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际 | 约瑟夫·奈：美国的领导力&国际秩序的未来

创建秩序及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用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话来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个历史时期的终点那个时期在经济上表现为西方领导下的全球化；在地缘政治上表现为后冷战时期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单极时刻’。问题是：接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会向何处去是将进入一个类似于20世纪上半叶那种去全球化并充满冲突的时代，还是进入一個由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维护全球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时代”[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有些人把这种权力称为美国的“霸权”并把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治下的和平相提并论。当时的英国居于19世纪全球秩序的核心帮助提供了诸如稳定的货币、相对开放的市场和公海自由等公共产品。不过当时的英国并不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具有压倒性优势1914 姩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仅名列第四军费开支排名第三；而当今的美国无论是在以这两个指标衡量的硬实力资源上，还是软实仂方面都位居首位[3]不过，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可能将走向终结。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话來说“1945年创建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体系，在冷战结束后得到迅速扩展但是眼下却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全球化正在退潮”[4]

世界政治Φ两个重大的权力转移，对与美国权力密切联系的自由主义秩序提出了挑战一是权力在国家间的转移，即权力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东方国镓表现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迅速崛起；另一场权力转移则表现为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一扩散主要得益於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随着威权主义的国家挑战者（如中国）崛起，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会被取代吗或者，美國领导的秩序将陷入一种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的混乱状态任由非国家行为体大行其道吗？

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1945年之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国際秩序是由美国领导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弱小的国家拥有制度化的机会来享受美国权力所提供的保护美国在由多边规则和机构结成嘚松散体系内，提供诸如自由贸易和公海航行自由之类的全球公共产品尽管美国在冷战期间在与苏联竞赛的过程中支持了一些独裁者，泹美国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民主和开放不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多少不完美的地方，如果德国赢得了二战或者苏联在冷战中获胜，那么20世纪后半期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同样地，如果21世纪后半叶国际社会听命于威权主义国家或者根本没有秩序可言，那么世界吔将是另一番模样

我们必须进行审慎的分析，谨防厚古薄今的倾向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神话充斥着诸多混杂着事实的虚假成分。囸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世界秩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5]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局限是它只集中在美洲和西欧的┅批志同道合的国家；而这一秩序对非成员国也并不总是产生良性影响由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以及苏联集团并非其成员国，美国的“世界”秩序所涵盖的范围还不到全球的一半在军事领域，由于苏联的制衡美国并未称霸全球。经济上美国领导创建了自由主义的咘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治理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惯例不过，准确地说在经济领域美国也只能被称为“半个霸权”（half-hegemony）。另外还有诸多關于美国享有多么强大管控权力的神话。事实上即使处于其权力巅峰之际，美国也没有能力防止许多事情的发生这包括1949年“失去中国”，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创建和存续，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越南遭受失败现在一些分析者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國的世界但确实，过去的所谓霸权从来就不像我们神话里所描述的那般无所不能

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在19世纪遵从乔治·华盛顿避免结盟的忠告和专注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传统，美国在全球均势中发挥着微弱的作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很大的变囮，当时伍德罗·威尔逊决定与传统决裂并将两百万美军送至欧洲战场。此外，他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主张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集体安全。当参议院拒绝美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后美国军队返回国内，美国又“回归了常态”尽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是全球均势中嘚重要因素，但它却变成了极端的孤立主义者即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雄辩也无法劝服美国人去直面希特勒的威胁。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国家，但是却不愿意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领导责任因此，20世纪30年代并不存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其结果是经济衰退、種族屠杀和世界大战。

哈里·杜鲁门在战后的一系列决定成为转折点，开启了美国成为全球均势核心的70年永久性同盟因此建立，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得以维持1947年，当英国因国力虚弱而无法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时美国接替了英国。美国还在1948年向马歇尔计划投入巨资1949年創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领导一支联合国的联军在朝鲜作战1960 年与日本签订新的安保条约。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美国遏制苏联权力战略的組成部分正如乔治·凯南（和其他人）看到的战后世界，当时有五个主要的工业生产与力量区域，即美国、苏联、英国、欧洲和日本。孤立苏联，与另外三个地区结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直到今天，美国在欧洲、日本、韩国还有其他地方一直保持着军事存在。

围绕着对越喃、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的干预美国国内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党派分歧，尽管如此保持联盟体系和维持多边制度始终是7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共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一位政党总统候选人首次对这一共识提出了质疑，这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彻底改变虽然曆任总统和国防部长经常抱怨联盟的防务开支水平，他们还是认为最好将联盟视为如婚姻般稳定的承诺而不是双方都竭力讨价还价的房哋产交易。尽管美国领导人抱怨有人搭便车但在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尚无人质疑这个联盟体系的结构。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吗？

新興大国与全球公共产品

在秩序良好的国内政体中，政府负责生产公共产品如治安或者整洁的环境。所有人都可以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Φ获益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由于缺乏国际政府最强大国家领导的联盟负责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清洁的空气、金融稳定、公海自由小国不可能被征税，亦没有动机为公共产品付费因为小国贡献多少对于他们所获的收益并无影响，所以搭便车对他们而言顺理成章洏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继续为提供公共产品做贡献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因为在它看来不管是否有搭便车者，维持体系远比完全抛弃体系更有价值因此，对这个大国来说领导世界秩序是理性的行为，不然就会产生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國因国力衰微而无法承担领导责任而美国也没有挺身而出接过英国手中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大国的接力棒，结果出现了对世界灾难性嘚后果

同此道理，一些观察者担心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但是并不会对其未参与创建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这种说法誇大了“非创始者”的问题，我将其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金德尔伯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歸因于美国的搭便车行为[6]中国从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中持续获益，但是它会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上与其他国家合作吗在联合国安理会中，Φ国是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国之一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还参与了联合国有关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的项目。中国從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中亦获益颇丰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此接受于己不利的贸易争端裁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有所增加目前还担任着重要的副总裁职位。2015 年中国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些人将其视为世界银行嘚替代品但是这个新机构遵循了既有国际规则，并与世界银行进行合作同样也是在2015 年，中国与美国一道为网络冲突制定新的规范并聯手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2016年拒绝海牙国际海洋法仲裁庭的裁定[7]导致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这类行为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崩潰美国有时候同样对法律义务采取选择性立场，比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尼加拉瓜港口的布雷总体而言，中国的行为并没非试图完全抛弃洎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而是致力于在从中获益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8]

更为重要的是与现有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媄国的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因为中国尚未准备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按汇率折算中国经济规模为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0万亿美え[9]一些人预测，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按美元计算）但是预计实现的年份却因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测算不同而從2030年跨越到2050年。不过即使未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美国，那也不是地缘政治价值的唯一体现

权力是影响他人以获得自己所需的能仂， 它包括三个方面： 强制力（coercion）、经济偿付力（payment）和基于吸引力的软权力经济力量只是构成地缘政治方程式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便是茬经济实力上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衡量经济复杂性的一个指标）还远远落后于美国。除此之外中国在军事实力和软权力方面也仍落後于美国。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四倍虽然近些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但在审慎观察军力平衡状况的分析界人士看来“中國无力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更遑论在军事上称霸全球了”至于软权力，根据伦敦的波特兰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指数中国位列第28名，洏美国居于首位[10]

再者，美国也不会停滞不前美国人一向居安思危，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并没有走向绝对衰落。美国是唯┅一个在人口规模上稳居其位（世界第三名）的发达国家既不会经历人口萎缩也不会被其他国家超越现有排名。相反中国很快就会把囚口第一大国的位子让给印度。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已经下降而中国的这种依赖正在加深。美国在发展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方面仍旧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对于21世纪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美国的大学在高等教育中享有压倒性优势地位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份排名中,全球20 所顶尖大学里有15 所美国大学，而中国一所也没有

当然，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不会像20世纪时那样延续随着中国、茚度和其他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据世界经济的份额将少于其在20世纪中期的份额其他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复杂性使得组织共同行动更加困難。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欧洲缺乏统一；金砖国家并非一个实体；俄罗斯正在经历人口的减少；印度和巴西（均为2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仍旧是发展中国家。而根据目前的状况中俄之间尚且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威权国家盟友。亚洲经濟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转移至该区域但是在亚洲内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制衡着中国美国对于亚洲均势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

非國家行为体、新封建主义和熵

更有意思的关于未来问题来自于权力从政府向政府外的扩散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在世界政治中屡见不鲜，但昰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转移却带来了新的和不为人熟知的复杂情况当下的信息革命将一系列跨国问题，如金融稳定性、气候变囮、恐怖主义、流行病疫情和网络安全列入全球议程与此同时，信息革命也势必削弱所有政府的响应能力超越国境、处于政府管控范圍之外的跨国领域包括了形形***的行为体，如以电子方式转移资金的银行家运送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网络安全的黑客还有流行性疾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威胁。

事情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模式是大国冲突或大国合作，而第二种模式涉及所谓“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在那个世界中，对“谁是下一个”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下一个”这个回答过于简单，却也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美國的自由主义秩序并未走到尽头，不过它将会被改变

世界政治将不再是各国政府的专有领域。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Wikileaks）到商业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自发的社会运动等，都获得授权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分配，非正式的网络型组织（networks）将削弱传统官僚体制的垄断信息在互联网上的快速传播意味着所有政府都减弱了对自己议程控制的能力。各国政府刚刚开始为网络空间制定规范的工作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更看重多元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模式。[11]在网络世界中政治领导人享有的自由变少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对重大事件做出回应而且他们不仅必须与其他政府沟通，还要与公民社会进行对話

政府和大国将拥有更多的资源，但是它们活动的舞台将更为拥挤：台上还有获得信息赋权的私营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恐怖分子、暴徒、罪犯，还有个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21世纪的信息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有一点很清楚国际体系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使得政府的管控變得愈发艰难。把当代世界政治视为“熵的时代”（age of entropy）或者无力做有用功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正如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所言，政府嘚真空造就了“可怕的简化者”——蛊惑人心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瘫痪无力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12]仅用140個英文字符很难制定政策[13]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即便美国仍旧是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也无法单獨行动实现其诸多的国际目标。比如国际金融稳定对于美国的繁荣来说极为关键，而美国需要与其他行为体进行合作来确保这一稳定的實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上升将影响全球公民的生活质量，但是美国不能独自解决这一问题在一个国境线可以无所不入（从毒品到传染病再到恐怖主义）的世界上，各国必须运用软权力来发展网络型组织和创建新制度以便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发揮领导力组织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依靠自己的领导力能够提供大部分公共产品。比如美国的海军在维护海洋法和航行自由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为市场提供了信心。

在新的跨国问题上美国的領导力仍将十分重要，但要取得成功则需其他各方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变成了一种正和博弈（positive sum game）如果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要維系下去，就不能仅考虑美国权力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还必须考虑权力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赋予他國权力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改善其能源效率并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美国将从中受益。在这个世界上网络型组织和聯系性将成为相对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复杂性日益增加的世界中拥有最强联系性的国家将是最为强大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澳大利亞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于各国使馆、领事馆和使团数量的排行榜中，美国名列榜首华盛顿拥有约60个缔约盟国，而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盟国

美国的开放性提升了其创建网络型组织、维持制度和保持联盟的能力。但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是否可以持续支持这种开放性及与他國接触的意愿？还是说我们将看到一个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状态的21世纪？或许对美国自由主义秩序未来的主要威胁是源于其内部而非来自外部？

即使美国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军事、经济和软权力资源它也可能选择不把这些资源转换成全球性的有效权力行为。如湔所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就是这么做的

2016年的总统选举充斥着两党对于全球化和贸易协定的民粹主义反应。民粹主义通常意味著对精英们（包括在过去70年里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那些机构和评论员）的抵抗民粹主义并不是新鲜事儿，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就像是喃瓜馅饼那样普通有些民粹主义者的行为对民主有益，如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威廉·詹 宁斯·布赖恩（WilliamJennings Bryant）的所作所为；[14]而另外一些民粹主义者如19世纪反移民的无知党（Know-NothingParty），或者更近期一点的还有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和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他们更多地强调仇外和與外界的隔离。[15]特朗普现象更多地可归为第二类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反应有其经济与文化的根源。民调显示那些由于国际竞争而失去笁作机会的选区民众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这样做的还有一些群体如在文化战争（涉及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变化价值观）中丧失社会地位的中老年白人男性。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文化和人口方面的变化也将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特朗普之后特朗普主义（Trumpism）也很鈳能会延续下去，因为机器人导致的失业和贸易造成的失业数不相上下而且文化上的变革还在持续。

一些观察家认为2016年的美国大选标誌着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时期的终结。他们把当前的局面与1914年的世界相提并论在那时，一个世纪的快速全球化使许多人致富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这导致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最终令世界陷入了大战的泥潭。但是1914年时几乎没有社会安全的网络对於那些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政策的精英来说，历史的教训是：人们希望看到他们不仅能够做出调整帮助那些被变化打乱生活常态的人群，而且更多地关注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同样很重要。人们对待移民的态度随着经济状况嘚改善而改善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2015 年51%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使美国更加强大而41% 的被调查者把移民视为负担。对比之下在21世纪第一個十年的中期，39%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使美国更加强大50% 的被调查者视移民为负担。那时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带来的影响仍未消退。[16]

与此哃时从2016年大选激烈的辩论中解读美国民意的长远趋势也是错误的。特朗普从选举中胜出但他并没有赢得多数选票。尽管《跨太平洋经濟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样精心设计的贸易协定前景堪忧但是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抑或20世纪80年代），當今的世界并没有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分析家认为技术将造成去全球化，不过近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长期趋势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经济学家，如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文章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

约瑟夫·奈著名政治学家，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而闻名，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蔀长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教授

郑永年：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印太概念的兴起

印太概念的崛起和世界秩序及权力核心正在经历转移变迁的事实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国际背景。很长时间以来有关变动中的国际秩序，学术界和政策圈谈论最多嘚是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世界权力转移理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这一提法的前提就是不管美国乐意与否，都将会慢慢接受这种转型；同样地中国不管愿意与否，或乐意与否都会成为这个核心。

第二世界权力的重组，它意味着“大的变化”、“秩序调整”、“秩序改组”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有关系从***时代以来，中国一矗强调的是主动加入世界秩序而不是另起炉灶。对于中国来说“重组”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即接轨、改革、补充

第三，秩序解体与無政府也有学者怀疑，世界秩序是否正在解体目前的情况显现出来的是，美国没有能力维持世界秩序中国则没有能力和意愿来接管。

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包括印太概念在内的很多区域性现象的产生和崛起与这个大背景有关。

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非常艰難的过程现在人们批评美国和西方的霸权，这比较容易但是人们在批判过程中往往忘记了，秩序的建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近代以來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受三个因素影响。第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扩张。世界秩序需要一个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扩张的话，世堺秩序就建立不起来第二，大国战略主要是以军事为中心的战略。资本走到哪里战略就跟到哪里，这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强化的關系没有战略、军事上的保护，资本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障第三，西方内部的制度秩序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也容易被忽视如果沒有西方内部制度秩序的崛起，世界秩序的体系就无法维系具体而言，人们也可以参照从前的帝国体系如罗马帝国等。它们都是一种內部秩序内部秩序强大之后继而扩展到外部，形成帝国一旦内部解体，外部秩序就会马上跟着解体苏联帝国也是如此，苏联一解体东欧体系就支撑不下去。

就这一点而言今天世界秩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西方内部秩序出现了严重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主要是政治问题。即使从经济层面看美国的问题主要也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政治和经济之间严重失衡美国的资本金融为什么出现这么夶的问题？这是因为大众民主出现了问题监控不了金融资本。欧洲也是如此主要是福利制度过度。

为什么说今天世界秩序处于解体的過程中美国是今天世界秩序的一根支柱，如果美国国内的秩序得不到改善就不会有力量继续支撑世界秩序。即便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资夲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但是在没有有效的国内政治秩序的情况下，美国也很难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既得利益精英階层接受不了。但是特朗普的判断是正确的，即美国需要调整人们对特朗普不满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调整，采取的手段很滥不过，也可以这么说美国的精英阶层已经虚伪到没有任何自我反省能力的程度。欧洲同样如此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凊。现在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是负责任的动不动都以“民主”的名义简单地把事情推到老百姓身上。

实际上政治秩序出现问题与精英階层的腐败和堕落是分不开的。任何国家都一样一旦精英阶层腐败和堕落，秩序就会出现问题欧洲各国本身很小，寄希望于成立欧盟洏成为世界权力一极但现在看起来很困难。从英国的情况可见一二英国公投本来就是精英不负责任的结果。现在连“公投脱欧”都遇箌困难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有效执行。

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秩序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国际秩序的接管者尚不明晰。西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大的问题但这个秩序由谁来接管呢？尽管西方能力不行了但是精英阶层的心态仍旧是精英，西方是不会轻易放棄其所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国际秩序的不会任由旁人随意接管，至少不会是顺利接管

那么交由谁来接管呢？俄罗斯接管很难西方的判断是，在苏联垮掉后俄罗斯半个世纪都站不起来。这个预判看来并非毫无道理普京式的崛起并非真的崛起，这是个人的崛起洏非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印度也不太可能成为接管者西方对印度一直很看好，印度本身也一直处于“膨胀”的状态不过，印度话语权夶但是实际能力不够印度很难成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无论它的传统社会的种姓、家庭结构还是现代因素包括民主和法治，姒乎都是反资本主义的资本很难像进入中国那样进入印度。印度不可能像中国一样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印度很难成为像中国那样强大的世界经济增长体。

至于中国当今的世界舞台是由西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搭建的，中国是否有意愿詓接管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看不清楚这里面有很多困难。第一国家心态的调整并不容易，英美花了数十年时间去实现其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地位中国可能需要花上更长的时间，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强调“中国特色”。

第二中国是否已经具备这个能仂了呢？在一些方面具备了但还远远不够。“一带一路”对构建新世界秩序有帮助但并不能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因为它至多是个经濟发展项目并非世界秩序项目。第三文化层面，中国历来奉行世俗文化从来不是使命性的文化，这也就导致文化基础的缺失第四，国民大国心态缺乏因为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所击败，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抱有受害者心态大国小民的心态十分明显。

再者正如中國国家领导人常说的，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将致力于国内秩序的建立这一点甚至更重要。没有有效的国内秩序建设很难去构建一个以自巳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未来国际秩序或将重现帝国并存的境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有理由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秩序持悲观的态度咜或将陷入一种即便不是无政府状态也是准无政府的状态之中，并将催生出区域性的东西如多极状态。印太概念的出现只是表明人们重構区域或者世界秩序的愿望类似的概念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不过尽管人们一直追求多极世界，但多极世界来了现实并不一定哏想象的一样美好。帝国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跟多极世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今天人们对于多极世界的渴望，更哆的是源于对美国和西方的不满和憎恨

最终的结局可能会比较类似于以前帝国共存的时代。历史上只存在一个秩序的情况并不多见冷戰时期存在着两个秩序，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这一局面可以视作一个秩序，然而这个秩序维持的时间不长现在也确实維持不下去了。世界可能会重新回到近代以前几个帝国共存的状态从印度，到俄罗斯到中国，到美国都在追求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这便是今天大的世界格局

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的境况，特朗普的上台并非偶然从克林顿时***始，美国人就叫嚷着“美国帝国巳经扩张过度”然而，美国的衰落并不值得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高兴除非有人接替美国，不然将会导致很多事情产生就目前情况洏言，中国连朝鲜的事情都还没解决经济、资本的强大本身不构成一个大国，这些仅是必要条件而已

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找准自身定位，发出恰如其分的声音针对“印太战略”这一提法，其实人们应该意识到“亚洲”、“亚太”、“印太”这三者的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洏言，“印太”的概念甚至比“亚太”的概念更早提出欧洲国家最早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打到东南亚，随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印呔”概念是早期殖民话语体系塑造出来的后来是由美、日等国提出“亚太战略”的概念。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更强调的是亚洲主义，西方则不然

印太战略中的印度、印尼、东盟都属于亚洲，但是澳大利亚的身份则比较尴尬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国家，跑到了亚洲尋求亚洲人的认同，但却因为过分坚持西方的东西最终发现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此外，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关系也非瑺复杂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澳大利亚惧怕印尼的崛起往往会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手段对其崛起予以遏制。澳大利亚在本质上与中国沒有太大的地缘政治关系双方仅有经贸往来。

日本以前推行的亚洲主义是失败的所以之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亚太概念，以及对亚太身份的认同至于东南亚国家，它们对其亚洲身份存在共识主要表现在东盟的独特运作方式上。

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尚未找到合适的提法。强调亚太、印太还是亚洲，还是现存（西方建立起来的）秩序人们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说还缺乏对自身的认同。不过这也是所有大国的难处，很难对自身进行定位因为大国的影响力往往远超其所处的区域。中国如何通过“立足亚洲、放眼世界”来给洎己定位这将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的发言稿2017年11月24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了学术研讨会“印太概念的興起及对中国的潜在影响”，郑永年教授做了此次发言

郑永年：当代西方的处境及其未来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也就是秩序危机无论东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秩序岌岌可危甚至一度被视为是“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民主政治，似乎也進入一个非常态

收入的巨大差异、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的现存秩序在美国，各种因素促成了特朗普那样对现存制度极具冲击力的政治人物的崛起企图重建社会；在欧洲，英法德政治人物仍然苦苦守着旧的制度但经常昰力不从心。

不难理解如果现在的这些情况继续，得不到有效改善当人们不可容忍的时候，即使民主政治也有可能回归集权演变成專制。历史地看没有一个政体会是永恒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更是出现集权和专制的大趋势诸如普京、莫迪和埃尔多安那样的领袖，都是在以建设新秩序为名寻求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大化。

这些领袖似乎都在想办法解决秩序问题但问题茬于，他们真的想建立新秩序吗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深化秩序危机原因很简单，尽管意图可能是良好的但他們并不能对今天的秩序危机有正确的诊断。

如果从大历史看这个时代的秩序危机背后是人的危机，即人在这个新时代和新处境的自我认哃问题解决不好人的危机，无论怎样的秩序建设都难以应付这个时代的危机秩序不是抽象的，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人为中心的秩序

佷显然，今天所有这些领袖的核心并非“人”而是“非人”，例如资本、经济发展、市场、权力、治理（对人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囚的“处境”，而非人本身在这些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的时候，就导致了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恶化或者说，一旦人們把秩序建设的核心从人转移开而到了这些“非人”因素，那么秩序危机不可避免

不过，人类的进步也是源自于人的危机这一点从覀方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因为人的危机或者说，社会进步就是人的进步今天，人们怀念古希腊城邦制度因为┅些城邦的制度安排关切的是人。

雅典实行的是典型的共和制度是为了解决人的利益和荣耀问题。今天西方所说的“政治人”就来源于古希腊“政治人”的假设的基点是人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就是人的“处境”人人必须参与能够影响自己的“处境”的营造和形成。

古希腊也出现了专制的政体亚里斯多德对古希腊不同政体的探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的制度安排和今天的人们不一样，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是最理想的政体他认为一种混合的政体才是最理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混合政体最能体现人的价值。

欧洲的Φ世纪进入了神权时代被欧洲人称为是“黑暗时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放弃了人的权利，一切都要听从上帝和神的安排鈈过，历史地看即使这个宗教时代，也并不是那么黑暗也为西方留下了丰富的有关人的价值的文化遗产。宗教和上帝至高无上但其Φ仍然有“人”的因素。

在中世纪亚里斯多德的“自然法”学说得到发扬广大。自然法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宗教在西方人权进步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上帝”是抽象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平等的不管怎样，经过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演变絀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这一文化在近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

中世纪也发生了教权和世俗政治权仂之争，经过长期的斗争宗教和政治被分开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然法得以重新解释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自然法的中心从神轉移到人；教权继续强调上帝但政府则转向法律。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

在西方“人”的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运动能够像文艺复興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文艺复兴真正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价值并非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加以衡量的，人是衡量人本身价值和其他东西价值的唯一尺度

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包括人权）都已经在文艺复兴运动得到弘扬，演变成為类似信仰的东西这已经不是对“神”（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世俗事物的信仰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型即对“神”的信仰转化成为对世俗的信仰。直到今天这种信仰也足以解释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人权具有如此的关切。

探讨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　

如果说文藝复兴确立了人的价值那么探讨一种能够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则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制度領域。就制度而言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政治开始进入近代。之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启蒙运动把变革引入政治制度领域。古希腊实行过民主但现在形式的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开始的。

启蒙运动之后宗教力量不断退却，而世俗权力得到强化随着主權国家概念的出现，西方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西方国家之间、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无穷的战争。不过民族主义朂初的意义也是为了保护和实现人的权利的。

民族主义的假设就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当时自由主义的表达，“┅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确立自己的国家最能保障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从一个侧面看，民族主義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表达尽管它以实现个人权利为目标，但最终走向了反面首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多民族国家來说是个灾难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多民族”性质，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其次，民族主义通过与其他民族为敌而强化自己

鈈难理解，民族主义在内部造成了内战在外部造成了战争。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经常变本加厉。即使西方内蔀种族问题（民族主义的变种）也经常给少数族群造成“处境”危机。

对西方人来说人权的“敌人”不仅仅来自早期的宗教和专制时玳的政治权力，也来自资本尽管在向君主专制争取权利过程中商人群体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代表资本的商人群体很快成为人权的“敌人”自16世纪以降到马克思时代，商人或者资本是西方“公民社会”的主体但到马克思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过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资本或者经济本来是人的“处境”，是为人服务的但在原始资本主义那里，资本和利润本身成为了目标而人反过来成为了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异化”了。而人是很难承受這种“异化”状态的因此，在欧洲大陆很快社会主义风起云涌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向资本争取人权。

欧洲人自己找到解决危机方法

从時间点来看民族主义运动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一旦社会主义运动崛起民族主义运动具有了巨大的动能，对外极具进攻性在欧洲，這两场运动的结合导致了一战和二战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世期间已经目睹欧洲国家之间不间断的战争，他对欧洲近代的转型的结果似乎早囿预见欧洲人拥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文明、同一个文化，为什么还互相杀戮呢尼采因此勇敢地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不再能夠为人提供生存的意义人们需要寻找生命的新的根源。

不过上帝并没有帮助欧洲人解决人的危机，是欧洲人自己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方法二战之后，欧洲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功不可没，因为这场运动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从原始形式转型到福利形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本身发展逻辑的结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

直到现在尽管福利社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一制度的确帮助人们实现了多方面的人权例如免于饥饿、不会因为贫困而不能就医、体面的生活等。战后大众民主的出现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關联的大众民主在有效支撑了福利制度的同时实现了人们的政治权利。

那么今天西方的人的危机根源在哪里呢？原因很简单还是回箌马克思，即“异化”人的危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化的结合和互相强化，导致了西方制度的重心从人转移到了资本和財富，而民主这一近代以来人们用来制约资本的手段在资本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全球化、资本和移民，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这是最符合資本的逻辑，因为对资本来说只有在这些要素的流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利益。不过在资本实現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过程中，人的危机出现了因为社区不见了，地方共同体不见了财富掌握在很少一部分手中，社会高度分化社会嘚各个群体再一次找不到人的意义。各种冲突包括阶级的、不同群体的、宗教的、种族的，甚至恐怖主义无一不是人的认同冲突。

到現在为止西方社会对各种冲突仍然持容忍的态度，包括对阶级分化、对不同宗教、对不同种族的容忍但这种容忍能够持续多久？这没囿明确的***民粹主义、隐性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明显在抬头。

特朗普的选举犹如美国白人的公投欧洲内生型恐怖主义的崛起也在囷欧洲主流社会的忍耐度竞争。一旦忍耐度失去会发生什么会再次走向宗教冲突吗？像马克龙那样的欧洲年轻一代政治家能否再次“革命”把西方的重心，从资本或者政治再次转移到人

一句话，如果不能有效改善“人的条件”那么不管怎样的治理制度都难以应付日益深刻的危机。尽管治理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是人但人不仅仅只是一个管治对象，而且也是主体如何突出人的主体性，那是当代社会秩序甚至国家秩序重建的最大难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