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扬州炒饭相反 中国大饥荒信阳事件以惨烈之巨载入吉尼斯纪录

中国江苏扬州市近日用4吨多重的最大炒饭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随后因浪费食物被宣布挑战无效，同时，另一段中国人因粮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则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即1959至1961年间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其死亡人数约4000万，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而这场大饥荒的缩影即是“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间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灾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10月26号在微博转载了事件的亲历者、受害者和见证者——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文章，原题为《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据此文作者鲁嘉宾回忆，1980年他在《河南日报》任笔者站长时写过一篇相关文章交给总编辑何风德，后者认为这可能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登内参后无人反应。如今“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作者写道：“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由此他提笔撰文，希望“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也有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

作者在文中以个人的亲历资讯，概述了“信阳事件”的全过程。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强迫命令之风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完不成者批斗、免餐。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此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风起，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民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民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民众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当时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了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的惨烈程度。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曾多次流泪。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姓处长来信阳淮滨县，张向其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由于4个月没工作，只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两天后回京后陈情内务部，又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转而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派两名处长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
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调查，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曾多次落泪。在此前后，“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中央组织的新地委和从地直骨干组成了近3800人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将原信阳地区各级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集中起来，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和“集训班”，人们称为“集中营”。“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全区一度出现“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
当时查明的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有三方面：
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非法拘禁殴打，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
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胡折腾”。
三是人品问题。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
耗时几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同类问题，促使毛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这一系列运动中滥用“阶级斗争”“法宝”迫使农民顺从，如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全区批斗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800万人，“豫南粮仓”的100多万老百姓死于非命。
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据1961年信阳地委上报的情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
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由此使[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民心大失。
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自然灾害没有根据。特别是信阳地区，当时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
张树藩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更催人泪下。贡献一楼

信阳事件以惨烈之巨载入吉尼斯纪录到底是载入了没有？看不明白。

生命的磨难四川荥经县刘大锦“吃饭食堂化，按月发工资，楼上楼下电灯***。自行车跑得快，一人一架好自在。”当人们整点步伐跑进共产主义社会天堂，还未迈开大步，却嘎然而止停止了脚步，一下跌入了饥饿的深渊。从那些日子筛选过来的人，基本都练就了饥饿的功夫。倾诉那段岁月，警醒我们后人，怎样才不使那段日子重演。竹子坝背靠大坪山，面临荥河，鱼通山、小坪山两条巨龙盘缠，风顶沟两溪之水，润泽着这一冲积平坝，土地肥沃，水草丰茂，这就是我的家乡。1959年冬，寒风无情地袭来了，人们别无选择，惟独承受饥饿。壮劳力每天食粮半斤，半劳力二两或三两，小人五钱的每天口粮，像清油里的油枯了，灯花跳了，光全熄了。人们根本无法作出准备，茫然不知所措。求生的本能，人们首先盯上了枇杷树皮、蜂桶花根、白脸蒿子、料子草、水芹菜、糯米菜等。我参加到那一场生与死的搏斗中。精壮的父亲在公社农具厂甩二火锤，每顿能吃到半斤米饭。我有时饿得不行了，就找到农具厂去，父亲给我一砣饭，还叫我钻到风箱底下吃完才出来，怕当事的看到。有一天去，父亲实在不能再给了，因为我们毕竟有五姊妹啊。他给我一个米筛，叫我去田坝里扯草。扯了一些草在米筛里就无法站起来了。父亲来时，才把我提起来。回家去煮着没有盐味的草草嚼来吃。院子里那些“杀牛匠”们，被绳索吊起来，颈项下还要吊个磨盘,被打的撕心裂肺,使我幼时的心灵里充满了恐怖。哪敢奢想去做“大生意”？只能在壁足下、碗柜角找些骨头烧焦啃来吃，实在没有就把二火炭当干胡豆嚼来吃。一天，我和背着***的母亲，去不知被人挖了不知多少遍的洋姜地里挖洋姜。只听我妈在小声念祷：“天啊，天啊！来一瓣吧，救救我家月华吧。”果然来了一瓣，在我眼里特别亮，特别大，我一下扑上去像见了救星一样捧起来。回家后母亲烧“杷”喂***，我就只有两眼巴巴望着。我们在豆廊下拣豆子，在草丛里寻，到石缝里找，拣到后地上抓把干草点燃后把豆子烧熟吃。一天我在路边饿得脑袋耷起，一位善良的妇女给生产队背一背红苕去栽，经过我面前，也许是人性的驱使，背篼一歪，散落几块红苕在我面前。这位好心的菩萨啊，我只知道她是个女的，而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活着。也没有记起她是谁，虽然我现在找不到她，但我将记住这一壮举。也许那几块救命的红苕，才使我的生命没有停止在那一时刻上。我大姐为去“偷”刚种下去的洋芋片被人逮着，耳朵都被人扯裂开。大哥十六岁了，一天夜里饿得实在不行了。半夜起来，剥回来的批芭树皮，求生的本能，使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双手抱着磨子，把枇杷树皮磨细后熬好，准备美餐时，连吃进口的力气也没有了，默默的不给我们告别一声就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悲痛，也许是麻木了吧。当时的我，也许认为人生就是这样了吧，而不敢想象今天还有这样的好日子。而今看着白面馒头抛掉，剩半碗白米饭倒掉，心里痛骂这些人：不知好歹，糟蹋粮食，天打雷劈。全县人民挨饿的“万斤田”奏响的地方——烈士公社，人民尤其悲惨。“十” 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我不幸今生见到此情此境景。农民啊，你们是种粮的却没有粮吃。肥沃的土地，你献给这群人的是什么？难道仅是树皮和草根吗？还是藏在怀里的白鳝泥？党和政府没有忘记饥饿的人们，李大章省长三次来荥，最后一次不到县上直接到街道乡村。1960年1月寒冬即将过去时，县委书记姚青被逮捕了，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听到这个罪恶的名字，也记下这个罪恶的名字。政府在全公社各大队办起了医院，把因饥饿患水肿病的人集中起来救治，并给患病者分发“红发丸”。把失去父母的孤儿集中起来喂养，南充干部全部接管了荥经，派来了干部和生产工作团。县上开大会也搬到县粮仓去了，以示粮仓已空，政府竭尽全力地救助饥饿的人们。但饥饿仍在继续，人还在不断死亡。全公社人死过半，有数字统计，顺河大队三百多人，死亡160多人，数字报到公社时通不过。公社领导说，你报这么多死人咋个行？你把死亡人数中，列一部分是去年死的，列一部分明年要死的。经过这一技手术处理才得以报上去。他们原来的“浮夸乱报”进化成了“压低瞒报”。公共食堂又开锅了，我六岁，大妹四岁，每顿去食堂打米汤似的面糊茶，各抱一个盅盅，狠心的人一盅盅舀起来，各倒一半一点欺头吃不到，我们就到善一点人的窗口去打，并且不排到一起，可以单独打，这样可以得到盅盅过半一点，真是为了活命绞尽脑汁。一次父母挺严肃地教导我们：人家隔壁一户两弟妹，爹妈都死了十几天，每天都抢着盅盅去把父母的那份打回来吃，人们发现时，父母的眼睛都被老鼠掏来吃掉了。不理解当时，父母为什么不教我们理想前途志向，而教我们耍小动作。死人不及掩埋，就甩在挨着河边的那坪地里。住在高龙门医院里的患病者，夜晚摸出来割些死人肉，叫同伴们共同来吃“马肉”。白鳝泥第一次吃能解饥饿，它一定是英雄，而后来吃它就不算什么了。一天工作干部牛元蒿来到我家，看到一烘锅泥巴馍馍惊吼：“不吃了，不吃了，上面有供应大米了。”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声音，犹如寒夜里送来春风。神农氏教会人类种植谷物，就没有交给人类抵御饥饿的妙招。上帝偷懒去了，没有来拯救苍生，而是党和政府调来了西昌的大米。那红色的西昌的大米，阻止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到阎王老爷那里去报到的步伐。1961年正月十六，集体食堂撤消，政府发给了粮食的本子，一人供应半斤大米。政府不知哪里弄来的米糠，城里可以买到，荥河仓库也可买到。一天我父亲到四十里外的城里去买米糠，又背着返回，在即将到家爬溜桐坝坡坡时，天快黑断了，饿的实在不行了，准备歇一会，坐下就爬不起来。心想只有一里多路了，米糠就要交到家人的手里了，迷糊中，可能就要停在这里了。歇了好一会儿，硬是拼命站起来，把米糠背回家。母亲连忙像整理战利品一样，先用米筛筛出河沙大小的碎米子，把米糠在锅里炒，炒后用手磨推，然后做“糠馍馍”吃。吃米糠馍馍时不能嚼，在口里团成团咽下去。但“挲糠”就难了，小人“挲糠”时惊呼呐喊。大人就去掏，掏出来的粪便上看得见斑斑血迹。当时每人手上有两件物品，一件是汤瓢，一件是“挖耳子”。两件分工细密，小汤瓢负责进，“挖耳子”负责出。一位略懂文墨的老翁吉恩苦于“挲糠”时，嘴上惊吼“***啊，你把政策改一改啊。”我的父母是会过日子的人，以他们吃苦耐劳和睿智，在那艰难的岁月中只丢下了大哥一人。母亲每天收工后，总要带回一围腰帕猪草，先把饭煮好，才把猪草丢进锅里，吃时把锅底的饭舀给我们，大人把猪草吃饱后再吃一点饭盖面子，以免心酸。没有油，把不知哪里弄来的一点油炒在盐巴里，放了盐巴也就放了油。父亲则收工后，到山上田里把打后的谷草抱来抖，趁着天黑总能带会半升一碗。有时带回一些糯米菜根、沙参根、泡参根、挖些山药，扯些豆草籽。总之，我觉得他精明极了。那一年冰雪解冻时，总是偷着种一些瓜果蔬菜，也没有人干涉了。我父亲就充分利用我家宽宽的瓦背这一有利资源，让南瓜藤爬上瓦背。南瓜叶、南瓜颠和香甜的南瓜已是美味上品。还用家里的衣物去三合乡调换蕨基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59年入学，在那困苦的岁月中，父母也没有叫我停学，虽然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深知读书的重要。这就是我最佩服的见识。当时，我们几弟妹常常说：如果哪天能吃上一顿不带糠的馍馍死都值得，至今想起来这种追求太低了。一天父亲对我说，今天带你去饱吃一顿。我兴奋地猜该不是玉米馍馍、白米饭吧，他架起犁头，在红苕地里耖。我就跟着在后面顺着犁沟捡。一会下来，我肚前的围腰帕里胀鼓鼓的。父亲捡些青竹竿柴，烧起火，把红苕倒进火里，这一顿真的吃饱了。如今能吃馆饭，或跟同事一起野炊，都没有那一顿香，没有那一顿记忆深。1961年春种时，成活下来的精壮劳力已经不多了，残存下来的都是些有气无力的饿汉。大量的耕地良田丢荒了，连坝中一些良田也种不下去。六月间，有的秧田快要出谷子了，有些田里都还没有把秧子栽下去。政府管不到那么多了，叫大家把秧苗自己扯去自己栽。1961年秋种时，一些大胆的人户把荒着的田地挖起来自己种上红豆、荞子等。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私开乱占”。红豆结荚时，人们拿着蓑衣整夜整夜地睡在地旁，以防人来偷。老天是有眼的，它有责任有义务庇护每一个苍生。红豆吊得像小铃子似得，荞子从根传到颠颠上。艰难的岁月就这样走过来了。62年春，春风吹拂着大地，柳枝张叶，桃花开放。人们在积蓄力量，在谋划去大胆地“私开乱占”了。我父亲带我去，点火烧荒时，噼噼叭叭烈焰冲天，父亲用嘴嘘着哨音，要叫这大火烧得更旺。让烈焰烧走饥饿，烧来希望，烧走多年的悲愤。母亲带我去挖丢荒的烂泥田。吃一顿白米饭的精神支撑着我，光着屁股跟着母亲挖，光着屁股给母亲背秧子，跳上跳下活泼开朗的童年开始了。当时，我只知道人的劳作仅为填饱肚子，根本不知人生还如此丰富多彩。玉米挂包了，父亲把刚起“带麻索子路路”的玉米包掰回，用刀削下玉米籽，把玉米秆撕开连同秆心在手磨子上磨，孔“水巴子馍馍”吃。家里请了些帮手，把谷子打回来了。我放学回家一数，足足有九麻布口袋。打回来的谷子用大锅炒，用手磨推，簸去谷糠，煮出的饭有一半是谷子，这真是一顿纯米饭。秋后，家里养起兔子，第二年喂起猪。政府也给每个人分了一分自留地、自留田。当时多希望生活能这样一天天好下去。

都在安安静静地坐等饿死，你不觉得奇怪吗？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大饥荒，现在农民却坐等饿死，令人费解。

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3月26日，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1953年10月16日，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4年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0多万个。部分农民抵触情绪严重。1955年3月，邓子恢到到浙江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1955年7月31日，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讥讽怕农业社发展快了是“小脚女人”。他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农业社，他强调，“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冒进的问题。”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1956年2月6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1957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1957年6月14日，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为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反右斗争 1957年反右派斗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确立了“[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的绝对领导地位。从此也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1958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周恩来在后来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三次检查。 1958年3月－9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2月到9月，全县发生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1958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三、“大跃进”运动开始 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99．1%。1958年6-10月间浮夸风盛行，粮食亩产“万斤”，最高的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年12月6日，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罗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和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4月29日，毛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但仅过二个月，还没来得及贯彻，毛在《庐山会议》上自己又往左转了。这“党内通信”没起一点作用。 四、“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被打成“反党集团”。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事件的发生认为是“农村基层政权没有掌握在GCD手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完全追究基层责任。信阳事件，地委书记路宪法文被判刑，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1960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1960年3月25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1960年5月7日，中央批转商业部党组的《报告》，决定全国布票从每人24尺减到22尺；22日，中央又发通知，布票再减到21尺。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共405人，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抢劫粮食26.5万余公斤；宰杀毛猪138头；抢走各分销店物资折款28000多元。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物资。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7月6日，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 1960年8月1日，中央书记处批转国务院秘书长《报告》，规定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每人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秘书长等行政七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肉4斤，鸡蛋3斤，白糖两斤，烟两条；其他行政十一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两斤，白糖1斤，鸡蛋两斤，烟两条。以上规定8月即开始执行。 1960年8月18日，中央批转了商业部报告，全国人民的布票从20.83尺降为18尺；主要针织品也必须凭布票供应，这使人均布票又实际减少了2尺，变成16尺。 1960年11月1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年11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135．5万吨。 1961年1月7日，中央批转轻工部《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称自从1960年第二季度起，锅、盆、碗、筷、缝衣针、鞋钉、奶嘴儿、卫生纸、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甚至脱销。要求加强这些产品的生产。 1961年元月28日，安徽省无为县昆山公社破获了一起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事件，逮捕了首犯黄立众和骨干分子吴舜臣、方荣舟、焦兆祥、焦水云、汪正权、汪必贵和潘荣明等八名罪犯。缴获了「劳动党党章」、「宣言」、「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罪证。据说，无为县公检法军事小组为了预防「劳动党」组织激起事端，经过精心策划酝酿，准备了两个连的部队逮捕了他。1961年4月19日晚，经***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明确了中央负有责任。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居二线。刘少奇、***采取“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宽松政策，扭转了困难局面。饿死人的现象基本结束，中国进入了经济恢复时期，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最好时期一些餐馆吃钣只要多交钱可以不收粮票，直到“文革”爆发。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六、“四清运动”和“文革”   1963年－1965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毛提出了“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又提出了要批“三自一包”的问题。提出了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实际毛ZD矛头所指，已经十分清楚了。1966年－1976年，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他认为的“走资派”下手。刘少奇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整死，***是第二号走资派被搞去江西一个小厂当工人。自“大跃进”以来，党内两派分歧逐渐加剧，最终党内矛盾引爆，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毛时代的中国搞得很穷，老百姓生活很苦，特别“大跃进”就饿死了几千万人。但矛盾反映是多方面的，有老百姓的反抗、逃跑、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毛时代老百姓手无寸铁，造反很快就被镇压了，是不可能成功的；62年有数万居民逃往苏联，有10万人逃香港；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党内进步力量也屡遭迫害。“大跃进”前，周恩来提出“也要防止左的倾向”，就被毛弄来作了三次检讨；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刘少奇、***又遭迫害，还有大量的干部、知识份子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手术权威”，但毛终于被“一举粉碎四人帮”了。毛与黄炎培45年在窑洞的精彩对话，说他找到了跳出“政权兴衰更替”周期率的方法，就是“民主”。可惜他只是为了夺取政权时说说而并不实行，所以他仍然没能逃出那“周期率”。

小打小闹的造反，在盛世也有。蒋介石为何不乘机反攻大陆，那可是饥民们摇旗呐喊，以迎王师啊。

史海钩沉1976年之前的的农民生活上篇谈了那个时代的农业生产，现在说说1976年之前的的农民生活。其实，说“生活”，不准确。应该说“生存”。因为“生活”和“生存”，涵义不同，相去甚远。“生存”，只消像牛马畜生那样，吃饱渴足，不受严寒酷暑，就满足了，别无他求。而“生活”，物质上，必须“免于匮乏”， 不至挨饿受冻，进而“丰衣足食”；精神上还得丰富多彩，愉悦舒畅。当时我们这些傻脓包，人心惶惶，担惊受怕。物质，则严重“匮乏”。缺吃少穿，朝不保夕，度日如年。说得难听点，不过是“会说话的畜生”，能说我们是在“生活”，而不是在“生存”吗？为了说得中听点，还是用“生活”算了。当初，我们攻击资本主义，说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句话，正好用在自己头上，不打自招地承认，我们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才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生于1947年。全程经历了那个时代。那个年代过来的，大有其人，远未死绝。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否是“造谣”，问问过来人，就一清二楚了。再过几十年，这批人死绝了，可事实依旧。绝不会因亲历者死绝，那事实也就“死”了。总会有人用白纸黑字，载入历史——眼下，我就正在记录历史之点点滴滴哩！请那些守旧者、毛迷们别多心，别愤怒，更别谩骂！愤怒也好，谩骂也罢，否认得了那铁的事实吗？须知，“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那时“做都做得”，难道我现在“说都说不得”吗？怕揭伤疤，怕捅痛处，那么，当年为什么要胡作非为、坚持到底、死不认错、拒不转向呢？正所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小时经历，我不甚了然；稍大过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酸楚至极，痛苦不堪。真是不堪回首，不忍回味！那时生产非常糟糕。公有制，集体化，彻底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生产，不，不只是影响，简直是破坏。根本就没产出多少。且产品全由队上集中管理，统一分配，漏洞百出。所以，家家一贫如洗，人人饥肠辘辘！那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日子，长达数十年之久！粮食分配根据基本口粮、工分分粮、投肥分粮，按7：2：1的比例分配。平时预支，作好记载。留下总粮的三成，年终决算，再行找补。基本口粮***全粮，儿童半人口粮，单身汉1.5人口粮。当年的下乡知青就是吃1.5人口粮。知青朋友，你们还记得吗？工分粮以户为单位，根据全年的总工分，再摊粮食。投肥粮什么叫投肥呢？就是将自家的肥交队上，主要是猪屎尿。毛猪，社员自养，但猪屎尿归队上。每月定时由队长、副队长，协同会计，去各家猪圈，估计猪的重量，决定投肥的多少，记入帐本。平时社员不敢去舀粪；舀，就是偷，要加倍扣投肥。自留地施肥，用大小便。粪池可得另挖，不能和集体粪凼搅在一起。另外，也可以投大小便给集体，或者叫小孩捡狗屎来投。聪明的人就弄虚作假，在小便里搀水；有的儿童也学会那套，在狗屎里混黄泥巴……大粪虽然可以投，但是，自留地都不够用，谁会投呢？按比例算出总粮以后，再分细到具体品种，我们小队一般年辰分粮情况是：稻谷一百来斤，玉米四五十斤，小麦三四十斤，红苕五六百斤。菀豆胡豆除了吃点嫩的，基本上无干豆可分，作豆办都没有。大豆、绿豆从来没分过。但要种，因为国家要征购。红苕是五折一，即五斤算一斤原粮。稻谷一斤算一斤，即糠壳也算作了口粮。年人均三百来斤原粮，每天一斤不到。菜子，除了征购，剩下的，队上统一榨油，有些年份能分三五两，更多的年份，则一滴也没有。甚至交征购都不够，何来油分！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每人每天有一斤左右的粮食，还不够吗？为什么那时总喊肚子饿呢？第一，红苕要烂。第二，米带糠壳。第三，劳动强度大。第四，营养极差。焉会不饿？何况，灾荒年辰呢？记得71年，秧苗插下后，迟迟不下雨，天天大太阳，裂缝宽达两三寸。端阳才落雨，误了秧苗生长期。抽出的穗，全是白色的空壳，一粒实穗也没有，自然颗粒无收。包谷东一窝西一窝，玉棒既小且短，尽是癞子，几颗米米，吃嫩的都不够。幸亏那年红苕特好，救了命。否则，真不知道，那年如何拖出来哟！上面列出的分粮，就是我们全年的口粮。所以，一年到头，只吃羹羹和红苕汤，从来没有吃过干饭。吃干饭比“打牙祭”还难，比现在吃肉难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倍！且算做生请客，嫁女娶妻，需筹划半年。煮顿干饭，也要兼红苕。没有红苕的季节，就兼玉米粉等。白干饭请客，太奢侈了，操不起！“红苕半年粮”，千真万确。那的确是我们的宝贝疙瘩。红苕难保管，易烂。而当年是这样分红苕的：挖好后，由队长、副队长、会计用大称每五十斤分成一堆，让社员抽号按顺序分到户，再挑回家。这样重手重脚，翻来覆去，倒上倒下，粗皮早就磨光，薯肉也大量整残。放入地窖，更容易烂。有个叫徐华仙的，三十多岁，夫妻二人，拖娃带崽。过年之后，打开地窖一看，红苕折了大半。她知道是烂了，不是挨了偷。因为她撒了石灰，作了记号。面对一坑烂红苕，她竟哇的一声，嚎啕大哭：“我的天哪，红苕烂了，啷个开交哦，要饿死人了！”因为缺粮，正如润土所言“总吃不够”，常常闹得一家不和，夫妻反目。我队有夫妻俩，男的叫郑远方，女的，人称郑四婆。老了，不能干活，只吃基本口粮，远不够。早已儿孙满堂，可就是要分家！原因，你说我多吃了，我说你也吃得不少。闹到队长处，队长叫我给他们分户。可大队又不同意。于是，老两口就自行把粮食分开，各煮各的，“分而食之”，免得裹搅，免得说嫌话——你看，他们的生活，就像娃儿办酒酒儿，多天真，多浪漫，多有趣，多“幸福”，真是“充满了阳光”！分家还另有好处。一则，分粮时可各称各，用围腰兜回家。免得彼此相对无言，怒目而视，或拌嘴怄气。二则，供应盐巴、煤油、火柴、肥皂……常按户头，他们就可以分两份。当年的工业品，也跟农产品差不多，十分紧俏。盐巴每人每月二两，煤油每户每月半斤，火柴每户每月一小盒，肥皂难得供应。我家的肥皂，是叫二哥在山西，用工业票买好寄回来——别人还羡慕不已哩！生产上用的化肥，更是紧缺得要命。工业品何以如此匮乏？原来，“工人老大哥”都去“抓革命”，忘了“促生产”！他们不生产，有我们“傻脓包”养活；我们不生产呢，就只好，“喝西北风”，“上饿龙岗” 了——本来就在饿龙岗上！社员分的粮食、附产物、蔬菜，统称实物。全部要作价。年终再扣除。当时物价极低。大米0.113元，肉0.7元，这是牌价。定量供应城镇居民，农民买不到。所以“城乡隔万里，工农两重天”。 社员分的稻谷、小麦、玉米……也按牌价，算到户头。甘蔗也由国家定价。黑市大米往往高于肉价，甚至超过一元。小菜两三分、四五分，落八脚五厘。又肥又大的番茄，5——7分，难得超过一角。其他物资的价格，也就可想而知了。粮食、副产物的折价，卖甘蔗、毛猪、蚕茧、小菜……的收入，加起来，就是整个小队的总收入。总收入扣除生产支出，交农业税，提公积金、公益金……剩下的，用总工分去除，就得到日均产值，即劳动价值了。劳动价值低得可怜。我们小队常年是两三角，一角多，还有倒贴的。比如天干水涝，投入多，产出少。还得交农业税，提公积金、公益金。这样就入不敷出了。这种年份，只好不提公积金、公益金。再申请免交农业税。争取日均产值能有几分钱，跟一个鸡蛋的价值差来多，或不如。劳动价值超过五角的，全公社、甚至全县都驰名，别人来参观、访问、学习、取经。超过一元的，全世界都找不到。根据一家的总工分，算出这家的总收入，再减去该户所分去的实物总折价，就得出了他家该进钱，还是补钱了。劳弱户，年年补钱，又无钱可补，就逐年累增；补钱户拿不出钱，进钱户就无处可进。直到农业社垮台，也就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家庭开支，除种点小菜卖，主要靠副业。一只上号肥猪能卖四五十元，十只鸡蛋卖五六角、七八角不等。人都吃不饱，何来粮食喂猪和鸡生鹅鸭呢。那时的猪，要喂一周年，才能长到一百多斤。哪里是喂大的嘛，拖大而已。皮吊吊，瘦壳壳，基本上没有板油！而且，当年的毛猪，经常发瘟。一旦猪死，除了吃点瘟猪肉，收入全报销，希望全破灭。连本钱都“打水飘”了，于是雪上再加霜。惨淡经营的家庭副业收入，免强对付盐巴煤油钱。至于清油、猪油，既买不到，也没钱买。炒菜只好干锅烙。人是逼出来的。在困境中，大家总会想办法。比如，炒菜时，锅温不宜太高，用南瓜叶在锅里抹几圈，以此代油。又比如，煮红苕汤时，丢几颗米在锅里，平放一只小碗在锅底。等红苕汤煮熟了，用锅铲轻轻地把碗漏起来——那米全跳到碗里，就是一小碗饭。供陔子吃，大人只吃净红苕。我的两个孩子，就享受了不少这种“优待”——谁说中国人没有发明，这不是“伟大的发明”吗？应该申请吉尼斯记录，向全世界推广，尤其推广到美国去！很难吃炒菜。因为既无油，又无盐，且太浪费。一般是酸菜伴羹羹、苕汤。苕汤伴酸菜，我吃伤了心，因为要倒酸，很难受。现在虽吃红苕，但很少伴酸菜。人人都面带饥色，骨瘦如柴，瓜儿肿胖胖，难得见到红光满面的。像今天这样挺着大腹便便的将军肚，连走路都出气不赢的人，全中国都找不到——当然，伟大领袖除外。生病，就拖，干熬。命长的，拖好，或者拖成慢性病；命短的，见阎王，谁叫你命短呢？好背时，“死了十个当五双”！ 中国有的是人，死得绝吗？用伟人的话说，死了“还可作肥料”！“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很多。其实，“非正常死亡”的，岂止三年啊！除去这三年，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非正常死亡”的“傻脓包”，多如牛毛，无法计数。正如有个右派分子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我母亲就是“拖死”的。虽然活了七十岁，可活得好可怜啊，简直是“活受罪”！至今想起来，我还老泪纵横，心里隐隐作痛！我姨妈是她亲妹妹，已八十多岁了，至今活着。为什么，为什么啊？穿衣，靠国家供应布票，每人每年三尺。当然还得自己准备钱买。当年的布，幅宽大都只有2.4尺，要6尺才能作一条裤子，还往往缺荷包布。苏修攻击我们“两人穿一条裤子”，不是么？所以当年的农民，穿衿衿，挂褛褛。数九寒天，常穿衿衿吊吊的单裤子。上身穿着开花开朵的破棉袄，腰间捆条巴上重巴的烂围腰。有人干脆搓根谷草索索，拴在身上，以此御寒——窘迫至此，还有形像可言，还有面子可讲吗？难以启齿，我相亲，都是借人衣裤，着装出门，去“会亲”的！啧啧……住房，经过大跃进的扫荡，解放前残留下来的瓦房，拆除得差不多了。大部分社员，就蹲当年杜甫蹲过的那种“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又无茅草可盖。巴望着队上分点甘蔗叶子，来盖那低头进、埋头出的“乌龟棚棚”，又往往不够，只得盖薄点。于是，当年杜甫的遭遇，千多年后又再现了：屋外落大雨，屋内落小雨。哪怕半夜三更，人们也必须起来，用大盆小盆、大碗小碗、坛坛罐罐、杯杯盘盘——接漏雨……有个同学叫尤在新，他家茅屋在半山坡上，距水源较远。那年大初一，敬菩萨。点燃钱纸，风一吹，引燃茅屋，倾刻烧光。一家人呼天抢地，大哭不止——本想祈祷神灵，保佑自己，过“幸福生活”；谁知，反惹神怒，引火烧身，招致灾祸！大大的正月初一，遭此厄运，岂不倒霉！我有心援助他们，可自身都难保，拿什么去支援呢。家里没有一分钱，米也极少，最多就是送一背篼红苕。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只是白同情而已。行，全靠走路。再远都得走！挑肥料，担菜卖，送公粮……都靠双腿。那腿，锻炼充分，结实有力！是么？忘了，还得说烧柴。什么都紧张，用我妈的话说，“十股麻线一齐紧”。烧柴，当然不例外。母亲几乎大半生都在捡柴，直到不能捡了！她烧柴，用她的话说“像护脑许一样”。只要锅里的糊糊一开，就小火吊。有人干脆不烧柴了，时不时，在灶里拨弄拨弄，利用余火，锅里的糊糊又沸腾几下。又有人煮红苕，不煮太软，这样既经饿，又省柴。记得那年春荒时节，遭逢天干，更加缺柴，山坡上的草根根都扯光了。名副其实的光天地坝，赤野千里。茅棚寺那株大黄角树，你砍根根，我砍干干，他砍杈杈，今天削点，明天修点。可怜那茁壮繁茂的黄角树，竟惨遭毒手，无疾而终！不久，干脆去内江火车站偷煤，一晚偷一次。单程一二十公里的路，都靠脚走，还用最大的力气，尽可能多的挑回家。谁也不愁艰难和困苦。我虽未去，弟弟去了。起初是晚上，渐渐的，白天也照偷不误。管理者开头干涉制止。后来“盗贼”蜂拥，势如燎原。也就无力阻止，且无心阻止，顺其自然。任凭灾民“行凶作恶”，“随便哄抢”了！中国，从来就是“患天下之不均”。当年那伟大的时代，做到了“为汝均之”。消灭了贫富悬殊，防止了两极分化。终于如愿以赏，干出了前人想干、却没能干成的“惊天伟业”！可惜，事与愿违的是，非但没能“共同富裕”，倒是“共同贫穷”。完全平均，人人一样。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富人，全是穷光蛋。连讨饭都没去处！穷、穷、穷——穷得锅儿当锣打，穷得草木灰都没得，穷得吊颈索都找不到，穷得打光胯，穷得饿死人……其实，都还没有彻底“均之”。要想彻底“均之”，只有将老百姓全部整死，才真正的彻底“均之”、彻底扯平了！因为只有死亡，才人人平等，个个一样！我写这些，是不是在诉苦，攻击当年呢，不然。只不过回忆那苦难的日子，以告诫世人，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也不要过那种“幸福”生活了。鲁迅在《故乡》中，希望后辈“过新的生活”，是他们那代“未曾经过的”。幸亏他死得早，没能活到49年以后。若他经历了我们“已经经过了”的那种“新生活”，他会骂得狗血喷头，抑或愤而气死！当然，他就没有这样的好名声了！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啊，说出来逗人耻笑，也丢人现眼！留恋当年的守旧者，向往毛时代的毛粉们、毛迷们、毛左们，愿意回到当年，过那种你们意淫的“幸福生活”吗？注意，这只是基本生存。还有接连不断、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等着你哩。你就随时准备挨整、甚至被整死吧！再问一次，亲爱同胞们，你们愿意吗？分享：分享到新浪微博分享到腾讯微博分享给朋友.

我到荥经前，朋友们就给我介绍了荥经县的老县长童梓平。拜读了他所著的《反思集》和《修远集》，经过两天多对他的采访，对这个邻家老人般的老县长，产生了由衷的亲切和敬佩。1957年反右运动中，身为副县长的他，被打成极右，竟然在关押中暴打组织中学生“参观右派”的中学校长；下放“劳动改造”中，大饥荒席卷荥经，他下队第一天，眼见队里死了1个社员，马上找到公社书记大吵一顿，为生产队饥民要“救济粮”，并并在自己全家人浮肿、吃野菜、蕨鸡根、藤根、粗糠情况下，说服妻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拿出家中十年积蓄的300元钱，到深山中的单干队买来500斤玉米种，组织社员生产自救。该队102人，全部得以保全性命活下来！这是死人如潮的荥经惨案中，撩动人心的大奇迹！特发出童老的文章，与读者共同感受这惊心动魄！共同感受一个以“守卫良知”，为其当官原则和作人本色的童梓平！我所亲历的荥经惨案童梓平一、写作缘起2005年12月7日，荥经县政协召集有关知情老同志，宣布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征集《荥经文史》第九辑文稿，抢救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历史资料，特别强调征集“五九事件”这一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材料。“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听了之后，既惊喜，又酸楚。越来越开明的社会环境终于尊重事实，敬畏历史，突破禁区，敢于为活活饿死的三万五千多荥经孤魂怨鬼鸣冤叫屈了。对此号召，我当然坚决响应，决定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真情实况秉笔直书，澄清事实真相，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荥经冤死者招魂，为当世者释疑，为后来者立鉴，把那场惨绝人寰的荥经“五九事件”，高高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四十七年的苦水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二、三高五风名词解释：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往，荥经的当权者一直把“五九事件”说成是自然灾害，嫁祸于老天爷。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不可能长久掩盖，随意篡改的，谁继续隐瞒历史谁就是继续犯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九事件”的出现，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积月累形成的。***同志在回忆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到：“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快了点，如农业合作化，一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试点到办高级社又普遍办人民公社，结果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提出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大刮‘共产风’，掀起‘三高五风’的瞎指挥……”五八年，荥经县委少数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丧失理智，变本加厉，左得出奇。县委一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一车一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荥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一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县委副书记庹开云同志奉命挂帅，但对项目根本不作论证，对资源不作调查了解，就盲目上马，大打人海战役，土高炉遍山林立，还搞炖铁炉，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了顶。植被严重破坏，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山。兴师动众一万多人干了将近一年，劳力浪费姑且不说，单是资金就耗费了二十余万元。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县委派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高万寿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一起，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上行下效，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左得更“可爱”。将二十五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听说川农水稻相关人士来看了一眼，扭头就走。1958年8月1日，全县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要求“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并高喊“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荥经县委为了积极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反瞒产私分”，也就是有名的“反右倾、秋后算帐会”。三、反瞒产私分大会在县委大礼堂召开，四周***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罚跪。有的干部打得受不住，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真是兽性大发，惨无人道！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着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他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仍然伤心流泪。特别是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的遭遇更加悲惨，他在会上如实说粮食实际产量达不到计划量，加上缺乏劳力，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收不起来，除留下很少部分种子，口粮外全都交上来了。于是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又斗，夜里罚跪在地上不准睡，派两人一班轮流值班看守。散会时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并说“上交是上交，返销是返销”。为了将功补过，他回去只好昧着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到反违法乱纪时又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法办，送监狱。他在监狱已奄奄一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拖过来连饭一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一个好端端的干部就这样在四面夹击中被活活折磨而死。四、饿殍遍野五九年荥经大约有九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记载活活饿死的有三万五千多人，加上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熬过五九年冬，进入六~年春后陆续死的加在一起，将近全县人口的一半。这些人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忠诚老实精壮的劳力。他们受了中国优良传统美德的熏陶，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抢盗闹，所以情形十分悲惨。我由于从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长期下放到各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所以饿死人的情况就见得多了。现将我所亲历的部分悲惨情景记载如下：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凶。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一个人不知倒毙在这里已几天了，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最严重时真说得上是“饿殍遍野”，路上的死者常常被野狗撕得乱七八糟。不久，狗也绝了，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现在不少荥经人的后代子孙在清明节想祭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无祖可祭。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光。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面对如此惨重的情况，荥经县领导却对外封锁信息，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我当时自感回天无力，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五、偷青吃青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你看那鸡，被杀而未断气时还要摆扑几下，何况人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古人说“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在荥经五九年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对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所以我们说59年是对身体和道德的双消灭，其贻害深远，罄竹难书！有一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偷了一篮嫩玉米，一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你是偷来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还有一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一锅麦子馍馍！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又有一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了野菜，说算是为我送行。因吃了没有去尽煤油的花生油炒的野菜，我伤了胃，患了胃病。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在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一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毙，***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荥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反违法乱纪中都锒铛入狱。1960年5月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农委赵凯为团长的检查团，到荥经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调查，经过两个月，认为荥经不是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党组织内部并把持县委和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决定由公安厅与荥经公安局逮捕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严重罪犯50人，由公安局民警押送集中审讯，交待反省所犯罪行，听候处理。其实责任在上层，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绝大部分也是受害者。六、守卫良知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基根、树皮吊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现存102人，命悬一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一月，定会死掉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苟延残喘。102人的命吊到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一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一个单干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人一个也没有死。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载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十八斤，刚出生的婴儿六斤，增加一岁加一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六十二斤粮，平均每人十二斤四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结果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尾 声“三高五风”造成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死人事件。忠肝义胆的知名人士抱着生命的危险向***进言、劝谏：如赵紫阳向毛报告，基层干部用捆打、搜家、逼农民交粮。如黄炎培写信给毛说：农民缺粮，靠挖野菜和树皮过活。如班禅喇嘛向毛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饿死，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并向毛写了“七万言书”。毛大怒，班禅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毛听后不但不接纳劝谏，还装模作样，用自以为理直气壮的话回答他们，“缺粮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少则缺四个月，多则六个月，我们同农民的矛盾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你们讲什么良心，讲什么仁慈，少讲点为好。”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本应“反左”，由于彭德怀谏诤，把反左变成反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反右倾斗争，死人的闸门大开，造成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冤，五九死人事件。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一千万，全国第一，四川死人荥经比例第一大。荥经死人，中外驰名。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荥经，一方面找一个替罪羊——把荥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荥经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办起肿病医院、孤儿院和养老院进行抢救。否则，荥经人民即使不死绝，至少也要死百分之七八十。孤儿们当时唱的一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一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才逃鬼门关。”五九事件死去的亡灵们：《政协文史》第九辑为你们招魂了。你们不是“自然灾害”天老爷害死的，而是被“人祸”左老爷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