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范勇鹏：中国能向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普遍性
刚才支振峰老师讲的，对我很有启发，其实跟我的题目也有很大的共识，我最近在《观察者网》发了两篇小评论，其实说的跟您一个意思，现在事实和我们的理论已经对不上了。我发的题目是《中国提供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就是跟一神教讨论有关系的，既然你说人家提供不了普遍性，那谁能提供普遍性？中国如果能提供，能提供什么样的普遍性？
我的发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先点题，对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作一个小小的反思。第二部分，简单谈一下我对中国所能阐发出来的普遍性的一些想法。
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反思
说实话，我们是没资格评论“八十年代”的，我是1976年出生，八十年代是我从少年期到青春期这个时候，我经历的第一场公共事件是1999年炸馆，1989年的事件我还是中学生，没经历。所以，对八十年代是一个朦胧的印象，后来是通过读书从纸面上了解，所谓的“纸上得来终觉浅”，是这么一个了解过程。我是搞政治学的，从学科角度讲，回头看就看到很多东西，比当事人可能要清醒，就是八十年代是中国一个新的启蒙时期，大量的西方思想传入或者再传入。我们回头看这个东西，既有成就，也有缺憾。成就就不说了，只说它的缺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学受到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启蒙以来传统的影响非常之深。到今天，导致我们的学界还是很难跳出传统的藩篱，因为这个传统本身有很多局限性，这些年中国、西方都在反思，很多人都提出了一些反思的视角。
比如说，阿伦特在谈极权主义的时候，她就发现了柏拉图传统里面的一个反政治性，就认为从柏拉图以降，把政治都理解为一个统治问题，或者一些人把它理解为政治就是追求私利的一个手段。阿伦特就认为，这种传统对政治哲学的用语、概念的支配，压制了人们对公共生活言说和行动可能性的压制。她还从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身上，发现了柏拉图以降的政治哲学传统切断了古典共和主义的一些很重要的内涵。比如说，他强调孟德斯鸠把政治当***们中间的一种公共空间，强调不同制度下的原则性的动力，比如讲荣誉、勇气、恐惧等在一个政治体制下的原则性的推动作用。
再一个切入点，从柏拉图以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哲学全都是精英主义。但是，美国革命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就是它的社会土壤给后来的欧洲革命，以及给后来的全人类提供了一个平等观念，这个就很难和传统的政治哲学传统嵌入到一块。所以，带来了很多冲突。再比如一神教的说法，西方很多人在谈论，我倒没什么创新性。张艺东教授的新书发布会上，我就找了这么一个切入点谈了谈。其实，基督教加柏拉图传统，封闭了政治哲学的很多可能性，导致了今天我们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沿着一条政治决定论和普世主义的这样一个道路，压制了政治中人的自主性。这只是简单的一个批评吧，这就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一个真正的创造性，比如现在关于普世价值、宪政、自由民主等等这些讨论，很大程度是在一种设定的概念、逻辑和思想传统框架下的一个讨论。打个比方，就像老鹰乐队的一首歌《加州旅馆》，里面有一句歌词叫“we
所以，我最近也在尝试想发现西方政治学传统的另外一个缺陷、另一个视角，就是它有一种孤立系统偏好。就是从希腊古典哲学到今天，它都有一个倾向，倾向于把国家之外的因素，特别是把安全困境给忽略不计，然后只讲究房子里面的。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咱们搞比较政治学的，有点像室内装修工程师，我只管这个房子里面怎么装修；搞国际关系就像一个大楼的设计师，我只管这个楼的预应力结构、空间分配，我不管室内怎么样。导致的结果就像黄宏的小品，我家装修的时候，我一打墙，把别人家的水管打漏了。实际上，这两者是不能隔离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倒不是说对世界的因素、对国家外部的因素没有关注，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本身就是基于很多城邦的比较；再比如马基雅维利非常强调意大利城邦之间互相冲突的这种关系；像美国的Founding Fathers，特别是《联邦党人文集》里面有好几篇特别强调外部力量对联邦内部的影响。当然，它们和我讲的安全困境这个变量还不完全一样，它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因素，比如像柏拉图、马基雅维利，讲得更类似于中国先秦的那种，它是一个文明体制内的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冲突关系，它和现在国际关系理论所讲的国家所处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时间关系，我这方面的反思就不多讲了。
如何超越八十年代—比较视野
怎么样超越八十年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跳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加上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双重弊端。我希望在国家政治的研究里面，将国家外部因素，特别是将地缘政治、安全困境、人口流动作为一些关键性的变量重新被引入。下面，我就基于我的出发点，对中国文化所能提供的普遍性作一个比较研究。但是，我有很大知识的局限性，因为我以前在社科院欧洲所工作了七年，就是研究欧盟，所以对欧洲比较熟，后来在美国所研究美国。所以，我的视角可能只局限于这两个地区。对于中国历史，我只是以前学过几年的先秦史，也不是很通透。有很多朋友提出过建议，比如中东，你是不能抛开这个地方不讲的，实际上中东和欧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中海世界，它在世界文明史里面是一个范畴。当然，我现在没这个能力，亚文兄将来到上外了，可以多找一些阿拉伯语的学生，咱们可以搞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我就试图从欧洲大陆国家、英美海洋国家，加上中国，这三种模式来比较。比较有三个指标：第一、地缘政治，就是咱们传统的比较政治学很少关注地缘政治对国家内部构造的影响，我就想把这个因素突出出来。第二、人口流动。刚才亚文兄也讲了，是文明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我从这三个指标来比较这三个文明体。
首先看欧洲，欧洲有一个特点，它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存在普遍的政治秩序，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基本上提供了。直到今天的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知识精英脑子里，是带有一个非常深的罗马情结的。为什么？曾经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普遍秩序的光荣，今天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所以，欧洲国家、大陆国家在历史上一个非常可怕的经历，我把它定义为“同侪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非常严酷。这种生存竞争，沉淀在欧洲政治哲学的深层，形成了欧洲人一个梦魇。霍布斯作为欧洲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起点性的人物，他提出的“自然状态”这个假设，我们现在认为他是一个纯粹观念的拟制，事实上人类文明计划是不存在这么一个自然状态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欧洲国家就是面临这样的困境，长达一千多年。所以，霍布斯这个经验就是建立于欧洲长期处于同侪国家的无政府状态，生存竞争的这样一个困境之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国际关系是无政府状态。其实，这是欧洲政治经验的一个优良。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的国家必须要时刻警惕，要不然就会面临暴死的危险。
所以，直到1648年经历了30年战争，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签了一个条约，第一次明确保证了国家生存权力的这样一个原则，再加上布丹的主权学说。实际上，当时只是提出一个理念，没有得到落实，因为直到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拿破仑还是可以轻松地灭掉一个公国，虽然欧洲全部都抗议，但是没办法，就灭掉你了。后来，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在神圣同盟之下，才第一次把国家生存作为一种基本权力付诸实施。所以，这种地缘政治安全环境是欧洲大陆国家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决定了欧洲的民族文化、政治制度、战略传统等一些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在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来看，它很难理解，英国人就很瞧不起欧洲，说你们就是瓶中之蝎，就是一个瓶子里装了一堆蝎子互相掐，而英国是哪个蝎子快爬出来了，我就给你弹进去继续掐。所以，对英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光荣传统，对欧洲人来讲这是个梦魇，我天天要跟别人咬。我认为，这一点决定了欧洲政治哲学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安全，这一点我等会儿会把美国和中国作一个比较。
从人口流动来看，欧洲人口有个特点，它的人口不像美国，是为了自由也好、为了利益也好、为了一个好的目标去移民，也不像中国文明有一个自然的地理空间，在这儿生长出来的各个文化没办法，我不喜欢你也好、喜欢你也好，我只能和你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欧洲不一样，欧洲是有气候变化、草原文明的冲突，加上罗马政体的崩溃，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以，一方面不同于美国，它不完全是自主的，它不能完全选择，没有自由；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中国，它比中国的自由要多，我可以选择别的移民路径，我可以离开。所以，欧洲的移民就是这样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没有美国那种明显的趋利的、冒险的性质，但也不像中华文明所形成的一个自足的依从关系。所以，导致欧洲文明始终面临一个问题，怎么样让我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建立一种纽带，就是怎么样突破我们的非共同体性。其实，从希腊城邦解体之后，欧洲就陷入一种非共同体的状态，最后的选项就是通过基督教。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传入罗马之后，欧洲人很快地抓住这个东西，因为罗马帝国眼看要衰弱了，我们没有认同，所以很快要抓住这个东西。
所以，一战后到二战期间这个发展阶段，突出地反映出欧洲这个文明的认同性和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会必然走向二战？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东欧诸帝国的解体，释放出了大量的、没有认同、没有皈依感的无根的人，几百万、上千万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想象，我们即使亡天下了，即使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但是人已经被打散了，这个体制没有了，我们人内心是有一个价值的。包括我们看《三国演义》一团乱仗，但是每个人心中都觉得我们要回到一个状态。而欧洲人没有，欧洲大量无根的人在重新选择身份认同的时候，就产生了极权主义，包括像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包括重新寻求帝国梦，包括寻求民族自觉，最后导致二战，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回到欧洲历史上，149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我特别强调这个年份，1492年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西班牙收复格林纳达，在1492年之前的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波斯力量介入到西班牙，建立了摩尔王国。1492年，西班牙终于把摩尔人给推到地中海南岸了，我欧洲这个地理范围之内终于没有穆斯林了。第二件大事，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两件大事对欧洲现代文明无比重要，为什么？它给欧洲文明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建立文化身份的工具，两个“他者”，一个是摩尔人、一个是美洲印第安人。它发现这两个“他者”之后，建立了这种自信，原来摩尔人我是可以打败的、穆斯林是可以打败的。到了美洲一看，原来欧洲文明是文明的。所以，他它立了这种用欧洲文化共同体身份。时间有限，这段就略过去了。
第三就是资本，欧洲文化共同体的特性决定了它和资本本质上是矛盾的。所以，阿伦特《帝国主义》那本书的开头就引用了一个人，就是美国罗德奖学金的创始人cecil rhodes，他就是在英帝国、在非洲殖民的一个重要官员，他的理念就是说：“帝国就是扩张、扩张、无限地扩张。”晚上遥望星空的时候，他不像康德想到的是心中的道德法则，他想到的是那颗星星我为什么不能去殖民？所以，资本的发展导致了欧洲的民族国家必将破产。为什么？资本是一种无限扩张的动力，但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必须要有限的、必须要划边界的。在欧洲文明中认同很重要，我必须要划一条线，这条线之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认同。所以，这两个悖论导致了欧洲在现代资本和国家的关系里面，注定了欧洲民族国家一定会失败。欧洲二战后搞一体化，其实是想突破这个困境。我原来搞欧盟，为什么后来我改行了？我认为欧洲错过了一个窗口期，2008年制宪危机，对欧洲是一个致命的伤害。美国1787年的时候还没有民主，所以大家几十个人坐在费城独立厅里开一个制宪会议写个宪法，逼着大家一通过，就立宪了。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已经骗不了人民了，当时欧洲在谈一个问题叫“民主赤字”，决定了它这个立宪时刻迈不过去。但是，我当时看到法国、荷兰公投把《宪法条约》否定了之后，我就知道欧洲完蛋了。所以，我为了自己的饭碗就朝田雷兄靠拢了。
美国有一个特点，其实英国怎么放，放在欧洲那边还是放在美国那边，我现在还没有想通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这种海洋国家的起源是源自威尼斯。威尼斯有一个特点，它有一条运河版的，和陆地隔离开。所以，欧洲人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或者农业文明，农业贵族对政治的影响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先是威尼斯，后是荷兰，再是英国，实现了可以外向型的文明，我可以逃避开这种安全困境了。很多人传统的历史叙事对英国革命的解释，通常是内缘说，就是认为是内部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在试图证明一个很重要的视角，英国革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动产阶层和商人阶层的诉求，在英国的王权体制下已经得不到满足了，它要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建构，从哪儿找呢？找不到。但是，从威尼斯产生在荷兰成熟的这样一股份公司模式，是英国人梦寐以求的。英国人为什么要发动光荣革命，把威廉和玛丽从荷兰请过来到英国做国王？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英国的商人阶层和金融阶层认为，我需要一个荷兰的CEO过来，帮我重新建构公司治理。所以，英国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诞生了类似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国家，但是它不纯粹，因为英吉利海峡只有几十英里，太短了，不能完全自由。美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两边大洋拱卫，南北方所谓的邻国只不过是给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土地，美国就得到了一个机会，我建立一个公司国家。那么，这点是和人口流动、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是相关的，我就不多讲了。归根结底一句话，美国这个政治体基本上就是按照一个贸易公司的模式来建立的。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有一段专门讲美国的政治弹劾制度，和欧洲的弹劾制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托克维尔没能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国就是一个CEO，行政权就是一个CEO，他只需要负有限责任，叫有限责任公司。欧洲的政府不是一个CEO，是一个全权政府，是和人民主权绑定在一起的。所以，这两种弹劾很显然，美国的政治弹劾是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只涉及公职，就相当于一个CEO，你做得不好把你解职就完事了，其他的问题交给普遍法来解决。像美国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我忘了这个词，但是在欧盟宪法体制里叫“辅助性原则”，就是联邦权只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能进入洲权。另外就是洲际贸易条款，这个田雷兄肯定是内行，我是外行。还有平等保护条款，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在公司里面具有高度的雷同性。包括刚才振峰兄讲的三权分立的问题，从我这个视角也是可以得出一些解释的。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
我的一个小小结论就是，英美这种海洋自由国家，它的政治哲学的着眼点在哪儿呢？不在安全，而在权力，重点是要保证股东在里面能够获得保障的权利。
第三就是中国式的文明国家。我简单地讲，第一、它不同于欧洲的安全困境，也不同于美国的那种自由、安全的环境，中国是很多民族混在一块儿，秦以后没有安全困境了，通过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逐渐把蛮夷变成诸夏，形成了一个主体民族、主体文化和多数情况下存在的一个普遍秩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如果排除掉气候或者降雨这种自然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最大的威胁是政治失序，以及在政治失序前提下发生的草原民族的大举入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柳如是别传》里面讲的南明王朝那些儒生，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亡天下的困境。所以，对中国人来讲，普遍的政治失序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我简短的结论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着眼点是秩序。那么，中国的移民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中国的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有一个特点不同于英美和欧洲大陆传统，中国在很早就建立了平等社会。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讲，法国路易十四所达到的目标，或者日本明治维新达到的目标，秦始皇就已经做到了。而且，中国是唯一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古典文明里面没有贵族传统的，实际上秦基本上就破了，到汉魏晋之后，贵族传统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么，欧洲是直到近代才突破这个贵族传统的。
最后作一个简短的结论，因为我写了一周，写了一万多字，如果全讲太长了。三种文明体，首先从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来讲，欧洲大陆国家是安全，英美海洋国家是权力，中国是秩序。第二、从人口来讲，欧洲大陆国家强调的是一种认同，最后归结于一神教；英美归结于利益。我认为美国将来会出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利益导向的利益共同体，迟早有一天面临着要转向一个认同共同体，或者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很难。所以，我把欧洲界定为叫文化/身份共同体，美国是利益共同体，中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习***在东南亚讲命运共同体，美国人不理解，这是鸡同鸭讲，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从人口角度来讲，中国核心的问题是命运。从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来讲，我把欧洲大陆国家界定为一种失败，基本上它已经失败了，而且欧洲国家很难再劫后重生了，它如果要走出这一步，可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凤凰涅盘。有可能，重新回归霍布斯传统、回归秩序传统。等会儿我要讲这个问题。第二就是，英美资本和国家的关系达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自由，资本俘获国家。美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资本完全俘获政府的国家。中国是建立一种平等的传统，就是历史上政府是从来不允许商人跳到政治之上的，不管从衣冠服饰、礼节、政治权力，一直到蒋介石、***，他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文化能够给今天的世界提供一个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在哪儿呢？今天的世界面临最大的挑战：第一、普遍的政治失序、政治秩序的丧失。第二、资本的肆虐。从这两个角度讲，中国所提供的：第一，平等的传统、对资本有效约束的历史传统，是有用的。第二，中国文化对制度建构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一个很小的核心文明，不断地通过一种体制把其他的文明给容纳进来，不像一神教是那种排斥性的，要求你必须要接受我的这个理念。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文明所能提供的普遍性。
由于时间有限，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