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镜 南宋 边长7.6厘米 缘厚0.4厘米

　　铜镜研究中的又一个罕见的范例：

　　——“湖州真石家念二敊照子叔照子”(八岀葵花形)

　　——“湖州真石家·二叔照子”(方形)

　　25年前的1992年，我在日本做大学教授滞留一年，当时对在日本的“糸印”收藏很感兴趣向收藏家新关钦哉多有请益，还翻译过他的论文长达25000言了解了“糸印”的来龙去脉。据考证这个“糸印”是当时湖州丝绸商贸易输出，海运至日本的大批量丝绸货包装运时的凭据湖州丝商们雇专人铸造“糸印”，以铜印形式表明商标与产地、厂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信用与品牌皆在其中。故而忽然在日本冒出一大批中国篆刻史上从未见过的印章研究印学史者无不茫然，其实“糸印”具有印章之形淛但却从未进入篆刻史。作为商标凭证它可以钤盖但却从未被钤盖过，而且每一丝包系挂一铜印运往东瀛，入港验关收方验明无誤，“糸印”功能已毕被随手抛弃遂滞留日本也不会有人再费神把它携回。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批从未入眼、入史的“糸印”在日本的存茬有心人收集日久，便成了目前这样一个说不清来路的印章收藏群让我们煞费苦心而百思不得其解。

　　据当时考证明代在湖州出境的丝绸货包里，不仅有“糸印”也有铜镜作为附赠品随行。铜镜的输出对海外来说是有十分需求但相比之下，丝绸贸易利润更高故而关注点在丝绸贸易这一脉。“湖州真石家念二敊照子叔照子”等等是作为赠品而存在现在则都成了当时的遗存物。又湖州当时方言汢语镜子就叫“照子”。如果说“糸印”还有信用、凭证的功用那么铜镜则纯属奖励(抽奖)，从目前存世极少的“照子”来看或百包絲一面镜，或十包丝一面镜反正肯定不是每包都有，故谓“抽奖”所谓营销之道也。

　　自宋金以来铜镜上刻铸落款之例渐多。研究“糸印”是元明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明代的典型现象那么，同出一批丝绸货包的“湖州真石家念二敊照子叔照子”铜镜专家断代应該也在明代。这是研究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史、印章史学者的一般看法但在铜镜研究专家看来却未必。断代可以上攀南宋南宋初与金国战事不断，而铸镜署款正是在金代文物中得到大量印证：如“南京路镜子局官”、“龚县验记官”、“司事官”、“河东县官”、“镜子局官”、“承安二年镜子局造”、“郭阳县验记官”等等不一最复杂的一个款记曰：“承安二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局造，鉴慥录事马(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共计29字。又有一例除“鉴造录事”为“任”姓，其余完全一致如此，金代铜镜出自官铸多有款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又金代设“镜子局”专门机构，如唐时少府监之类也是明晰的结论。至于署款内容如上举29字款记所示：时间、地點、机构、操作者职衔及领导名衔，应有尽有几如书画题款之常例。文化上相对落后的金代尚且如此两宋中原江南应该是风气更浓才對。其实北宋承传至今的铜镜中已有个别署款记号：如“亚阳平(押)”，“晁家”虽然例子不多，但推断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本来，“糸印”研究的是明代中日海上贸易故“湖州真石家念二敊照子叔照子”等本来也应断代为明;而铜镜专家又依宋金关系认定它应为南宋物，究竟何取?

　　以前写关于南宋临安府钱牌的论文曾读到南宋有“印入牌出，牌入印出”的严令而今“照子”为镜，“糸印”为印鏡与印之间，是否本来也存在某些相互的关联?抑或这是南宋的习惯做法?但南宋并无“糸印”之名目又当作何解?

　　最近偶尔翻到一则相關史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在办一个南宋文化的专题生活展，三吴都会钱塘繁华，据说从御街中部官巷口到羊坝头一带诸行百市，门肆罗列其中1000米距离，竟有金银铺近百家可见惊人的经济吞吐量。其中展出一件罕见金铤藏品重二十五两上有“十分金”“重二┿五两”“相五郎(押)”等镌字，足见这是铸印、铸镜、铸金银的一个传统做法官铸列府衙名，私家列金银铺名作为旁证，或可供参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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