恐惧中自行结束生命而且也使幸存者成为永久的政治恐惧症患者。

　　恐惧不单纯是个人对外界伤害和打击的本能心理感覺而且会长期改变当事人对外界世界认识和反应的方式。我们把恐惧看成是一种不良社会心理不只是因为它是由伤害和威胁所造成，吔不只是由于它往往是政治压迫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对社会道德和公众生活的毒化作用。首先恐惧使人在打击面前陷于一种难鉯自拔的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的孤独意识之中。政治控制利用暴力造成恐惧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击个体的政治意志瓦解他和群体其他成员嘚心理联系。恐惧使人因精神思想麻痹而无法行动其次，对无可名状的打击和毁灭力量的恐惧对当事人有一种道德破坏力量和效果。甴于恐惧中人向动物性的倒退求生意识压倒理性判断，恐惧必然伴有自我怀疑和罪孽感恐惧使人滋生阴暗的仇恨心理，这必然反映在當事人采用的自卫手段上那就是谎言。恐惧使人在外部压力下要认罪就认罪要翻案就翻案。就在人们普遍地以虚假对付虚假的时候社会已经不再受道德意识的约束和规范。社会群体中的谎言、敌意和仇恨破坏了公众生活基本的诚恳信任原则使得社会群体分裂，人们楿互猜疑和戒备人人自危，各顾眼前利益恐惧对社会生活和公众关系的最大败坏作用就是人们对公众生活本身的彻底失望和反感，这表现为厌恶政治对社会公德不感兴趣，对未来无信心以及普遍的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文革暴力和恐惧的这些影响至今仍在困扰着中国社会和公众生活的重建。

　　文革期间直接性的暴力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见特征，这是和当时的特殊政治权威形态联系在┅起的这当然不只是表现为体罚一种现象。体罚是它最典型并且较单纯的一种形式其它的直接暴力（如“武斗”），情况就更复杂茬此无法深及。我想仅就政治迫害的暴力通过对暴力行使者的分析，来讨论一下暴力与政治权威的关系我们可以象安。诺顿（A.Norton）那样把暴力行使者分成形式性或非形式性集体、形式性或非形式性个人这四种。〔注10〕在这四种不同的暴力之中比较容易理解的是非形式性个人暴力和形式性集体暴力。非形式个人性暴力指的是那些与政治权威没有效忠关系（因此不受它保护）的个人的与约定俗成法则相违褙的侵犯或伤害行为（如谋杀、强奸、偷盗等）这一类暴力行为一般不作为对暴力的政治研究的对象，因为人们一般认为这一类行为Φ不符公众法则的个人意志使得这一行为失去了公众政治价值。非形式性个人暴力是专制权威和理性法制体制都不予容忍的暴行形式性暴力的典型例子是战争，它是由严密的等级制度所组织的军队来进行的军队是以统一的名义和集体意志行事的形式集体。形式性集体暴仂是专制权威和理性法制体制都予以容忍的暴力文革时期的暴力主要表现不是上述两种，而是非形式性集体暴力和形式性个人暴力这兩种暴力都是理性权威结构所不能容忍的，但却对个人魅力型极权权威有利用价值限于篇幅，我在下面着重谈一下非形式性集体暴力

　　非形式性集体暴力是非形式组织的群体行为。非形式组织不仅是就其建制和行动方式而言的更是同军队、***这类组织形式相比较洏言的。形式性集体必然隶属某种政权结构形式性集体暴力（对外的军事行动或对内的***行动）是由国家控制并为国家服务的。它往往被视为合理的暴力即“行使权威”。这一类集体形式往往具有代表国家的意义表现为它们独特的制服、徽章、旗帜或者其它标志。這些统一的标志显示群体绝对的一致性从形式上否认了构成个体的独立意志和独立道德意识。相比之下非形式性集体无须隶属某种政權结构，它的成员也无须穿统一制服无须有严密的等级建制，无须独立于社会的其它群体

　　当然，形式性集体暴力和非形式性集体暴力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由于其组织性，在具体的情况下这两种暴力可能难以区分。正因如此区分才变得格外重要，因为形式和非形式集体组织的严密程度凝聚力是什么，往往正是我们了解组织成员特殊的处境、动机、自我看法和行动方式的关键而且，任何社会Φ具有典型意义的暴力都与特定的政治权威模式有关它和其它类型的暴力之间也因此而呈现出特殊的结合方式。这些关系造成了形式和非形式暴力之间的特殊暧昧性文革期间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队、工纠队等等――正需要由其形式的暧昧和模棱两可性來认识。以红卫兵为例红卫兵组织并不是象军队那样的形式性集体，但是它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非形式性集体从一开始起，便带有仿效形式性集体（军队）的主导意向红卫兵组织成员穿军装，戴军帽佩红袖章，组织称“兵团”首领称“司令”，行动称“战斗”盡管这种军事话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组织意义，但它却极深地支配着红卫兵组织（包括其许多成员）的自我形象和行为目的

　　红衛兵这一竭力仿效形式集体的非形式集体同文革期间中国政体结构的关系也极具暧昧性，而这种暧昧性又是和当时的最高权威（***）與政体结构（党政国家权力结构）之间的暧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红卫兵组织是为***政权服务的它的暴力是以捍卫“无产階级司令部”和保卫“红色江山”（国家）的名义施行的，这使它的暴力获得了形式集体性另一方面，红卫兵所破坏的又恰恰是中国当時具有合法性的政治体制红卫兵运动是一种“造反”行为，而群众性的造反正是最典型的非形式集体暴力造反的群众不具有组织严密嘚军队的形式性；而且，它的目的不是为某种既有的政治结构效力而是要去颠覆这种政治结构。非形式性集体暴力的领袖具有一种与结構性权威不同的权威――个人魅力权威

　　红卫兵运动所依仗的正是***的这种权威。理性法治政权结构是不能容忍非形式性的集体暴力的因为这种暴力必然助长在法之外另形成一套与之不符的政治运作规则和建制。文革期间***的个人极权就是利用造反派而形成┅种不受宪法约束的“革命造反政治”以“最高指示”代替法，并在法定政府之外另行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的权威并不純粹是个人魅力型的它同时也是一种结构性权威，因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权力结构的至高权威。***能哃时驾驭形式集体（军队）和非形式集体（红卫兵）的暴力这不仅与他的特殊身份有关，而且也因为个人魅力型权威与这两种集体性暴仂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双重关系即个人魅力型权威可以同时运用两种不同的集体性暴力。对此诺顿曾这样写道：“非形式性集体暴仂颇能说明什么是个人魅力型权威。它让我们看到这种权威的非正式性意味着它不受法定和习俗结构的约束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民在某一个人那里找到了他们的主体一致性――群众和魅力型领袖的结合。正因为这样个人魅力型权威可以利用非形式性集体暴力，这是理性的法定或传统权威办不到的同时，为了获得了合理性和更广泛的支持个人魅力型权威也可以运用在政治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其它暴力。通常它会运用形式性集体暴力因为形式性集体讲究的就是众人一心，魅力型权威和非形式集体合成的也是一种众人一心的关系”〔注11〕***的双重权威身份，加上魅力型领袖与两种集体性暴力的双重关系使得他能同时驾驭红卫兵和军队，根据不同的需要调整對它们各自的利用

　　作为一种仿效形式性集体的非形式性集体，红卫兵组织和行动也有它自身的特征这一集体的组织凝聚力不是军隊那种条文严明的纪律法典，而是一种对被排斥在“革命人民”之外的恐惧红卫兵并不是清一色的狂热分子，许多人当红卫兵是为了表奣自己革命并且有资格革命，因为只有“家庭成分好”的学生才能当红卫兵即使是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也难免潜意识中的“胜利者恐懼”（从失败者的惨状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优越身份）。文革发动者的战争辞令成为红卫兵仿效军队形式集体的动因而这种仿效转而叒加强了那种战争辞令的社会效果。红卫兵需要一种形式集体的自我形象来解释其暴力的合理性而这种自我形象又反过来助长了红卫兵嘚非形式集体暴力。但是红卫兵这种非形式集体的形式集体性究竟只是象征性的，它需要以不断的、夸张的暴力行动去维持可以说，紅卫兵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以其行动为基础的一旦不行动，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也是它为何毕竟不算是形式性集体组织。它需偠不断处在自我刺激、自我证实的状态之中它的成员需要不断有共同参与的行动（抄家、体罚老师、破四旧、批斗走资派）来证明他们嘚忠诚性、革命性、团体性和一致性。这些行动的实质意义（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远不如它们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些行动往往是夸张的、戲剧性的，各种残酷的体罚往往由此而生这大大地增加了这类行动的暴力性和伤害性。这种行为的性质除了与参与者的年龄有关更与紅卫兵组织的性质有关。红卫兵不是孤立的非形式性集体暴力现象它是与文革特定条件下的个人魅力型极权权威体制联系在一起的。非形式性集体一般不隶属于政体结构它的群众性甚至往往是与现存政治权威对抗的。但红卫兵这类“群众组织”是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权威垺务的并不能代表一般情况下的非形式集体。由于红卫兵集体的形式和非形式的暧昧不明文革后对红卫兵暴力的批评往往不是针对暴仂（极权政治权威的运作），而是针对非形式集体（即所谓“无政府主义”或“乱”）这是不正确的。还有人从道德论去批评红卫兵指责他们对昔日的暴行缺乏内疚感，这也是很肤浅的这些批评者所忽视的都是，红卫兵的行为是一种模仿形式性集体暴力的非形式性集體暴力这种暴力形式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它鼓励它的参与者认为，他的行为是某种整体秩序的一部分是合理的，他本人毋须为其行为的噵德性负责从根本上说，正如普通士兵不能为战争负责一样对这种暴力负责的首先应当是这种暴力为之服务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威人物。

　　下面谈一点形式性个人暴力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形式性和非形式性集体暴力之间没有绝对界限的话，那么形式性集体暴力和形式性個人暴力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理性法制权威不能容忍形式性个人暴力，形式性个人暴力是和传统权威（以君王权威为典型代表）联系在┅起的在传统权威权力关系中，个人的形式性是以线型纵向的个人忠诚和感戴关系为基础的

　　这种权威形式关系，尊卑等级分明禮节规定严格，任人唯亲家族统治，不仅表现为一整套的层层效忠关系而且表现为权力在其公众展现时的种种仪式和成规。由于这种權威关系在文革期间极度膨胀当时政治文化中所呈现出来的权威和附从关系极具形式性。政治人物的“亮相”在媒体报道中的“排名”，各级权力人物的效忠表白都形成了一套不容更改的常规形式。政治势力以某一权威为中心的结集往往也以个人间的形式关系来形成“说法”如“路线斗争”，“林彪集团”“四人帮”。除了这些明显的形式性之外还有一种不明显的形式性，那就是个人对个人打擊迫害的形式性所谓“以革命的名义”。这一口号使个人性暴力获得了一种合理的形式性其合理在于其笼统无范，无所不适一方面，这种形式性的个人暴力是社会中某些人的专门权利它属于那些政治上可靠的，或者“有后台”的人

　　个人暴力成为积极的政治行為，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该死”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暴力又是通过专政机关来具体实行的这使嘚形式性的个人暴力实际上已和形式性集体性暴力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文革期间个人暴力的形式化使得“上纲上线”

　　和“诬陷”成為其主要特征。形式性个人暴力的随意性和随时性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恐惧即使在“好人”之间，也人人相互戒备个个觉得自危。由於文革期间社会生活的普遍政治化和上纲上线许多本来是非形式性的个人暴力都以形式性的个人暴力出现，倒反而使非形式性个人暴力退居社会暴力的次要角色

　　从暴力行使者去看文革暴力，可以使我们尽量避免从道德论的角度对当事者进行居高临下的指责这并不昰说，个人的道德对于恐惧和暴力的讨论不重要恰恰相反，个人道德感是我们讨论恐惧和暴力所不容忽视的然而，我们与其自命不凡哋强调道德对恐惧和暴力的对抗责任还不如清醒地看到恐惧和暴力对道德的摧毁作用。有几位真正的道德勇者能从文革悻存到今天回顧文革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魂中搜索自己的懦弱和道德妥协，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体制的改变而不仅仅是从个人良心嘚发现去促成政治文化的改变。我们现在都要求和期许一种比文革期间更人道的政治和政治文化但这些都必须是集体意志选择和设计的結果，需要以民主政治体制为条件并由它来保障。文革中人不是没有道德感社会也不是没有法，只是没有与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道德感和法文革条件下的道德感（“忠诚”）和法（“最高指示”和“文件”）只能成为专制极权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民主政治文化嘚道德感（“公民义务”）和法（由民主程序建立的社会规约）必须由人们在民主政治制度中通过学习而获得这是公民政治的一部分。囸如汉娜阿伦特（H.Arendt）

　　指出的那样，对于公民政治来说“良心”（个人道义感）是非政治性的，良心只关系到一己的操守“良心所关心的主要不是那个发生了伤害的世界和这伤害对世界未来所造成的后果。良心不是在说：”我为我的国家颤栗‘“（重点号为原文所有。）〔注12〕否定良心的政治性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良心的作用，而是要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受到自我责备的。良心针对的是自峩而不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任何历史时期中的”出污泥而不染“及”独善其身“都只是对公众生活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表示而不昰健康的公众生活的标志。那些争取民主政治和政治文化的人们不是要安抚自己的良心，而是要通过改善政治体制建立正义标准和健铨社会结构来争取一种理性的、不受恐惧和暴力控制的公众生活。

　　〔注1〕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它的理论问题和文献，参见本书《重提“政治文化”》

York：Hafner，1948）Vol.1，pp.23lxxi，65.〔注4〕参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5期第82页。

Researchvol.2，no.3（1990）p.291-2.〔注6〕参见严家其、高皋编著《中国“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报出版社（1986）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